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岁末，被太多的感动沉浸，新的一年，我想活在希望里，不再流泪。 如许多的感动之后，除了觉得自己应该做一个好人之外，却怕再被感动，总觉得有一种苦楚难以面对，仿佛一个举重运动员，去举一个终究要被压垮的重量――无奈总是让人悲观。光阴的脚步刚刚跨入新的一年，在一个叫赵秀花的女孩面前，泪水仍然悄悄濡湿了眼角。
感动的叙述已经艰难，艰难的沉重总是让人下意识地沉默。藏起了悲欢，藏起了言语，就是怕说出了心碎，就是怕觉察到无力。可在这个从未表达自己的小女孩面前，在这个只将爱化作行动、只用行动挽救的小女孩面前，应该有一种表达――表达我们的感动，表达我们的羞愧。
然后，哭也可以，行动也可以。
这个叫赵秀花的女孩，只有十二岁，父亲智障，母亲患有精神病。女孩七岁起即撑起家庭生活重担。去年2月，九岁的弟弟患上了肾功能衰竭综合征。女孩在卖掉家里一切能卖钱的东西后，带着弟弟走上求医之路，先后二十次往返长沙，许多路程，都是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
多少孤苦无依，说不出来，因为以后也许还得靠她这样去走;多少风餐露宿，不想说了，因为以后也许还得靠她这样去过。在这个小女孩面前，有多少感动就有多少羞愧。
我不知道，一个父亲智障、母亲患有精神病的家庭，其基本生活保障从何而来。这个家庭的孩子，既缺乏家庭的保障，又缺乏社会的救助，其境遇的悲情是不是双重的?一个十二岁的女孩，既担负起对自己的责任，又担负起对家庭的责任，其力量是不是双重的?
一个孩子在患重病之后，没有任何的保障，这是不是我们医疗保障体系的羞愧?而由一个最柔弱的肩膀来承担只有全社会才能承担的救助责任，这是不是社会救助体系的羞愧?当一个小女孩在竭尽自己所能之后，举着“天下好心人，请救我弟弟一命!”的牌子，牵着弟弟走在漫漫的求医路上，有一种力量让我们羞愧难当。
不知道这个小女孩将如何去看待这个世界，她把弟弟揣在了胸口，而我们却让她独自行走在她难以经受的风雨里。
当她与弟弟忍饥挨饿之时，当她流浪于城市的广场，在寒夜流着泪抚摸弟弟胀痛的肚皮，让他入睡，当她用自己的身体温暖着幼小的弟弟，所有社会应该承担起的责任，所有可以呵护她的人们，是不是都已睡着?
这世界总有一些东西让你悲从中来，忍不住，躲不掉；这世界总有一些东西让你无怨无悔，站定了，挺直了。
我们现在大多数所谓的“感动”，总是只满足于事后的发掘，而不是事前的保障与当时的救助。当我们面对这个小女孩时，我总在想，天底下是不是还有这样的遭遇在生成?天底下是不是还有这样的孩子在承担?而我们是不是现在就应该掮住沉重的闸门，放他们到轻松快乐的地方去?当这个小女孩用乞讨实现她对弟弟的救助时，我觉得我们许多袖手旁观的理由，社会体系中视而不见的理由，都已失去了重量。
有多少感动就有多少羞愧，因为我们感动于别人所承担的，恰恰是我们没有去做，或者说恰恰是社会的缺陷所在。
小女孩救弟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她的邻居以及社会许多好心人的救助，在女孩最难忘的记忆中，就有“一位阿姨”曾在他们饿了三天后的困境中，拿出了四个橘子和一个苹果给他们吃，并给了他们二百元钱。新闻见报后，我们的读者也在自发地捐款捐物，我们惟一希望的，是这个社会所有责任的承担，所有爱心的付出，能形成一个强大的合力，让所有的缺陷不再留下缝隙。
选自《潇湘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