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分流”之后：“加州学派”的二十年
二十年前，一批在美国加州不同大学中讲授中国社会经济史的中年学者，先后出版了几本专著，对当时国际经济史坛的主流理论和观点进行了质疑和批判，并提出了新的见解。这些学者后来被称为“加州学派”，他们的见解集中体现在彭慕然（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中，因此“大分流”理论也就成为“加州学派”的新见的代表。这些新见提出后，迅速引起国际学坛的注意，在赞同和反对这些看法的学者之间出现了热烈的争论。这个持续至今的大争论，从开始时主要针对中国和西欧的比较经济史的讨论，演变为题材广泛、涉及全球的跨地区、跨时代、跨学科的国际大论争，在国际学术发展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
二0一0年，在关于大分流的论争开展十周年之际，著名经济史学家欧布莱恩（Patrick O’Brien）发表长文“Ten Years of Debate on the Origins of the Great Divergence between the Economies of Europe and China during the Era of Mercantilism and Industrialization”，随后经济学家罗斯基（Thomas G.Rawsk）、布兰特（Loren Brandt）和马德斌（Debin Ma）也撰文“From Divergence to Convergence：Reevaluating the History Behind China’s Economic Boom”（二0一二年提交国际会议，二0一四年正式发表），对过去十年的论争进行了总结，并对以“大分流”为代表的“加州学派”的观点与研究方法进行了评论。到了今天，又是八年过去了。在经历了多年的争论之后，“加州学派”的学者们近来在“大分流”的研究方面有什么进展呢？这是诸多学者都关心的问题。
自“大分流”理论提出后，“加州学派”学者一直没有停止过对以往工作的反思和对新领域、新方法的探讨。对于在争论中受到的质疑与批评，他们都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借以改进自己的研究。在二0一五年八月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澎湃新闻专访了前来参会的彭慕然。彭慕然坦承先前研究的局限性，并表示正在完善“大分流”理论。作为这个反思和探讨的一个结果，在《大分流》出版十年后，“加州学派”主要成员又推出了几部有分量的著作，包括李伯重《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一八二0年华亭-娄县地区GDP研究》（二0一0）、王国斌与罗森塔尔（Jean-Laurent Rosenthal）合著Before and Beyond Divergence：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Change in China and Europe（二0一一）、李中清与梁晨等合著《无声的革命》（二0一三）等，都从不同的方面，使用不同的方法，選取不同的重点，对于“大分流”讨论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是“加州学派”学者在二0一0年以后进行的努力所获得的新成果。二李的书，中文读者都可以看到，而王国斌和罗森塔尔的书，因未译为中文，因此中文读者尚未能阅读。直至今日，方由四川大学周琳教授译为中文，名为《大分流之外：中国与欧洲经济演变的政治》。
《大分流之外》在一些重要方面对于先前的“大分流”理论进行了反思和修正，在研究对象、范围和内容方面，都大大超出了《大分流》。《大分流》强调进行比较研究要重视比较的单位，把英格兰和中国的长江三角洲作为比较对象;《大分流之外》也重视比较的单位，但把欧洲和中国作为比较对象，英格兰只作为这个比较中的一个特例。《大分流》一书以及先前的“大分流”讨论所涉及的时间范围，都是近代早期（一六00至一九00），特别是公元一八00年前后，而《大分流之外》认为中国和欧洲的大分流要早得多，是公元一000年左右。
通过对以往“大分流”理论的修正，《大分流之外》为欧洲和中国不同的经济变迁模式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作者指出，欧洲和亚洲在公元一000至一五00年的一个重大差别，是欧洲存在众多相互竞争的国家，而亚洲则只存在中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其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力在本地区都无与伦比。这种状况，对于欧洲和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的演变都具有巨大的作用。尽管在中国和欧洲的历史上，统一与分裂曾交替出现，但是中国始终沿袭统一帝国的模式，而欧洲却经历了更多的分裂。旷日持久的战争使欧洲陷于贫穷，但这些冲突与竞争却在无意之中催生了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方式。相反，中国在长期的和平和统一中孕育了一个大规模的市场，并从劳动分工中获益。欧洲直到一七五0年之后，资本密集型的机器生产才显露出一些优势。在此之前，清代朝廷的经济发展理念乃是全世界各个地区的共识，即重农、薄赋、不干预国内贸易。因此，在以往的中西比较史方面，许多传统的观点缺乏充分的历史依据。
本书在方法论上也有创新。作者提出了若干可以被检验的命题或观点，以便后来的研究者对此进行证实、证伪或质疑。他们对以往解释“欧洲为什么成功，中国为什么失败”的传统观点进行了回顾和分析，否定了一些观点，肯定了另一些观点，将其置于一个更大的解释框架之内，与价格理论、政治经济理论配合使用，以进行深入的分析。因此，与传统的研究相比，本书的研究方法能够更加透彻地讨论“欧洲为什么成功，中国为什么失败”的问题，并得出更具说服力的结论。这充分表明：经济学理论与对中国和欧洲历史的专业知识相结合，能够产生更好的经济史研究。
此外，本书的两位作者分别是中国史研究和欧洲史研究的专家，同时又都受过良好的经济学和历史学的训练，所以他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眼光，以共同的视野和问题意识来进行研究，识别具有可比性的历史过程，并进行细致严谨的比较。
那么，《大分流之外》对先前“大分流”理论的修正，是否“推翻”了“加州学派”的基本认识框架呢？答案是没有。彭慕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加州学派”的特点做了如下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