平日里一些不太起眼的角色,有时候会借一件事突然和你构成联系,使你哭笑不得。 他们以清洁工楼管员的身份在你身边潜伏。多数情况下,你最多向他们送去一缕无意的目光。每个清晨,走廊和楼道在她的扫帚下油光锃亮,目光顺着帚把上爬,最后出现的便是她一头黑白相间的头发,稀稀疏疏,没有一点光泽。这一瞬间,敬畏与感动像一根粗皮绳,拧住了我整个身体。因为她的勤快奉献,我们获得了洁净的生活环境。
这样的感觉,如果没有意外,会一直持续到我毕业和离开这栋宿舍楼。但事实是,窥一斑没有见全豹,眼睛所捕捉到的画面,并未涵盖真实的全部。
那天清早七点多,超林送一张活动宣传的红纸和一份材料到我寝室,昏昏欲睡之际,不愿起床开门,我叫他放在门口。八点醒来,起身开门,发现空空如也,地上湿漉漉,刚被打扫过的痕迹。我猜想是被她盲目的扫帚席卷而去,于是下楼找到她,以谦和的语气向她询问,她说是什么东西,我说是一张折叠的红纸,上面写了字。见她拄着扫帚,轻声哦了一声,“我扫掉了。”听她轻声细语,没有半点在意,我却忍不住叹一声,“哎呀,那是有用的,你怎么给扫了?”我顿时觉得语气重了点,有点后悔,心想如果她表示道歉,我就小事化了,和颜悦色对她说没关系,不计较什么。但事与愿违,只见她火气上窜,脸色一沉,抛出一句我无法接驾的话:“我又不识字,关我什么事!”我被她这句突如其来的话堵住了,不识字这时成了她光荣的借口,我想要是再接茬下去,倒是我无地自容了。
没有料想,一直以来对她的敬重动容之感,竟在此次小事件中大打了折扣。
楼下的楼管,两个三十多岁的女人,一位脸若核桃,神色凝然;一个粗腰圆脸,体态丰硕。因为常有碰面,偶尔她们会投来善意的微笑,甚至对我肆无忌惮的歌声给出过颇大的赞誉。我们到楼管室提水,有时忘了带桶下来,就签下宿舍名和欠桶两字,“740”就成了我在她们眼里的一个代名词。
我和她们间淡如止水的关系也在一次事件中出现了浑浊。
那天,共青电视台为了做一个与玉树地震有关的专题节目,计划在我们宿舍楼采几个镜头,表现一下学生对地震的关注情况。这个专题小王负责采景,我写稿。前天傍晚小王提着机子过来,我领着小王上楼,却被楼管拒之门外。她给出的理由是:没有领导批准,记者不得进宿舍采访。
她铁青着脸说:“出了事我担待不起。”
小王懂她的意思,就解释说:“我们仅仅是就玉树地震采访两个学生,就几个镜头,不会有负面报道,这你大可放心。”
只见她脸一拉,“这可说不清,出了事领导怪罪我。”
我跟她解释半天,她一脸板正,横竖不放进。一个微小的“官职”这时显示出了它的威严,平时你看见她以服务者和管理者的身份出现,今天才发现遗漏了最重要的一项:她还是这个地盘的主人。
采访无法进行,我们窘着脸,悻悻地走开,商量对策。我唾弃着学校的破规矩,却也逐渐明白和理解了这一类被压在社会权利底层的角色,他们谨言慎行,步履蹒跚,唯恐一失足而丢了饭碗。一直以为那些人只存在于文革时期,现在终于知道他们如同不起眼的蚊子,无处不在。这让我想起上个礼拜的一次经历,我们就某大道拆迁和施工情况,采访一位国土局不大不小的官员,结果他咕哝半天,一句话都不敢说。
第二天上午,换了另一位楼管值班,她坐在桌前,两眼一束,在报纸上的各种新闻间移动。我心想,就免了找领导开证明的麻烦事,带着小王偷偷“溜”了上去。后来悲剧一再降临,因为宿舍湿气重,摄像机受潮,画面模糊,采访只能搁浅。
中午上楼,经过楼管室,她把我叫住。一脸怨气,怒目相向。
“上午你是不是把那个记者带上楼了?”瞪大的双眼,似有火星在冒。
我想是有人向她做了“汇报”,既如此,我也不做隐瞒,果断点了点头。她问我当时她在不在,我说在。这时她怒火高涨,直欲拍案而起:
“在?我在你还把他带上去?昨天不是交代过,这是不允许的!”
我直言快语,“你自己没看到,拦住不就上不去了?”
接着她愤怒地抛下一句话,使得整个下午我的耳边都像有一个复读机在重复,她说:
“没看到?你把我当死人?!”
对话就这样中止了,和那位拄着扫帚的老人一样,她用一句话堵住了我的全部去路。
一个普通的生活场景发生凝固,她的话如同一块石头,沉甸甸地压了过来。粗听过去,愤怒之中传递着对她忽视的埋怨,因为这导致了她工作中的一个疏漏。细一推想,她在无意识中却提到了哲学上有关存在的问题。她从我的角度反观她自己:带记者上楼,却不向她“禀告”,使她蒙在鼓里,这导致了她一段时间的“不存在”,她在这样的逆向思维的攫获中感到备受欺辱,愤怒不堪。
而我却突然爽朗起来,仿佛自己获得了极大的尊重:我竟然在某一瞬间成了她存在与否的依据。
隐蔽的勇气
这座1956年从荒凉中拔出头的小城,历史薄得只有几页纸,稀稀落落的居民分散在几户稀稀落落的民房里。如火如荼的建设、报道与国家领导来访,丝毫没有影响到城市居民的性格及他们生活习性的走向。炫目的日光下,是他们默默踟蹰的脚步、疏落而安静的背影。
甚至连它过去辉煌的建筑,都学会了隐蔽。像历史的舞台剧,悄然谢幕。我所就读的学校,有一栋水蓝色的大礼堂和两栋红楼,据说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曾是本地标志性的建筑,用来举办一些政治性的会议和活动。1975年,一部叫做《决裂》的电影,在此取景拍摄。后来,礼堂改成食堂。我来的那一年,它已是一间堆放杂物的房子,之后又变成跳健美操的场地。因为一些莫名的情感驱使,每次从它身旁经过,我都忍不住抬头翘望它,斑驳的山墙,类似于徽州马头墙的形式,上面甚至还留有文革十年间特有的符号和标语。
谁还关注这几栋普普通通房子的过去?周围早已高楼成群,它们隐蔽在樟树和马尾松的阴影下,和这座城市的名声切断了联系。
三年来,我不断地在小城的大街小巷、乡舍田畴间行走。惊奇地发现,这座城市竟没有一个奔跑的身影。在热闹的商业街或阒静的小巷,总能邂逅一张张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孔,他们或是用二轮板车推着甘蔗甜饼徐徐地行走,或是自行车头绑一束扎满冰糖葫芦的稻草团,立于路边,翻着报纸闲聊。但总有一点,他们从不叫卖,风一般从你身边刮过,不管你看没看见。他们并没有什么高贵独特的生存哲学,他们只是在安静而认真地生活,不追赶什么,但也不想被生活追赶。
步行街有一间简陋而典雅的画室,显赫的门联,从我第一次经过时就把我紧紧拽住:花香不在多,室雅何须大。这句话既是画室的灵魂,也是画家心志的展现。画室紧锁,透过落地窗,可以窥探到墙上四周琳琅满目的画作,左边是一副临摹唐伯虎的山水画,中间是一副巨幅装裱好的梅花,旁边有一幅字,大概是某位书法家给他的题词。从这些雍容多姿的画作中,我暗自揣度这画家的形象。必定是长发飘飘,须髯深深。后来我跟画家有过一面之缘,竟与想象错位,他年龄在五十五岁上下,个子矮小,衣着简朴,普普通通,与众人无异。我和他有过数小时的攀谈,但他浓重的湖北音使他的意思到达我的耳朵时发生了严重扭曲,以至于过半的话我都没有听懂,但我理解了他在山水画创作上奋斗探索的艰辛和他深入浅出的生活。他要用华美的绘画来弥补画室的简陋与心灵的缺失。
[ 2 ] 之后,我再没有见过他。每次经过那个画室,我总要停下往里打量,结果除了门把上的那把绣锁,我还发现:墙上的画又换了一批。
我时常去注意小城最容易被忽视的部分,那些隐蔽的人与事远比小城外在的洁净与秩序带给我的触动要多。我不时去触摸这些真实却隐形的存在,和那些陌生而可爱的小贩交谈,或者讨价还价,深入他们,有时你会觉得,在那虚假的价格之中还藏有一种隐蔽的真实。
隐蔽需要一种极大的勇气,对于弱冠之年的我,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它暗合了历史与生活的本质。真正在热闹中叱咤风云的只是少数人,大部分人在追逐和争夺中慢慢地将自己丧失,如同一具肉身被抽调了灵魂。勇气在于你要在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浪涛中镇定自若,在于你要眼观他人珍鲜满桌狼吞虎咽的时候自己独饮一杯羹,在于你要拒绝风起云涌追名逐利而居住于自己孤独的内心。
一对花甲之年的老人向我证明了这种勇气。
1993年他们从江苏迁徙到共青城,因为种种原因,在共青城又辗转几处住所,一直到2002年,他们一直是捡破烂或打零工为生,穷困拮据,勉以生存。后来又回到家乡江苏,因为丧失了土地,儿女又已成家各自打工在外,勉勉强强过了六年,2008年再次返迁共青城,在城郊鄱阳湖畔一个池塘边租了一间破旧简陋的黄泥屋,用仅有的一点积蓄陆续购买了几头四川毛羊,开始了放羊为生的生活。两年的时间,羊的数量渐增,形成了五十头羊的巨大群体。他们的生活是一天的无限复制,除了一只15瓦的白炽灯,没有电视收音机等任何家电。刚够放下一张床的卧室,风来门窗晃荡,雨来檐梁入注。一间低矮的灶房,梁木黧黑,破洞为窗。一根从房梁垂悬而下的麻绳,系着三只板鸭四条咸鱼,这是逢年过节时他们对自己仅有的犒赏。
他们的生活游离在风云变幻的社会之外,没有日历的生活,外界的事情他们一无所知,对于年份的模糊迫使他们只能使用“今年”“去年”“过去”“大概某某年”等等字眼。这不是所谓的迟暮之美,他们不承认迟暮,只承认自己的双手,甚至拒绝儿女的千里来访与探访。他们只说:房子小,住不下。他们的工作在鄱阳湖畔的草野林间展开,除了购买必要的生活用品,他们很少进城,清瘦的脚步始终追随着羊群,羊群的四蹄只向青草迈开。脚踏青青草,头顶蓝蓝天。他们暴露在亘古不变的日光之下,却隐蔽在经久不息的世俗之外。对我来说需要勇气的隐蔽,已成了他们唯一的生活方式。
老人叫做张大乐,他妻子对我们说:“他一辈子都没有快乐过。”
我的心在刹那间微微一缩,却又迅即从老人的表情中领悟:这只是一句戏谑的玩笑。这是他们对自己生活故意的调侃,是快乐知足的调侃,没有一丝无奈。
我转身问老人:“你快乐吗?”
他侧过头,瞅了瞅那一群适意悠闲的羊,微笑说道:“羊快乐,我就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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