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裹挟下的精神蜕变 ――商品经济时代的文学与文化 文学和文化的状况,不仅仅是社会实践的直接反映,更是一个时代的精神状况的曲折表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面对文学商品化和文化产业化,面对影视和图像对文学的冲击,面对各种新兴媒介的出现,年轻一代已经本能地在市场中､网络上做出了自己的反应,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新的文学和文化问题,比如大话经典､“恶搞”时尚､“80后”现象､中产阶级趣味､“草根文化”符号……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我们对文学和文化的阐释方法是否也应该相应地调整?我们如何有效地把握和评价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和文化现象?希望几位学者在这里提出的问题,能够引起文学界､学术界关注,进而将对话和讨论引向深入｡
一､需求､欲望和解放的幻觉
20世纪90年代初期(1992年或1993年),是我们讨论当代文化与精神状况的分水岭｡十几年来,当代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巨大变化有目共睹,但隐藏在这种社会现实变化背后人的精神状态､价值观念和文化形态的变化,一直处于一种暧昧不明的状态｡这种暧昧状态的根源在于,传统宏观意识形态的微观化､分子化与日常生活化,导致价值判断中简单二元对立(善恶､美丑､真假､苦乐､爱恨)尺度的失效,以至于我们已经无法按照传统意识形态批判的思维来解释现实｡
我们正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为什么写得差､唱得差的能够畅销､流行?为什么低俗的压倒了高雅的?为什么戏剧斗不过小品､电影斗不过电视剧､文字斗不过图像?为什么“恶搞”语言广受欢迎?为什么粗鄙化风格成了时尚?这些呈现出来的事实究竟有没有意义?它与欲望和解放的关系是什么?文艺创作领域的改朝换代(70后､80后､90后)是否能赶上商品更新换代的速度?那些打着“底层”､“平民”名义的符号生产,与真正的正义话语有什么区别?面对一切以文化的名义而生产的商品,我们是否具备足够的判断力和批判武器?我们还有没有能力将微观意识形态问题从经济活动和日常实践中分辨出来?用所谓“犬儒主义”这一概念能否概括当代精神状况?如何阐释这一系列新问题的意义?
意义不是真理｡真理无需争辩和解释,而意义是在阐释中呈现出来的｡一个客观事实的存在是否有意义,很大程度取决于我们如何阐释､能否发现它的意义｡因为我们陈述事实的语言是有限的,有时候甚至是陈腐的,因此需要重新阐释｡世界呈现给我们的许多事实,之所以常常被视为无意义,是因为阐释的单一化､简单化囚禁了“意义”本身｡面对新的问题,我们必须重新开始学习说话｡
我们可以认为当代复杂暧昧的精神状态,是个人行为空间和行动自由度扩大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欲望或者快感的实现,也的确是“解放”的重要标尺｡但这种“行为自由”是可疑的,这种“空间”是虚幻的｡因为支配行动自由的,既可以是能够自控的理性精神,也可以是无法控制的精神分裂症｡在当代日常生活意识形态中,当物质诱惑和消费快感支配下的“行为自由”,与理性知识和思想自由脱节的时候,“欲望”就成了主体,“快感”就成了意义｡恢复主体意识,是20世纪初和20世纪80年代启蒙思潮的主要目标｡当代“欲望主体”的诞生,宣告了传统启蒙方法的失效｡当“需求――意义”理论的解释捉襟见肘､无能为力的时候,“欲望――快感”理论就来到了前台｡
近十几年来,中国社会开始由传统的“生产――需求”体系进入现代的“消费――欲望”体系｡传统农业文明是典型的生产体系,计划经济是它的现代翻版｡“生产――需求”体系是有结构的,一种中心确定的结构,或者一种“父权制”式的权力结构｡而“消费――欲望”体系本质上是没有结构的,或者说一种“弑父”状态下的混乱结构｡正是后面这种混乱结构给我们一种“解放”的错觉｡消费狂欢和欲望膨胀,培养了大量的物质发烧友和“恋物癖”,整个社会都像一个饕餮之徒,像一个“庞大古埃”｡相反,精神已经萎缩成“侏儒”状态｡我们所做的与我们所想的还有没有关系?或者我们只做不想?
问题的关键在于,没有人认为自己是处于“蒙蔽”(传统启蒙理性的对象)状态,所有的人都出奇地“清醒”｡他们无需启蒙,他们在“快感”中完成了自我启蒙,他们都是一部宏大的欲望和快感“蒙学丛书”的作者,身体和对身体的幻觉(想象)就是他们的书写工具,再加上现代科技的支持,书写的节奏越来越快｡于是,被物质和传媒挑逗起来的欲望和被自我启蒙(想像和幻觉)了的快感,既是手段也是目的｡由于“快感”和“欲望”的非历史性,决定了其行为自由是一种假相,其肉体解放是一种幻觉｡
二､快感问题及其分类
欲望是个体无法控制的心理黑洞,精神分析学认为它长期处于一种匮乏状态｡快感是对这种匮乏的回报,否则,实现欲望的行动就难以为继｡快感给予的回报支撑着“行动”,压倒了“思维”,并打着感官解放的名义大行其道｡在此,对存在进行追问的超感官领域被抛弃｡这是一个生命的“肉化”过程,或者说一个主体的客体化过程｡
1.我知道斗酒､打麻将､赌博不好,但就是控制不住｡我们已经被一种毁坏的逻辑,或者说“成瘾”的逻辑所控制,时间和历史的理性规划在此失效｡因为这种有害行为中包含了瞬间的快感､违反的快感､毁灭的快感｡快感因此战胜了意义｡健康主体向病态主体转移,是一种自杀欲望支配下的“反意义快感”｡
2.我知道电视上的连续剧､娱乐节目的“恶搞”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我就是喜欢看｡我知道武打小说､言情小说､“青春写作”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我就是喜欢看｡这些东西指向的不是“美学”价值,而是“逗乐子”｡以欲望的“低俗化”､身体化为代价,民间的“逗乐子文化”摆脱了高雅文化的“美学”诡计(因为其中经常被偷偷夹带意识形态的私货)｡因此,审美主体向快感主体转移,是一种隐秘“恋污癖”欲望支配下的“反审美快感”｡
3.我们知道那个作恶多端的强人不是我喜欢的人,但我们被他的强力和“坏”所吸引,被他的反现代人格的“卡理斯玛”(恶棍人格)所吸引,所以我们依然崇拜他,甚至暗恋他,在暗恋之中享受一种受虐的快感｡他就是我们想像自身的一个伟大的幻象,是我们卑微的人格的一种“完形”形式｡他就是我们的妄想和幻觉,把自己交给自己的妄想和幻觉,并因此得到满足和安全｡爱的主体向受虐主体转移,是一种受虐欲望支配下的“反人格快感”｡
4.我知道贪污､腐败､包二奶､倚强凌弱都是不好的事情,但我就是忍不住｡我甚至还要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认为“清教徒”式的道德主体会阻碍个人的创造力和社会进步｡凡是干这些事情的人都不是因为需求的匮乏,同样是被个人欲望所操纵｡在干这些事情的过程中,他们得到了一种对禁忌“违反”的快感｡道德主体向欲望主体转移,是一种犯禁欲望支配下的“反道德快感”｡
5.我发现了财富分配的不公正,知道城乡贫富分化的现状,并发现了一种谎言无处不在的话语系统,但我觉得我的沉默和超脱比这更重要､更真实,并因为自己侥幸不在其中而获得一种变态的快感｡这已经接近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平庸的邪恶”了｡公民主体向臣民主体转移,是一种在寻求安全欲望支配下的“反正义快感”｡
在“欲望主体”的支配下,为了为“快感主体”辩护,所有价值准则都可以被解构:诚实是不诚实的极端形式,真理是谬误的极端形式,道德是放荡的极端形式,爱是恨的极端形式,爱情是性欲的极端形式｡一切界限都消失了,个人欲望或者快感的获取,成了评价的惟一标准｡在一个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两者都不自足､界限极其混乱的局面下,个人快感(自由)的标准,挪移到社会评价中;社会批判(关怀)的标准,挪移到个人评价中｡大家都愤世嫉俗,同时悠然自得｡这种双重错位导致我们的评判标准的双重混乱｡在欲望和肉体快感的支撑下,上述各种反向价值选择,正是“贱文化”兴起的根源｡
三､贱文化的人格学和风格学
今天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当时流行的“酷风格”和“个人英雄主义”人格已经消失｡“贱文化”已经成了一种时尚｡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我们面对的不是人格意义上的“贱”,而是一种风格学意义上的,或者说“美学”､“符号学”意义上的“贱”｡我们面对的每一个人似乎都很高雅､很理性､很自尊,很绅士,但他一张嘴表达,话语风格学层面的“贱”就出来了｡道德批判在这里几乎完全失效｡
把“贱风格”视为草根文化､平民美学的一种表现形态,并从政治公共领域的角度大加赞赏,完全是误解｡这种误解单一地从身份的角度理解“贱”的含义,忽略了精神现象及其发生学视角｡“贱”的本意是价格低,引申为身份低下(无位曰贱),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司马迁说:“(蔺)相如素贱人”,都是说他们的身份低下和贫贱,并没有说他们“犯贱”,更没有说他们的精神和人格低下,隐含的意思是:身份可以贱,精神和人格不能贱｡可见,身份意义上的“贱”与精神和人格意义上的“贱”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越王勾践是资格最老的“贱人”之一,他当众品尝吴王夫差的大便｡韩信也是一位老牌“贱人”,他当众钻别人的胯裆｡这两个人的身份都不低贱,却在历史上留下了著名的“贱行”案底｡我们知道,他俩都是在假装“贱人”,为的是给敌人制造烟幕弹｡所谓“大丈夫能屈能伸”,为了更高的理想,不惜牺牲自己的人格,让自己犯贱受辱,并借此积蓄更大的复仇能量,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摆脱“贱”的地位｡他们的“贱行”背后,隐藏的是一种“英雄人格”和政治家的谋略,其“贱人格”只是一种假相｡
当强力还存在,但敌人已经消失的时候,“贱人格”的出现就有了可能性,并从战争或者政治领域,进入了日常意识形态领域｡在日常行为中,“贱人格”有两种基本类型:第一种是被动型贱人,首先是对强力的屈服与和解,然后是对和解的否定性自虐;和解是公开的,自虐是隐蔽的｡面对人格的丧失,自虐成了一种个人隐秘的救赎仪式｡宫廷奴才多属这一类型,因为这一类人面对的不是敌人,而是身份意义上的主子｡第二种是主动型贱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与权势和解,自愿放弃人格和尊严,并能够从另一个角度获得快感和回报,比如经济利益｡请注意,“犯贱”人格没有自虐,只有快感｡《金瓶梅》中的应伯爵属于这种人格的典型,这一类人面对的也不是敌人,而是利益上的主子｡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犯贱”｡
人格学意义上的“犯贱”所关注的问题,不是本体意义上“我到底是谁?”所引起的焦虑,而是政治身份意义上“我应该在哪里?”引起的焦虑｡因此,“贱人格”隐含着一种微妙的权力争斗,就是出让部分人格和尊严,并从中赎买一部分权力,以期达到跟对象平起平坐的效果｡从社会学意义上看,这一微观权力争斗的目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但从个体身体形态角度(行为､表情､姿态等)看,其精神秘密就暴露无遗｡因此,“犯贱”是通过行动表现出的身体姿态(包括语用学意义上的语言系统)体现出来的｡道德批判的目的,就是试图纠正这种姿态,中国传统的礼仪也是要实现这一目的｡当“贱”不表现为行动,而是一种话语形态和风格学问题的时候,也就没有什么行为可以纠正的了｡
从“贱人格”向“贱风格”的转移,首先是将问题变成一种行动缺失的话语游戏｡肉体的秘密因此隐藏起来了｡风格是一种不被人所知的肉体秘密(人格隐藏到了符号内部)｡它是一种在实践意义上的潜伏状态的东西｡但它常常通过叙事学和符号学表现出来｡这样,“贱人格”才转化为“贱风格”这样一个“美学”问题或“符号学”问题｡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王朔和王小波等人对其小说中人物形象,一开始就进行了“贱化”的处理｡从创作的角度看,他们用这种感官化､欲望化了的人物行动,抵御那种抽象虚假的“英雄人格”,从而产生了批判意义｡从阅读角度看,他们笔下的人物,实现了读者试图“犯贱”的隐秘欲望,在阅读和想像中“犯贱”,并因此享受到一种“受虐”的快感,同时逃避了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审判｡“下半身”､“垃圾派”诗歌,也是在用一种肉体化的“犯贱”语言,用一种“污秽叙事”作为武器,对语言洁癖导致的道德禁锢进行解构｡支撑这一类创作的背后,还隐含着某种“个人英雄主义”的残余｡
新世纪以来,情况急转直下｡“贱”已经不是工具,而变得越来越自足了｡“贱语言”与意义合而为一,成为一个风格学问题,甚至带有思潮性质｡网络论坛的恶搞语言､以木子美为代表的网络日记､芙蓉姐姐在各种虚拟场所的表演､周星驰的无厘头､大话经典､电视娱乐节目中的恶搞､“康熙来了”､“性爱学分”､“快乐大本营”､礼品店里的“软胶粪便”､手机短信和黄色笑话,等等｡人们在“贱风格”中获得了快感,在嬉笑中获得了“升华”､在想像中完成了批判､在符号的掩护下获得了安全｡至于东亚地区流行文化对中国大陆的影响及其形态的异同,这里不展开分析,但在“贱文化”这一点上,它们一拍即合｡
从需求转向欲望――从欲望转向快感――从快感转向行动(贱人格)――从行动转向符号生产(贱风格),主体终于完成了单向度的客体化(感官化､肉化､贱化､狂欢化)过程｡这种转移速度之快､局面之乱,导致了阐释的无力和失效｡有海外华裔学者用“当代犬儒主义”概念描述今天的精神状况｡“当代犬儒主义”由于被物质操纵,被欲望困扰,被快感诱惑,被权力压抑,人格处于一种分裂状态｡这种分裂状态前面已经进行了详细描述,并且避免了“犬儒主义”概念的含混性｡这一概念之所以含混乃至无效,一是“当代犬儒主义”的人格分裂症无法靠“犬儒主义”概念本身来阐释｡二是“犬儒主义”这一概念及其演化的复杂性和欧化色彩,中国人感到隔膜,从而削弱了文化批评的效果｡三是“当代犬儒主义”概念带有单向审判的色彩,既掩盖了文化中欲望､快感､“贱风格”的深层病理机制,也将批评者自身置之度外｡谁能置之度外?正如周星驰所说:“谁是贱人?这里都是贱人｡”面对新的问题,面对老概念和话语陷阱,文化――文学批评确实必须重新开始学习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