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同样一个种子，它在十七度的温度下开出的花是红的，在十九度下花是蓝的，那你就去开吧，关键是种子不能丢。” 在不同时间，都会把不同的民歌调子填上和当时的背景相关的歌词来唱，比如抗战的时候，大跃进的时候。我看到的对此持否定意见的专家比较多。但是我觉得民族危亡的时候拿它来唤起一下民族情绪，那这些作品还是伟大的。就像建国以后出来《梁祝》我觉得非常好啊，对于艺术创作来说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于民歌的保护当时不一定有太深的思考，只是提取它而已，觉得它曲调好听，而且比较好传播。
九十年代中期内地的原创音乐兴起到现在，刮起过“西北风”、“民歌风”，很多歌曲很多流行音乐都号称源自于民歌，像《九月九的酒》、《纤夫的爱》。这里面有一个度的问题。因为民歌的传承不变化是不可能的，如果不发生变异我们还在唱《诗经》那里的歌。但是保护它的内核还是扭曲破坏它，有时候在技术或者业务层面上就薄如一张纸，有时候就是多迈那么一步。现在还是应该持相对谨慎的态度，如果保存得很好，就可以更积极一点。因为我现在天天看着它在丢，所以就肯定强调保护在前面。国家也在强调是保护第一，抢救第一。要保护和抢救的是它的种子。你说同样一个种子，它在十七度的温度下开出的花是红的，在十九度下花是蓝的，那你就去开吧，关键是种子不能丢。
“我们就是想开这么一个头，真正把民间歌手聚到一块儿，真正来唱自然状态下生成的民歌，以前全国范围没有做过这个事儿。”
我们一搞活动，就有记者说“啊――现在闹原生态民歌，原生态民歌开始受到关注”什么的，我说不是这样的，我们关注这个都关注了20年了。我们两年前，2002年在浙江仙居做的第一届“原生态南北民歌擂台赛”，没什么太多反响。我们就是想开这么一个头，按照这个路子做下来。真正把民间歌手聚到一块儿，真正来唱自然状态下生成的民歌，以前全国范围没有做过这个事儿。我们也是在做这个搜集的基础上，对全国各地的资源有所了解了，才可能有专家队伍、有各地的网络和文化部门支持来做这么一个事儿。我觉得这类事情在社会上引起关注，有一定的功利色彩在那儿，是人们听惯了听多了大城市的、霓虹灯下的，伴着架子鼓和电子合成器的声音、听多了麦当娜和周杰伦式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的回归，去听听自然的，没有伴奏的，在风中的、生活中的声音。这是现在文化市场和审美取向、消费趋向上的，开始向着自然。这个很正常。我们的目的是还要引起人们的思考，民歌要真正引起重视，需要中国人热爱和重视自己的文化，不要丢了老祖宗留给自己的东西，思考把什么样的文化留给后代。
商业化运作是一个双刃剑。比方说这个民歌擂台赛一点商业化痕迹也没有，我们就肯定不搞。我们是为了推出来，让这些人展示，给他们更多的空间，这种空间包括在媒体上的，抓了观众的眼球，我们也是为了增强他们的自信心，我们也试图通过展示他们让他们有更好的生存条件，那些歌手我跟他们都很熟，而且我更关注他们比赛以后的状态。
在朴素的老百姓的心里，要产生一个自豪感和自信心。说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最终要解决的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如果你会唱昆曲会自豪，那我什么都不用跟你宣传了。麻烦的是你觉得我这个民歌很土。那么我们做的就是在影响这个观念――你看羊倌石占明都能当上全国的歌王，都能上电视，那作为你个人“好啊，我也是会唱两首民歌的”，这两首民歌你一辈子都忘不了，自然就会慢慢滋生出传承和保护的土壤。咱们很多民歌王回去以后在当地就受到了很多的重视，有的原来作为民歌手调去歌舞团，在歌舞团都没得节目演了，觉得他唱民歌太土，他自己都很不自信了，觉得一定要学得更时髦，要好好包装一下自己。我们就是要鼓励他们，传承与保护是需要自信的，所有人都要自信。我们要传递这样一个信息：你们的东西非常好，你们极其优秀，你们把这些好东西在肚子放踏实了以后，你们再学更能帮助你们的东西，这样跟把自己的东西扔了是不一样的。像石占明他得了奖，县里就愿意拿钱办第二届。别的地方要退耕还林，不让多放羊，让石占明他多放，因为他给县里争了光。他们县里还搞了个全县的比赛，三千多人报名，现在学校的学生都在学民歌。但也有消极的方面，石占明成了县里的招牌，一来个领导就来来来给唱个歌，但又没正经调进剧团去――我也不认为调进剧团就是他的好归宿，但他应酬着又不好回去放羊，生活反而又没有保障，真够别扭的。他还没走出县城，现在也有人在找他签约。深圳什么歌舞厅也在找他去，他的唱法跟原来也有变化，他现在见到的和听到的不一样了，他知道什么东西能讨好别人。
[相关链接]如今在左权县，“土得掉渣”的石占明可谓妇孺皆知。尽管他连普通话都不会说，却已成为素有“中国民歌之乡”之称的左权县的“第一红人”。也是因为他，曾经被认为是“很土”的民歌如今在左权又掀起了一场风暴：仅左权县就有3000多名歌手报名参加第二届中国南北民歌擂台赛，上至70多岁老人、下到八九岁小孩。
“我放羊的时候有个愿望，就是我的羊从400只增加到600只、再到800只。”这个淳朴的羊倌歌手告诉记者，“现在看来，这个愿望不能实现了。”
……2002年中国首届原生态南北民歌擂台赛在浙江仙居举办，想着“俺是来唱歌的而不是来比赛的”石占明就以他独具魅力的歌喉赢得了“十大民歌歌王”的桂冠，载誉还乡。这届(2004年)民歌擂台赛他凭其实力再次获此殊荣。
接受记者采访时，石占明一直笑着，是那种很淳朴、很纯洁的笑容。
“得奖后．深圳的一些公司要跟我签合同，做签约歌手，我不做。我不大适应现在的生活，还是原来的生活比较自由，没有麻烦。成名后，感觉生活比较忙乱，没有原来自由。”石占明说，“我还是想做一个自由人，还是回去放羊。”
――摘自新华网报道
“所有那些得奖的歌王。在国外被称作‘天才传承人’的。在韩国都会给他们编号的，我们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
这样连续性的活动我们想把它搞成规模和定式，我们现在是叫“擂台赛”，其实名字叫什么不重要，叫什么都是为了每两年有一次展示民歌的机会。现在已经做了两届了，我们将一直进行下去。每一届之后我们都要总结经验，希望一届比一届办得更好，就此能拉动社会上更多的关注。甚至我们中心也帮企业做一些商业运作，用这样的形式来做进一步的保护。让那些歌手能够增加自信心，能够出一定的名儿，就像那羊倌石占明现在上中央电视台都十几次了。2004年的文化盘点，多少得有原生态民歌的地方。大家知道有这么个东西，然后大家去争论，媒体去报道。再进一步呢应该落实得更细一点，比如这个唱歌的羊倌到底应该怎么办?怎么设计他在现代社会下作为一枚种子应该发挥的作用，所有那些得奖的歌王，在国外被称作“天才传承人”的，在韩国都会给他们编号的，我们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我们在设想，如果能有一个商业的途径，也不是不行，但商业是一个双刃剑，需要很小心，不能让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被扭曲和异化。理想的状态应该是这些人既有展现的机会，又解决了衣食温饱，同时又没有离开他的土地，没有离开他的文化氛围和空间。这个事情听起来似乎是悖论，能不能找到一点结合点来做?并且做好?
责任编辑 杨玉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