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代人的幸福指数 “精神”一词语出《庄子》。庄子认为：“精神四达并流，无所不极，上际于天，下蟠于地，化育万物”(《庄子・刻意》)，而远离躁动的虚静是精神完满之本：“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本，而道德之至。”
德国教育家洪堡说：“教育的真正成绩应该在于它使学生有可能、或者说它迫使学生在他一生当中有一段时间完全献身于不含任何目的的科学，从而也就是献身于他个人道德和思想上的完善。”
可见中西思想家都强调教育精神的非功利性和精神的道德完善性。
但今天，肉身沉重而灵魂轻飘，似乎只要肉身安定了，让灵魂飘逝也无所谓。我们可以从俄国女作家拉祖莫斯卡娅的著名戏剧《青春禁忌游戏》中感受到精神信仰危机问题：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四个即将毕业的高中生到老师家为她庆祝生日。他们唱起了生日歌并带来了生日礼物和祝福。然而当几个孩子表明了他们真实目的――考试成绩很差而想拿到老师手中的保险柜钥匙调换试卷。女教师在震惊中加以拒绝，明白了自己所信仰的教育已经完全失败，孩子们可以撕下面具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为了彻底从精神上击垮老师，学生们开始了丑陋的表演：喝酒、甩东西、嘲笑真理和良心、讥讽女教师的处境，男学生竟然当着女教师的面假装强暴女学生。女教师的精神防线崩溃了，她意识到整个俄罗斯教育其实培养的是一群自私自利的小市民，在这场搏斗中她唯一凭借的是人类的起码良知，可是这太单薄了。为了阻止强暴女学生，她交出了钥匙并把自己锁进了卧室。老师的悲伤欲绝使其他的三个孩子突然醒悟，他们把钥匙挂在了女教师的卧室门口。天亮了，他们发现女教师已经吊死在卧室中。这一悲剧震撼人心!
当代人在物质逐渐丰富提升中，对生活幸福感受的指数却下降了不少。可以说文化和教育中虚无主义和拜金主义问题是世界性的。可以说，当代教育的症候、精神的无所依、价值的漂泊感和金钱至上主义，是因为现代性在强调金钱、速度和时间的同时，抛弃了人类赖以生存诗意大地和精神拯救维度所致。那么，如何重新回到精神重构的新理性，回到原初生命源头大地之上，进人意义世界寻觅向本源靠拢的可能性?这已经成为全人类的普遍问题与未来使命。
道德沦丧的原因也许不在于那些基本的道德自然律泯灭了，而在于在现代性的规约下，这些道德律被抽象成为一整套高高在上的命令，失去了人们可以直接感受的那种鲜活感，最终成为一种能带来直接经济或社会利益的虚伪表演，当代人对道德的不信任可能很大程度上源于此。我们应恢复道德作为人心灵自我净化的功能，唤醒的是人类善良的天性，摈弃说教式的道德，回归到日常感受性的底线道德，抛开成文的律令，增加人与人直接交流的机会，减少中间环节，重建公共的空间，将使得当代人随着城市变化、空间变化和心理变化而过上一种有道德的生活，在强调精神价值的合法性中，厘清消费主义的弊端，开始正视并增加自我生命的幸福指数。
二 极简生活主义pk消费主义
韩国金京一教授在《孔子死，国家兴》一书中有一资料：近年来，在韩、中、日三国曾有一份民意调查，问“东方的儒教文明，能成为现代世界普遍指导理念吗?”在被调查者中，回答说儒学文明是现代指导理念的，韩国占90％；中国占22％；日本占63％。这一份民意调查，意味深长，中国知识界应该警醒。
如今全球化问题被许多人误读和争论，在许多人心目中，现代化就等于西化和全球化。这样世界上就只有一种现代化模式，只有一种全球化模式，全球化就是全盘西方化。可是他们没有想过：为什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要对工具理性进行批判?为什么在工业文明的黄金时代的梭罗会远离尘嚣静静地写《瓦尔登湖》，为什么米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在美国社会引起那么大的共鸣?
中国的消费主义者在拿来主义进行了一个世纪以后，传统编码被消解的时候，人们还能做什么呢?在我看来，一个民族，她的文化就是她存在于世界的意义，在中西交流中我们拿来太多而输出太少，以至于今天横亘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笔巨大的中西交流的“文化赤字”。希腊俄尔菲神庙上铭刻着一句神谕：认识你自己。面对历史我扪心自问，我们对于自己处身的文化究竟了解多少?世界对于中国又了解多少?中华文明在世界的形象究竟是怎样的?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穿越种种迷障和幻影，恢复被误读和遗忘的文明以本来面貌?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国再也不能像灰姑娘一样等待西方来发现来表述。我赞成赛义德的观点：我们能够也必须自我发现和自我表述。
面对消费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我们应提倡具有文化生态意义的简单生活方式和简单消费的方式。消费主义“身体”扩张与全球同质化潜在逻辑，使中国的消费主义日渐明显。有识之士张扬绿色生态生活方式：现代化或现代生活不是高楼、汽车、病毒、荒漠、沙尘暴，真正的优质生活不需要太多人工的雕饰和超过需要的物质炫耀。如今西方许多人已经认识到“拼命生产、拼命消费”生存方式的弊端，中产阶级中更悄然兴起了“简单生活”一把家搬到乡村，自钉木板房，不使用过多电器，挣有限的“薪水”，充分享受大自然中的空气、阳光。社会学家认为：这种返璞归真、回归自然、“少就是多”(less ismore)的“简单生活”，在21世纪它必将成为一种普遍的风气。也许，简单的生活，简单的消费，也就是像托尔斯泰晚年素朴的生活可能会重新呈现出魅力。
事实上，人对外界空间的无尽征服，使人变得越来越渺小。今天英国科学家告诉大家，地球环境在恶化，在百年左右海平面将升高而使沿海城市淹没，而南极冰层的最终消融，其破坏一方面将使冰川下深冻的数百万年前仍然存活的瘟疫病菌随洋流传播，人类对这种病菌没有任何免疫力；另一方面，南北极的冰层融化后，海平面将升高七十米，这意味着沿海国家的日本将在沉海，威尼斯将在海底，世界很多海边城市都将被淹，人类上万年的富饶的平川都将沉在海底。如果扩大城市和过度消费自然资源，增加温室效应，未来世界将并不美妙。因此，人类的未来应该是东西方所共同来思考的未来，也是在东西方对话中生出新世界蓝图的未来。
三 听从媒体还是遵从精神?
文化媒体帝国主义正在制造当今世界新的一元话语――全球化话语。全球资本主义化中的跨国媒体问题。全球资本主义即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扩张。新的传媒技术加速“跨国化”的过程，但也使得其他新的传媒形式产生，这些只能以跨国化的对立面，即民族主义／大众特色这一极来定义。知识分子可以用传媒来传播自己的思想，同这个平台进行充分有效的合作(罗素、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哈贝马斯、德里达等同传媒都成功地多次合作)。如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曾经同出版商、报人、广播电台打交道一样，在后现代社会知识分子除了在大学讲堂上讲授思想学术，还可以接受电视采访、在各种媒体讲演，在网络解答网友的问题，甚至在数据 库中成为今日大学远程教育的良师。
当代媒体在权力话语中同时也可能具有平民化、圆桌会议化、多元多种声音化特征。这种形式提供了一种新的民主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有赖于网络文化自身的理性和节制，以及网络法规的健全。网络民主内涵意味着文化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独断声音的消失，而使对话主义、多边主义、多音对话成为常态。这对于文化制度的创新，无疑是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上层文化和底层文化从来都是多重联系的，从来都是不可割断的。底层的民间文化往往有刚健清新的东西，上层文化也有油滑和暮气沉沉的东西。两者只有在不断摩擦、砥砺、整合中对自我加以扬弃。
传媒发生着巨大变化，电影、电视，电脑、多媒体、网络正在各领域加速改变着文化的创造和接收内涵，传统信息播撒方式正在边缘化。关于读图和文字的重要性，学术界争论不休。如果进一步贬损文字的价值，未来世界可能读图将战胜读文。读图是人类史前时期文字未诞生以前的原始图画开始的，有了文字以后人类得以将自己的心灵奥秘储存在文字密码中。但是在后现代图像时代，人们开始对文字的功能持怀疑态度。问题的焦点在于“图文并茂”是以图为主还是以文字为主?有人从文字方面来分析杜牧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认为二十八字几乎是废话，如果用画面来表现的话只需要第一镜头“清明节”，第二个镜头“雨纷纷”，第三个镜头“问牧童”，最后是“杏花村”。后来摄像师说不需要十二个字，只需要四个字“节”、“雨”、“童”、“村”。他认为这证明了图像大于文字、高于文字、精于文字。
我不同意这种过分片面的看法。确乎如此，诸如台湾蔡志忠等已经用漫画来解读经典如《论语》《道德经》等。但孔子在陈蔡挨饿可以画叙事图景，而《论语》中最重要的观念“仁者爱人”怎么画呢?老子《道德经》五千言最重要的一句话“反者道之动”又怎么画呢?蔡志忠画漫画只能在孔子的嘴边拉出一个符码，里面套上文字“仁者爱人”。应该说，图像是丰满的表象，文字是深刻的灵魂，图像是原生的存在，文字是内拓性的超存在。文字和图像应该互动互补。知识分子之所以叫知识分子，在于操持了书面语，但是在流行语汇盛行的时代书面语中心的位置逐渐让位于口语。而今天的口语底线难保，口语行将败给图像。一大批号称引领世界潮流的知识分子精英分子，家在何处?路在何方?今后的路该怎么走?如果出现这样的文化变迁的话，当代中国艺术又该怎么表达?
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告诉我们，如果是把西方变成人类最终解答我们的困境的一个可靠根基的话，那就大错了。未来的文化不再是全球化，不再是西化，也不再是所谓的美国化，而只可能是人类化和世界化。在美国波普艺术的影响下，整个世界的当代艺术在变迁中离开了自己的根基而变得轻飘。但文化艺术的重量，最终是在于人的本质的重量。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浊者无法变清，清者容易变浊。“凡圣在一念之间”。在心念的一刹那间，在修为和反修为的一瞬间，艺术家就选定了自己艺术价值的命和运。我们在大众消费时代和传媒时代，仍然倡导遵从精神的高度和价值的深度，只有这样，人类才会走在精神生态的大道上。
四艺术使人重返精神生态
在本世纪五十、六十年代兴起的后工业社会所带来的后现代文化，使西方“现代性”遭到置疑。随着人类知识的空前膨胀，科技的霸权和扩张导致了现代性合法化危机。这一状况反过来深刻地规范着人类的心理机制和行为模式，导致一种反文化、反美学、反文学的极端倾向。生命的意义和艺术的深度同时消失，消费意识的渗透使自然与人类意识这两个领域日益商品化，进而，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界限逐渐模糊。
对这种自现代主义文化以来的文化危机，这种被诗人称为“人不再去度过幽美的心灵生活，人失去精神上的古典与超越的力量，人只是猛奔在物欲世界中的一头文明的野兽”的现象，不仅西方的思想家注意到了，东方的思想艺术家也已体察到了。哲人们为了救赎几近窒息的心灵，解放被榨取殆尽的生命，开出的药方竟众口一词：以艺术之气韵给生命以血性，以艺术之意境提升人生的境界，使之摆脱物欲，重返精神家园。
于是，艺术灵性成为诗人哲人追求的目标。正唯此，海德格尔要人们转变向外求索的欲望，凝神静思，体会诗哲的灵魂时感受着的愁绪，使自己成为趋近诗思的人。这种强调诗意的倾听和本质直观的方式，就是以有限的生命把握人生意义和价值。只有尽心澄情，才能存神见道。这一观点对西方艺术美学影响重大，其后阿多诺、布洛赫、马尔库塞都相当重视通过人的感性审美生成去解救人们被遮蔽的心性。
人过分追逐外在目的，往往不期然地使自己沦为可怜的“手段”。同样，人在过分注意于“语言游戏”时会遭遇到思维路断、言语道绝的困境。其实，中国哲人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老子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庄子“象罔得珠”，都反映出生命心性本体的整个过程之中，在“在欲除利”的返归本心的心灵“还原”道路上。说到底，人仅六尺之躯，近百年之寿命，纵有家财万贯，不过日食三餐；纵有广厦千间，不过夜眠一榻；纵有惊天伟业，死后不过盛一尺之匣。那么，何以时时狂傲欺世并“只有功名忘不了”?!外在的“名利”二字使多少人忘其本性而身败名裂，又为世间添多少征战杀伐。
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把人格完成于音乐中看得非常重，可见艺术对人的意义非同小可。两千多年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提出“以美育代宗教”，把人格的完成和宗教全身心的震撼联系到一起。现代人被无穷的格局所区隔，这些格局就是学位、职称、票子、房子、车子乃至于无尽的消费主义欲望和无限扩张的企图。这些被区隔的东西之总和被称为“modem”，现代是在综合性思维之后出现的很重要的区分性思维，即把各种学科乃至整体分类化、细微化、精细化，以表现出自己不同于他人的区分性。
当我们在无限膨胀我们的区隔和欲望时，身体开始造反，吁请生命复归生态和谐状态。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书画对人生修为和人格完成有诸多可为之处。我们看到徐悲鸿的《奔马图》就会由衷地升起一种天行健自强不息的正气。事实上，当代艺术有很多的邪气、歪气、病气、惰气，却缺少浩然正气。所以我提出艺术创作和欣赏应该“守正创新，正大气象”。
在书法上同样如此，当我们读《兰亭序》时，就会想起春和景明之时，王羲之等42人在曲水流觞中拿一支笔管、一张素签，轻轻地行云流水般写下去，写出了一片天机的《兰亭序》。当前书法的形式主义风气甚嚣尘上，其实，书法不仅仅是形式。仅举一例可明之：大书法家于右任公寓门口总有几个小男孩撒尿，他生气地拿毛笔竖写了六个字“不可随处小便”。刚贴上就被一个于字的狂热爱好者揭下来，贴在自己家中请朋友观赏，大家感到这样的内容挂在堂屋有失大雅。一个文人帮他将书法剪后重 新装裱成：“小处不可随便”。可见书法离开了经世大义就不再是书法了。
从王朔开始，国骂的小说比比皆是，梨花诗也比比皆是，但是至今未看到一幅国骂书法。书法在其他艺术文化虚无主义的时候，坚持保存中国古代文化精粹，并在现实生活中成为经典文化的当代审美表现―书法保持了中国传统中已经消失了的那份记忆，即集体无意识和它的文化碎片。
可以说，关心人的心性超越、灵魂安顿，以达到精神的自由解放的维度，在哲性诗学家那里是独有见地的。中国美学和中国艺术(诗文、书法、绘画、金石、音乐)重视性灵、气韵、意境、神形、讲求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注重凝神寂照，澄怀味道，游目周览，俯仰自得，创造出的艺境泊然无染，空灵幽渺。哲性诗学相当重视艺术对灵魂的提升功效。因为美和艺术把未来的理想先行带人历史现实，艺术积淀着人类远古无意识，并从一个更高的存在(道)出发，召唤人们进入审美境界，从纯审美中规范现实向纯存在转换。
以艺术之清泉洗涤世俗之尘埃，在宁静的蕴涵中包孕着对人生和世界的一往情深，既超出现实又诗意地返回人生，这就是人与艺术精神的内在契合，也是人重获精神生态的本真写照。
五 中国文化在全球化中的边缘化
我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传统书画艺术依存于纸寿千年，可是这样伟大悠久的艺术，可是至今没有一幅作品拍卖到1亿美元；而只有五百年历史的现代性欧洲崛起后，欧洲架上油画使中国纸介书画日益边缘化；1945年后，美国变成执世界牛耳者，美国在文化上不可能和有三千年文明的东方抗衡，在油画上也不能和500年的欧洲抗衡，美国只有三百年历史，所以策划了后现代艺术的全球化，即行为艺术、概念艺术、装置艺术、现成品艺术等。短短200年的美国后现代绘画将五百年的欧洲油画和三千年的中国纸介书画边缘化了。中国的一些画家开始向西方全面抄行为艺术之类，创造了一些让人恶心的“西方的丑学”作品，像岳敏君的作品拍了4200万。但是这次美国金融危机敲了一个警钟，这种文化危机、生存危机、价值危机、生活方式危机的“危机共振”，说明美国梦终于破灭了!不难看到，那些西化式的、概念式的行为艺术、达达艺术终于从几千万价格跌为三百万――西方现代后现代艺术的泡沫自我戳穿了!
中国人太谦虚了，中国人在文化自卑主义、文化失败主义的思潮中，过分仰仗西方他者而丧失了自己身份。一些现代后现代艺术追捧西方，最终在自我文化创意上遭遇冲突，进而导致文化基本共识的丧失和民族自信消失。一些全盘西化者太让位、太虚无，认为西方文化的普世性无可置疑。这倒真正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症候了：为什么美国行为艺术如此被中国同行青睐?为什么他们乐此不疲地用亵渎身体来亵渎艺术?从这一点看，目前的人文教育面对艺术消亡的空前危险，同时面对艺术境界沦落而力不从心!
中国文化和艺术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是“东亚汉字文化圈”国家的重要文化地基。1945年二战后美国提出“去中国化”，首先要求日本“去中国化”，日本在长达半个世纪废除了汉字，最后发现使用不方便才恢复了1800个汉字。其后美国要求韩国、朝鲜废除汉字，当时韩国以写中文为高雅，结果韩国和朝鲜废除了汉字，连书法都用韩语的拼音。之后新加坡、越南、中国台湾的汉字使用也受到影响。曾经中国台湾中小学课本古代诗、词、文比重占70％，后来变为60％。中国台湾的学者对许嘉璐副委员长说，他们发现大陆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学课本当中的古诗、词和文仅占全部内容的30％。这值得我们深思。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太过“现代”了，现代汉语、现代文学、现代美术、现代音乐、现代书法等，却忽略了传统经典的传承续接和守正创新。汉字在一次次的简化过程中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
从更深层次看，我们提出的人文问题实际上是中国和谐文化问题，表征为“三和”文明：在家是和睦，在社会是和谐，在国际是和平。欧洲现代性奉行的是“三争”文明：在个人是竞争，在集体是斗争，在国家是战争。美国则提出“三片”文化产业：看的是大片，吃的是薯片，用的是芯片。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国的“三和”文明中的人文教育变得空前重要。人文教育中东西方互动很不自觉，西方仍是强大的输出国，中国还是被动的接受国。现在西方出现新的生态文明，他们从中华文明中吸收了新鲜内容，就是做减法。英国提出“慢生活主义”，春天工作、夏天避暑、秋天郊游、冬天过圣诞；德国提出“极简生活主义”；美国1997年提出“拆大坝行为”这种国际文化的东方情绪，值得我们关注。
六 中国文艺复兴是人类第二次文艺复兴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被美国人教会了对文化“无深度理解”或者“浅度理解”。CCTV春节晚会不需要大型交响乐曲或钢琴协奏曲大提琴协奏曲，而小沈阳或二人转就可以把14亿中国人搞得惶惶然不知所终，使每一个人都好似在浅表上滑行，在小丑般的快乐中获得春节的大联欢。世界上其他国家很难见到民族的精神会餐是这样糟糕的垃圾食品。
什么是人文?人文本质上是领悟自身、穿透自身，不为世俗生活表面现象所左右的一种精神感召和感悟：乾隆下江南，站在金山寺让方丈数长江中有多少艘船。方丈惠林和尚说只有两艘，一艘为名，一艘为利；倪云林在52岁时把家产散尽后浪迹天涯，他的画作荡尽俗气，具有穿透力；左宗棠经历了一次穿透和自我超越――他天天监督造房，招致建筑工人厌烦，工人说，我修的房子从来没垮过，但我修的房子经常易主。左宗棠突然醒悟，锱铢必较的名与利终归是别人的。有位学者说，他14岁时站在田间看到天边红红的落日，突然生发出要为家园、国家、自己的人生做一些超越性的事情，从那天开始，他在灵魂中成为了一位人文学者。
我认为，人文通识的“识”就是人文精神所体现的四个维度：难度、精度、高度、深度。没有这些“度”，就不会获得认识、眼光、胆识、超越，也不会获得自省。“通”就是通中西、通古今、通史实、通门类。这才是比较完整地把握了人文通识。
在我看来，人类正在经历第二次文艺复兴。如果是第一次文艺复兴发生在500年前的欧洲，那么，第二次文艺复兴将是中国文艺复兴。这次金融危机是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价值伦理的一次危机共振。美国人超前的消费让国库空虚、银行呆账坏账累积、大量公司倒闭。而中华民族勤俭持家、量人为出的美德让中国人不惧怕金融危机。
人文素质教育可能是漫长的，从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已经一个世纪了，我们的美育现在却越来越差、越来越少，甚至是南辕北辙。我们现在的孩子回家唏哩哗啦弹奏一首乐曲就丢在脑后，而古人是沐浴、更衣、焚香、静坐、轻轻弹琴。琴声是为了自己而弹，不像重金属摇滚那样为了别人听见。中国琴声的高妙之处在于，它不需要震耳欲聋地去征服人的肉体感觉，而是征服人的心灵。所以中华民族不可自卑，要自己发展自己，那就是“守正创新、正大气象”。
中国人文教育刚刚兴起，就出现国际间的“文化战争”。我们提出在海外设立孔子学院100～400所，日本就提出在本土之外设立日语教学中心100～300所，韩国成立数百所“世宗学院”和中国抗衡。东亚文化战争一触即发。在这一意义上说，我认为中华民族的人文教育空前重要。这不仅仅是学会琴棋书画的问题，而是民族指纹、民族身份、民族认同感的问题。我们今天提出以我为主、强调艺术主流，西方的东西只能是中国文化的补充。
因此，中华民族在今天要成为人类第二次文艺复兴的胜券在握者，有两件事情必须要做，第一是在国内大兴人文教育，第二是在国际上大量实行中国文化输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