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业绩得到公认 1945年，常驻重庆的中共谈判代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董必武返回延安，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作报告，介绍国统区现状，他针对有人所谓“国统区官员无好人”的荒谬说法讲道：
“谁说国统区无好人?李承干就是一个。”
李承干是谁?今天已经有许多人不知道。他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爱国兵工企业家，自“九一八”事变后至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他领导把金陵兵工厂――二十一兵工厂建设成了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兵工企业，并使之成为抗战时期供应前方将士军火的主要基地。如今位于重庆江北区的当代中国著名的小型车生产企业长安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就是从原二十一兵工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二十一兵工厂在抗战时期之所以全国闻名，就是因为它是大后方最大的兵工厂，尤其是因为这个兵工厂有一位人所共知的卓越的厂长李承干，他被誉为是中国兵工界的国宝，是中国“八年抗战生产军火武器的第一大功臣”。当抗战胜利，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作为政府首脑的蒋介石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谈到战时军火生产的重大贡献时指出：“尤其是二十一厂李承干厂长及全体员工们，对国家的贡献是无法估计的，应予传令嘉奖。”
蒋介石这样在一次会议上公开指名表彰一位下属，实属罕见之事。
1973年台北出版的由吴相湘编纂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这部巨著，对李承干抗战时期在领导二十一厂军火生产方面的卓越表现，有浓墨重彩的记载。该书专门用一个小节表彰李承干的爱国热忱。书中写道：“当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大后方实行狂轰滥炸之际，包括工业界人士在内的全国军民，都有一股决不怕日本轰炸的勇气，更有在废墟中重建的信心。例如迁往重庆附近的金陵兵工厂厂长李承干就喊出了‘开工第一，出货第一’的口号。李承干在日机大轰炸中，和员工一起躲避，到了救火时他以身作则，奋不顾身，鼓励大家发挥出更高的效率。”“金陵兵工厂共有员工一万二千人，其中八千人都是和他共过患难的基本队伍。”
特别应当注意的是，该书出版时，大陆和台湾仍然处于十分严峻的敌对状态之中，而台湾方面也明知李承干在1949年形势剧变时留在了大陆，并成为人民政权中的重要人物之一，该书不仅没有因此而以“投共”或“附逆”之罪名大加挞伐或加以抹杀，却毫不含糊地把李承干作为抗日英雄式的历史人物载入史册。
李承干的爱国情怀和杰出贡献，是所有不同政治立场的中国人都公认的。
留学生投入革命军
李承干，1888年7月7日(清光绪十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东乡清泰镇一个人口众多，依靠父亲李悦陶开私塾和拥有祖传田产而谋生的家庭。
李承干17岁进入省城长沙之湖南省立实业学堂。此时，恰逢张继在长沙倡言革命，并与谋求用革命方式推翻清政权之黄兴共同组织兴中会，此外尚有秦效鲁、苏曼殊、翁右工和杨吉荪等一批新派人物在进行革命活动，他们都是省立实业学堂的老师，李承干在“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潮流之激荡下，眼界大开，形成了中国“非推翻清朝专制政体不足以致治，非振新实业不足以图强”的理念，抱定了实业报国的志向。
1905年，竭力推行洋务运动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又一次选派大批学生赴日留学，李承干以成绩优异名列其中。
李承干留学期间，张继等正在孙中山领导下在日本积极组织同盟会，创办《民报》，李承干便常与张继等来往，思想上受影响颇大。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传到日本后，李承干异常兴奋，决心立即回国参加革命，一些同学劝他冷静对待，认为出国留学并非易事，而今已经来日本好几年，但学业未成，中途辍学于己不利。而李承干却认为，中国除经济落后，国家积弱外，政治制度尤其腐败，如今革命爆发，国家兴废在此一举，而个人学业当居其次，遂毅然回国，至武昌投效革命党人黄兴所率革命军，在汉阳前线与清军作战20余日。
1912年初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李承干认为，清朝腐败政府已经推翻，国家共和基础已定，回到故乡与家人小聚后，遂返回日本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继续完成学业。1913年，李承干以优异成绩考入日本著名高等学府东京帝国大学电气工学科，1916年7月毕业，在工场实习一年多后回到祖国。
十年求索
1918年初李承干在湖南省长公署任实业科长兼技正。可是他不喜科长这种官气太重的职业，没几天即辞去此职，而专任职位与薪金均较低的技正一职，此举不仅一般人难以理喻，甚至遭到父亲与友人的非议。
当年秋天，他干脆离开湖南省政府衙门，而到湖南省电灯公司当了一名工程师。由于李承干在工作上严格管理，办事一丝不苟，散漫惯了的职工对此很不适应，遂对李承干加以抵制，甚至拒绝按照他的要求进行生产，以为可以难倒这位新上任的工程师，李承干却并不迁就，凡不服指挥者，一一听任其离去，最后只留下一锅炉工。李承干独自管理机器，看磁盘，甚至自己爬电杆装外线。众人这才对他表示敬服并听其调度。
1919年夏，他去湖北任汉阳兵工厂电机课长兼汉阳兵工学校教官，他十分重视兵工学校的教学工作，所用教材全由自己编写，教学深受学生欢迎。在这里干了两年时间，由于边工作边教学，事务繁杂，且未能集中精力从事技术研究，他又于1921年夏去了福州，在福州电气公司任工场部长，为了发展电力生产，他除了主管发电所外，还兼主持制造机器与小火轮、以及制冰、炼油、冷藏、锯木、灌溉诸事，比起在汉阳兵工厂，他所得工资减少了许多，但是他在这里却一直干到1926年。
这时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正节节胜利，革命势力由广东发展到长江中下游一带。随着北伐军胜利进驻上海、南京，李承干也于1927年春夏之交到了南京，并于5月间进了金陵制造局，任工务科长，第二年升任工务处长。北伐军占领南京后，由于军事行动继续进行，需要加强兵器生产，金陵制造局遂于1928年改为上海兵工厂金陵分厂，一年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了军政部，又将金陵分厂独立建制，直属军政部，称金陵兵工厂。
李承干从此结束了他十余年的求索阶段，开始扎根于中国兵工事业，以此圆自己的实业报国之梦。
在“打倒”声中当上厂长
当时金陵兵工厂是一个奄奄一息的破烂摊子。
这个厂的前身是清朝洋务派大臣李鸿章在1862年所创办的上海洋炮局，1863年迁移至苏州后，更名为苏州洋炮局。1865年迁往南京，再更名为金陵制造局。到19世纪末，金陵制造局进入鼎盛时期，职工人数发展到1170人，能生产8种后膛枪炮，且能仿造第一代捷克式马克沁机关枪(当时 称马克沁赛电枪)，与江南制造局、湖北枪炮厂等中国开办最早的主要兵工企业齐名。20世纪初，金陵制造局由于清王朝的腐败，得不到妥善的管理和不能保证必要的经费而迅速衰落，竟降格成为一处军械修理所，处于停产状态。辛亥革命后，虽然恢复了生产，但由于袁世凯篡权，金陵制造局实际上处在北洋军阀控制之下，经费短缺，管理混乱，生产时断时续。
李承干进厂时，虽然工厂已归南京国民政府管辖，但由于历届厂长多由不懂兵工生产，且只知肆意中饱私囊的官僚充任，致使厂内贿赂风行，厂纪废弛，生产无法正常进行。这时的厂长黄公柱就是一个对兵器生产一窍不通而只知贪污中饱的腐败分子，尤其嗜赌成性，担任厂长期间，公然叫亲信提着装满钞票的保险箱进入赌场。任职4年多的时间，其贪污款项竟达400万银元之巨，而厂内的设备极为落后，生产陷入停滞状态，所仿制的德国马克沁重机枪及美国白朗宁手枪，每个部件不是按照设计图纸制造，而是由工人采用“依葫芦画瓢”的方式，依照枪械部件实体来制作。这就导致了每一支枪的零部件均不能调换，更不能在同一类枪支间互换；而且枪管等零部件材料，全都仰赖于从国外进口，生产效率甚低，故厂内仅剩下的300至500名职工，其中很大一部分人不安心工作，打算离厂自谋生路。
李承干所在的工务处是个负责全厂生产技术的要害部门，自担任工务科长后，他立即着手改进马克沁机关枪的生产，首先是做到按件制图。在他主持下，详细订定了每个部件的尺寸，以达到生产出来的同一部件，能够互换。使生产逐步走向规范化。在专心致力于军械生产的改进之余，他对厂内触目惊心的腐败状态十分忧虑，于是用很大精力考察中国兵工事业的积弊，思考着振兴中国兵器工业的良策。升任工务处长后，他更是把兴利除弊作为己任，对厂内存在的腐败现象进行坚决斗争。
1930年的一天上午，李承干当着上班迟到的厂长黄公柱的面，对其严加指责说：全厂职工均按时一早上工，而你们少数厂里领导人，总是9、10点钟才进厂；职工都穿一身工作服劳动，你们却穿着笔挺的西服，这哪里像个劳动的样子。工务处的技术人员每天都和工人一起在车间干活，而总务处的人员却不是这样，而且业务水平低下。这种情形难道不应该改变么!黄公柱厂长被诘问得哑口无言，于是对李承干怀恨在心。
黄公柱生产是外行，却不放过任何可以中饱私囊的机会。造子弹所需的紫铜片，在冲下正料后，所余碎铜片还可以回炉制成整料使用。他便在碎铜片上打起了鬼主意。他将厂里回炉后的铜片充作从市场上新购回的铜片做账，请工务处长加以认证，以便将这笔可观的款子收入自己的腰包，被李承干严辞拒绝。黄公柱再一次对李承干怀恨在心。
这一年，由于政府拨给厂里的经费较以前多一些，于是便有了些结余。各级领导人商讨如何使用这笔结余费用时，李承干力排众议，主张将这笔款项用于扩大再生产。黄公柱等人则认为这个主张有悖于他们的私利，便以“李承干反对给工人发双薪”和“破坏机器”为由，在工人中挑动对李承干的不满情绪，甚至煽动工人罢工。更有甚者是在厂里召开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大会上，唆使少数不明真相的工人，喊出了“打倒李承干”的口号，使李承干无法在厂里立足，被迫前往上海。
此事为军政部兵工署获悉后，立即派人到厂调查。调查人员一连数日召开各种会议，了解事实真相。众多职工异口同声称赞李承干尽职尽责，公正无私，表现甚为良好。至于所谓的“破坏机器”，实际上是李承干将一些不堪使用的几十年前的破旧机器加以淘汰，或改装使用。调查结果，李承干反而获得上级嘉奖。兵工署一面责令黄公柱平息事态，一面立即派遣厂警卫大队长宋克谟到上海把李承干请回来。当李承干回厂时。工人们鸣放鞭炮热烈欢迎。
这年7月，他被擢升为金陵兵工厂厂长，而黄公柱则因“行为不正，处置乖张”，被调离金陵兵工厂另有任用。
崭露头角
李承干接任厂长职务后，对厂务励精图治，锐意革新，采取了一系列祛除积弊的重要举措。
当时，迫击炮弹全靠外国进口，每发法国造82迫击炮弹售价12元。李承干要求由金陵兵工厂自己制造，财政部长宋子文还不允许，认为买外国的又好又便宜，而李承干却说，由他来承担自制作只要法国炮弹的半价，即6元一颗。经过力争，金陵兵工厂终于获得自制权。李承干领导职工在自制这种炮弹的过程中，采用新式引线，其性能比从法国进口的炮弹更精良，开始时，每发炮弹成本仅需8．5元。到1935年下降到每发炮弹仅需5元，成本下降41％，比李承干当年保证每颗炮弹的价格还低1元。在降低炮弹成本带动下，厂里其他主要产品的成本均大幅度下降。
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内，李承干的厂务革新收到了显著的成效，不仅扭转了长期存在的生产不正常状态，还结余经费二三百万元。1932年，当开始获得结余经费时，李承干便即时呈请上级，批准利用这笔经费更新设备、扩大厂房、和改善职工生活。
从1932年至1937年，李承干为金陵兵工厂先后征地200余亩，修建了5万平方米的新厂房，添置了大量机器设备，扩充了生产规模。另外。还盖起了15幢职工和家属宿舍，并修建了职工医院和职工子弟小学的校舍，改造了厂区道路。深受职工好评。多年来厂里职工得不到应有的照顾，李承干任厂长后，大批职工和家属住进了新房，他们甚为高兴，便自发地用李承干的字号“直卿”为新建宿舍区命名，挂上了“直卿村”的牌子。此时，全厂职工增至2834人，产品达16种。
一个奄奄一息的老兵工企业，几年间旧貌换新颜，重现青春活力，成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兵工生产基地之一。
李承干从此在中国兵工界崭露头角。
昼夜生产支援前方
李承干就任厂长仅两个月，就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三省的“九一八”事变，接着又发生了日本军国主义强盗进攻上海的“一・二八”事变，他深知抗日大战必将发生，遂决心首先提高全厂职工的抗战意识和军事素质。为此，他将全厂数千职工组成军训总队，实行军事训练，并自任总队长，职工各发步枪一支，军服全套，定时进行军事操练和实弹射击。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13日，淞沪抗战烽烟又起，中国人民奋起对日本侵略者实行全面抗战。
8月16日，金陵兵工厂首次遭到日机轰炸，厂里的高射炮和高射机枪连立即进入岗位，准备对敌射击，而全厂员工紧急疏散，避离厂区，惟有厂长李承干、代理文书科长和成品库长何振廉等少数负责人仍留在厂部总办公大楼中，何振廉取出白纸一张，大书布告：明日全厂职工须准时上班，违者军法从事。 由于职工多年接受军事训练，纪律观念很强，第二日果然没有一人缺勤。
在此后的十来天内，厂里遭到日机多次日夜轰炸和扫射，一些厂房和设备被毁，职工和士兵5人被炸死，另有7人受伤。李承干义愤填膺，鼓舞全厂同仁，同仇敌忾，用昼夜工作赶制武器的实际行动，支援前方将士。此时，厂内一面赶制械弹，一面在赵国才工程师主持下，彻夜修理淞沪前线送来的15公分榴弹炮，以应前线将士之需要。当敌人空袭时，金陵兵工厂的高射炮和高射机枪，对敌机进行猛烈射击，以保卫工厂；厂里还加紧改善防空设备，紧急疏散员工及家属，以避免遭到无谓之牺牲。
9月24日，金陵兵工厂子弹厂奉命西迁，该厂职工300多人，在主任虞绍唐率领下，迅速将359台机器拆卸装箱，以汉阳为中转站，直抵重庆南岸铜元局，并入第二十兵工厂。这次西迁仅用3个多月时间即圆满完成并迅速复工，表明职工抗日情绪极为高涨，且为后来整个金陵兵工厂的西迁积累了经验。
迁厂、复工创奇迹
11月16日，国民政府下达工厂西迁命令。
还在命令下达之前，厂内即对此事议论纷纷，个别对抗战缺乏信心的人甚至主张不要搬迁，还有一些人对日寇入侵形势估计不足，提出了就近搬迁的意见。而李承干鉴于当时抗战形势十分严峻，又有虞绍唐成功率领子弹厂一次性成功搬迁到重庆的先例，故对搬迁之事已经成竹在胸。政府的迁厂命令下达的当日，李承干即派遣成本计算课长黄兆碹飞往重庆，迅即在兵工署重庆办事处的协助下，购得重庆江北已经停办的裕蜀丝厂作为金陵兵工厂新厂址。并立即修缮厂房，准备接应迁运到渝的机器设备。
依据李承干一贯精明、细致、周到的工作作风，在他的具体指挥下，全厂各部门的机器设备的拆卸、零部件和半成品的装箱、都按工序编号，且有秩序地交车船运输，这样，当这些机器设备和半成品运抵重庆后，就能够有条不紊地做到运抵一批，安装一批。这就为迁到新厂址后迅速复工做好了准备。
在组织机器设备和半成品的拆卸、装箱的同时，对职工的西迁也作了妥善的安排。李承干决定，给每位职工及其家属发放10元路费，令其各自分头驰往武汉集中。这也就减轻了厂里在组织运输工具方面的压力。
其时，日军已抵达南京外围的宜兴、溧阳和广德等地，南京形势非常危急。随着国民政府于11月20日通告移驻重庆，各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工商团体和大专院校均在紧急搬迁，广大市民亦纷纷逃难，社会上人心动荡，秩序混乱，特别是交通工具极度缺乏，给金陵厂的搬迁造成极大困难。李承干和负责迁运工作的人员，日夜奔波于中华门外厂区、下关长江码头与火车站之间，交涉运输车辆和船只并督促设备与物资的装运。虽然厂里对职工的迁移已作了安排，但相当一部分职工还是选择了乘坐厂里运送物资设备的车船。李承干在车站与码头上眼见得扶老携幼的职工，往往不能一家人同时登车上船，而造成骨肉惨别的凄凉情景时，顿生肝肠寸断之感。由于日夜操劳，他已疲惫不堪。乃至双眼陷落，声音嘶哑，与人交谈时，只能以手势代言。一位叫周永福的同仁，见李承干忙得顾不上吃饭，便买来包子与他分而食之。使李承干深受感动，他一直把此事记在心里。
经过全厂职工16个昼夜的紧张拆卸和装运，4000多吨机器设备、原材料和半成品，外加6000余副防毒面具、若干军火，以及从前方运回待修的18门大炮，全都装上了4辆货车、30辆卡车，6艘轮船和6只木船，分头运出南京。
12月1日这天，日军大本营陆军军部正式下达了对南京总攻的命令，南京城的攻守战役迫在眉睫，李承干还是坚持到厂区巡视，洒泪告别了他苦心经营十年的金陵兵工厂。临行时喃喃地说：“南京!我们还要回来的!”然后，登上“青浦”号轮船溯江西上。
“青浦”轮将要开航时，李承干发现有一军官坐在一只木船上，他的周围摆放着好几件大的行装。准备登上“青浦”轮，按照当时的规定，迁厂车船是不允许装运私人大宗物品的。李承干从押运人员处打听到，这位军官是经某上级机关介绍来搭船去武汉的。李承干非常气愤，对那军官说：“你看看码头上，许多职工和妻儿老小都无法上船，你岂能例外带这么多私人物品上船?请你下去!”那人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途中，李承干与职工同甘共苦，他不断鼓励大家克服困难，加紧赶运，以便早日复工，赶制械弹，供应前方将士杀敌报国。在他的带动下，全厂职工上下一心，战胜了重重困难。1938年1月，两只木船在巴东触礁沉没，押运人员和职工奋力打捞沉船和物资，人员和物资均无损失。当船队经过三峡时，随船职：正和船员一起上岸拉纤，使船队顺利通过了险峻的江段。
受李承干委托留守厂区的姚志良、吴堂和王相越及数名士兵，在已经听到敌人进攻的炮声时，冒着生命危险，雇用几只民船，将全厂迁移时由于缺乏运输工具而无法运走的数十吨物资，在炮火硝烟下，绕经内河，运出南京，辗转于1938年2月底运抵重庆江北簸箕石码头，受到先期到达的职工们的热烈欢迎。李承干高兴地与他们合影留念，高度评价他们的艰苦卓绝行为，并郑重地将此事呈报军事委员会，为他们每人请颁了一枚陆海空军乙种勋章。
金陵兵工厂的西迁工作至1938年2月下旬基本结束。李承干到重庆后，先是与单身职工同住在靠近嘉陵江边的一栋旧仓库的楼上，不久移住总厂办公大楼一间办公室里，夜以继日地忙着建造简易厂房和安装机器设备。李承干白天在厂区内到处巡视，晚上仍坚持办公，如此繁重的工作常常累得他腰酸背痛，有时他一面弓着腰在办公楼的走廊上来回踱步，一面口里不住地哼着“哎哟!哎哟!”毕竟他已经50岁了。他的办公室与负责秘书、人事、成品库和运输工作的事务主任何振廉的办公室紧挨着，事物主任的桌上有三部电话机，夜里每当电话铃响，李承干必定从床上爬起来旁听，以便对重大问题立即作出回应。
由于李承干以身作则，带头苦干，全厂职工齐心协力，自1937年11月16日全厂从南京开始拆迁起，到1938年3月1日，仅用了3个半月，就在重庆江北的新厂址宣告正式复工。
这一天，全厂职工欢腾雀跃地在嘉陵江畔的簸箕石沙滩上召开了复工庆祝大会。不久，厂名改称军政部兵工署第二十一兵工厂。二十一厂成为全国搬迁最快，复工最早的兵工企业。
一个月后，二十一厂的职工即将赶制的40挺重机枪等武器运送到前线抗日将士的手中。此事在当时被认为是李承干创造的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重庆《新华日报》在当年11月26日发表的《开发后方与建立国防工业》的社论中，以二十一兵工厂的迅速搬迁和复工为突出的例子，用较大篇幅赞扬了李承干的功绩和他的坚忍 不拔的精神，社论写道：李承干强调要一面建厂，一面生产。他说：“我主张事先要有重建的准备，敌人给我炸了，我们再盖新的，只要我的人不死完，我总会有办法来复工”。
多年来一直极力支持李承干的兵工署长俞大维和副署长兼工业司司长杨继增，在武汉获悉二十一厂在重庆正式复工的消息，心存疑虑，未能轻易置信。直到当年4月，他俩来厂视察，亲自看了武器打靶，才不得不相信眼前的事实。在视察中，感到最为尴尬的要算杨继增，他当时兼任钢铁厂迁建委员会主任，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上海、武汉两钢铁厂就迁往重庆大渡口(即后来的重钢)，已过了八年时光，何时能够复工还是一个未知数。故杨继增在二十一厂视察后，立即赶到了大渡口，把手下人大骂了一通，并立即派两人赶到二十一兵工厂面见事务主任何振廉取经。
冒着敌人的炮火
随着抗战的不断延续，国家需要进一步扩大兵工生产基地。在日益进入困难境地的大后方，这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
金陵兵工厂西迁刚刚结束，俞大维就特意来重庆找李承干，希望他接收汉阳兵工厂的步枪厂。汉阳兵工厂是1927年北洋军阀溃逃后由国民政府管辖的老企业，厂长郑点石是德国留学生，本人也廉洁奉公，但是直到1937年抗战军兴，厂里还在使用张之洞时期留下的旧式机器设备，也只能生产旧式步枪。武汉形势吃紧时，上级令该厂西迁，而郑点石则考虑到厂里的那一堆几十年前的机器设备。如果拆卸，将可能变成一堆废铁，加之多年来未加过工资，职工的向心力很差，因此，他对西迁后的复工丧失了信心，利用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兼湖北省省长陈诚邀请他去担任湖北省建设厅长的机会，乘势将汉阳兵工厂这个包袱撂下了。俞大维思谋再三，请李承干来收拾局面。
李承干出于国难当头为国分忧的考虑，毫不犹疑地应承下来。恰在这时，原南京金陵厂子弹厂主任虞绍唐又调回二十一兵工厂任工务处长，李承干就让他筹划接收汉阳兵工厂步枪厂事宜，另外派动力厂主任周治同赴武汉负责拆迁工作，还让修理厂技术员赵国才担负起为步枪厂修复机械和研制新产品的任务。经过妥善的安排，汉阳厂的设备运到一批，就修复安装一批，只用5个月的时间，步枪厂就在重庆复工出枪，并源源不断运送前方。后来，二十一兵工厂的步枪厂每月生产的步枪可以装备一个步兵师，
二十一厂在几年内先后接管与合并了第二十兵工厂的轻机关枪厂、重庆武器修理所，第十一兵工厂在铜罐驿隧道内所有厂房、部分机器设备和人员，1939年起，又先后在云南安宁建立分厂、在四川兴文县袁家洞建立岩洞厂房、接管第四十兵工厂的綦江分厂等。至此，第二十一兵工厂共分设重机枪、轻机枪、步枪、追击炮、重迫击炮、炮弹、工具、机器、动力、药厂、修枪等11个分厂，拥有各种机器设备3000多部。职工14300多人，所生产的武器弹药有20多种，成为中国战时规模最大的兵工厂。
由于大片国土沦丧，沿海沿江交通被日军封锁，解决生产所需之机器设备的补充和原材料的供应是个突出的难题。李承干一面派员在国内采购生产物资，一面派员到越南、缅甸去接应从国外购进的设备和物资。孙学斌就是长期担任在境外接应设备物资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李承干要求采办人员以高度负责的精神，讲求办事效率。仅1940年半年的时间，从国外购进的2000多吨设备和物资即辗转运回到重庆。
抗战期间，李承干积极致力于武器制造技术的研究与改进，这使得二十一兵工厂在武器的改良和新品种的制造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1940年，工务处长虞绍唐提出将50余年来一直生产的汉阳式步枪改造为中正式步枪的建议，李承干甚为重视。李承干历来认为“步兵为各兵种中之主兵，步枪为步兵之主要武器。”经上级批准后，厂里自8月开始进行这项改造工作。李承干倚重步枪厂主任赵国才和工程师施政楷，同时吸收许多年轻的技术骨干增加到这项工作中来。整整经过3年的不懈努力，终于以厂里原有制造汉阳式步枪的设备为基础，设计制造了新式中正式步枪，并批量生产。实践证明，中正式步枪在枪筒质量、瞄准和击火性能等方面，均优于老的汉阳式步枪。且在穿透性方面，比日本制造的三八式步枪强得多。从此，中正式步枪逐渐成为中国军队普遍使用的武器。中正式步枪制造成功后，获得上级奖励15万元，李承干批示将其全部“奖步枪厂工作努力之员工”。
1943年，又开始对马克沁重机枪进行改进。这种武器自1884年问世以来，已有近60年的历史，为世界多数国家的军队所采用，中国金陵兵工厂制造此枪亦有20多年，这次根据德国厂家的蓝图进行改进，增加了高射和纵扫射等装置，改良了击火器和三脚架，选用上等钢材提高了各机件的精密度，使各零件均能互换使用。改进后的马克沁重机枪的性能较原品种有明显提高。李承干把这次对重机枪的改进称之为“空前一最大之改革”。
1944年，李承干又动员了近百名技术人员，设计和制造12公分迫击炮和炮弹。这项工作仅用8个月就完成了，与法国同类产品相比较，重量减少一半，且性能更好。李承干把它称之为“攻守战之利器”。这种武器制造成功后，当年即赶制一批，送往抗日前线。此外，厂里还试制成功ZH26型捷克式轻机枪、反坦克破甲枪榴弹、八二追击炮和八二炮弹等武器弹药。这一系列武器的改进和研制，提高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和中国的国防力量。
二十一兵工厂是在敌机狂轰滥炸的险恶环境下坚持生产的。
据不完全统计，仅1940年至1941年的两年间，二十一兵工厂遭受敌机轰炸14次，投弹数百枚，地面厂房和设备损失800万元，死伤职工40余人。李承干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暴行极为愤慨，他本着“义之所在，何计安危”的精神，鼓励职工于危难时需奋不顾身报效国家民族。每遇敌人空袭，他总是比别人晚进防空洞，在防空洞内保持着与电讯、消防等部门的密切联系。并坚持与广大职工在一起。当敌机离去，他总是亲赴被炸现场，指挥抢救。在他的感召下，广大职工甚至家属小孩也都争先恐后投入抢救工作。
为了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厂里除了有足够的防空设施外，李承干还在距重庆江北总厂较远的地方，修建了大型隧道厂房。1940年下半年，开始将轻机关枪厂、迫击炮厂和炮弹厂等部门搬迁到距重庆城区45公里的铜罐驿，利用为修建成渝铁路而开凿但尚未完成的长约千米隧道，修建隧道厂房，以防空袭。除隧道外，还利用山洞建立厂房，有的山洞可容纳300多人。李承干派遣轻机关枪厂主任俞濯之主持其事，担任铜罐驿办事处主任。这个厂区是个贫困的小镇，条件甚差，连动力都没有。为了发电，兵工署给了他们一台既破旧又缺少部件的柴油发电机，为了赶紧开工，姚尔 康工程师便带领几位师傅日夜加紧大修。柴油发电机修好了，市面上却没有柴油供应，江北总厂又把技术人员李大声请来，研究资料，自力更生，从桐油中提炼柴油。经过艰苦试验，终于解决了这个难题，使枪炮和炮弹在铜罐驿的隧道厂房中得以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
1939年，李承干偶尔从朋友处获悉，四川兴文县兴宴乡有一巨型天然岩洞，名曰袁家洞，洞高154米，内空30米，洞顶上之岩层厚124米，比广西桂林的七星岩还要神奇与壮观。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李承干想：从防空的角度来说，这里不是可抵挡任何重磅炸弹吗?他便多次派人去了解情况，发现在那里建厂房绝对有利于防空。于是任命易万之为工程处长，率领部分员工前往建厂。经过1940年夏至1942年夏的两年施工建设，修建洞内厂房700余间，面积约20900余平方米，洞外修建了家属宿舍，此外环修筑了60公里公路。只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机对重庆的轰炸逐渐减少，故而袁家洞厂房并未使用。但李承干领导建设的大型隧道和山洞厂房，在中国兵工建设史上可说是绝无仅有的壮举，
日本飞机对二十一厂的狂轰滥炸并不能使李承干和全厂职工屈服，相反，二十一厂的产量却不断上升。重机枪1937年年产626挺，在大轰炸的1939年、1940年和1041年却分别为年产1060挺、1971挺和2468挺。步枪的产量在这三年均保持年产12000支。在1939年夏季日寇对重庆实行轮番轰炸之际，职工自动加班赶制爱国号马克沁高射机枪20挺、八二迫击炮20门献给前方将士。
总计自1938年初到抗战胜利，二十一兵工厂为前方抗日将士提供各种型号的机枪27900余挺、迫击炮7760门、步枪293300余支、此外还有其他十多种轻武器和大批弹药。其轻武器的产量占全国兵工企业武器总产量的一半。
为了褒奖李承干在战时兵工生产方面的杰出成就，自1939年至1944年，国民政府曾先后为李承干颁发四枚奖章和勋章，蒋介石还亲自予以条谕嘉奖。历史悠久的中国工程师学会亦在抗战胜利后，向李承干颁发了一枚金质奖章，获此殊荣的仅有詹天佑、茅以升等少数著名工程技术专家，李承干则是获此奖章的第八人。
正是在坚持抗战的艰苦年代里，二十一厂的职工嘹亮地唱起了这样一支厂歌：
战以止战，兵以弭兵，
正义的剑是为深卫和平!
创造犀利的武器，
争取国防的安宁。
光荣的历史，肇自金陵，
勤俭求知，廉洁公正；
迎头赶上，尽我智能，
工作是不断的竞争。
我们有骨肉般的友爱，
我们有金石般的至诚，
我们有熔炉般的热烈，
我们有钢铁般的坚韧。
量欲其富，
质欲其精。
同志们!猛进!猛进!
同志们!猛进!猛进!
这首庄严而充满爱国豪情的歌曲的词作者是著名诗人、文学家和学者郭沫若，他是20世纪初叶与李承干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时的同窗，武汉沦陷后来重庆，应李承干的邀请写了厂歌歌词，而曲作者则是创作了诸如《游击队歌》、《嘉陵江上》等脍炙人口的抗战歌曲的著名音乐家贺绿汀，他为创作这首厂歌，曾专门来到二十一兵工厂。
视职工为“老板和伙伴”
李承干尊重、热爱、依靠职工大众并真心诚意为他们服务，因而受到了广大职工由衷的爱戴。李承干与职工间的亲密关系，在中国兵工史上是很罕见的。
李承干曾在全厂职工大会上说：“本厂全体职员、工友、士兵、夫役，因其技能才学不同，服务固各有利，然都是厂里老板和伙伴”。“同仁应不分彼此，一堂亲爱和气”。他要求职工在民族危难时期，都要做到“上工等于上战场”，“要拿出将士们和敌人拼命的精神，拼命完成我们的工作”，要“实干、苦干、硬干、快干”。他的这些话在职工中有很大影响。
李承干对为抗战作出重大贡献或因公牺牲的职工怀有崇高的敬意。1941年12月21日，厂里一辆大卡车，在贵州娄溪沟装载外厂生产的掷榴弹150箱，刚驶出距遵义不远的大土湾，因路况极差，车身颠簸，引起突然爆炸，技术员黄成志、司机高云鹤、助手刘益斌三人血肉横飞，顿时身亡。李承干获知后，立即派员前往调查并处理后事，他对于这三位因公殉职的员工，极为悲痛，认为他们之死，与战士效命疆场无异，除请政府优恤外，特指示予以厚葬，并在南温泉设置墓地。1947年初，黄技术员的妹妹到重庆祭奠其兄，李承干这时正忙于卸任二十一兵工厂厂长职务的交接工作和为赴美考察作准备，但仍然安排黄技术员的妹妹去南泉墓地祭扫，且再次撰写祭文，祭文称：三位同仁之死，乃是“忠良殉国，义烈捐身”，“无惭国殇，求仁得仁”。
李承干不仅尊重、热爱和依靠职工，同时也把自己融入职工群众之中。1941年夏天，重庆地区敌人空袭频繁，厂里所购一船大米运到江边簸箕石码头待卸，当时搬运人力缺乏，他担心放在江边时间太久遇到空袭可能遭毁坏，又怕天气有变突然下雨使粮食受潮，于是年已56岁的李承干振臂一呼：“走!大家去挑米！”说着，便率先向河边走去，带头挑了一担米上岸。职工亦纷纷赶到江边宋运米，连子弟小学的学生也参加到运米的行列中来了。没有一会功夫，一船米就起运一空。李承干最喜欢这种全厂职工不论身份，在急需的时刻，上下一心，乐于争先恐后办事的场景。在他的带动下，这类行动在二十一厂已成风气。一个具有少将(后来又擢升中将)军衔，而且是年近花甲的厂长，如此把自己视为普通职工中的一员，在旧中国兵工厂厂长中可谓只此一人。
1941年，厂里举办金工医院创办三周年纪念活动。这所职工医院设有门诊部和住院部，免费为全厂职工及其家属治病。在聚餐会上，第一子弟小学校长、食事处主任贾逸孚酒后醉打了青年工人余祖德。贾逸孚字铭金，是李承干所依靠的骨干之一，他在工厂西迁、厂内办学，特别是为职工办伙食等方面颇有贡献，他负责的大食堂一次可容纳上千工人用餐，且设有养猪场、酿造酱油、制作豆制品的作坊。对保障职工生活，起了很大作用，李承干曾多次表彰过他。尽管如此，李承干对贾逸孚殴打青年工人的错误行为仍然不能容忍。他要求贾逸孚向被打的青年工人赔礼道歉。为此，特地给贾逸孚写了这样一张便签：“铭金吾兄：闻你在医院酒后将步枪所工人余祖德打伤，引起职工不满，望向其赔礼道歉，否则断绝友情。”贾逸孚接到便签后，后悔不已，他利用工人在食堂午餐的机会，当众宣读了李承干厂长对他的指示，并向余祖德三鞠躬赔礼道歉，这时，上千用餐工人都暂时停止进食，屏息聆听，待贾校长赔礼道歉后，大家就以敲打饭碗和热 烈鼓掌表示欢迎，余祖德亦被感动得泪流满面。
李承干对处于困境的职工扶危济困的行为，也是许多与他地位相等的人士难以做到的。大约是1944年，一家姓朱的职工夫妇不幸相继去世，留下一对孤儿，大的是男孩，有十几岁了，李承干便将他安排到技工学校读书，后来便在厂里工作，小的是个女孩，才11岁，一时无法安置，而已经56岁又从来没有娶亲的李承干，竟把这个小女孩收养下来，交给四妹李素非照顾。李素非的丈夫熊宇岑是厂里一个部门的负责人。他们夫妇将这个小女孩视如己出。小女孩叫朱明珍，先是在厂里的子弟小学读书，后来升入厂办宁和中学。李素非与熊宇岑夫妇不久有了个小女儿熊�。熊摸就管朱明珍叫姐姐。解放后朱明珍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后来在广州中山医学院深造，成了一名大夫。
李承干一贯倾全力为职工办实事，做到了让职工及其家属在基本生活上得到可靠保障。他治厂有两条基本原则：一是“谋厂务之改进，以达价廉物美之目的”，二是“谋各工友衣食住之改进，以期身心之安定”。在李承干看来，这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二十一兵工厂复工伊始，条件极为困难。首先是职工及其家属的住房问题迫在眉睫。李承干与有关负责人，千方百计，在短短几年内，修建了7万平方米的职工宿舍。使大部分职工及其家属有了栖身之所。战时物资匮乏，物价飞涨，职工的吃穿是个带普遍性的难题。李承干根据部属的建议，向主要产粮区和食油、煤炭产地派出了大批廉洁干练的人员，负责粮食、食油和煤炭的采购事宜，保证对每一位职工及其家属实行口粮、食油、燃料和布匹等的平价定量供应。这就保障了职工及其家属的基本生活需要。厂里的农场进行肉猪的饲养，并种植蔬菜、酿造酱油、制作豆制品，以解决部分副食品的供应问题。厂里设置的医院对职工和家属实行免费医疗，浴室也是免费的。还办了消费合作社、职工食堂、理发室、图书室，从多方面为职工服务。
李承干十分热心倡导职工在工余时间积极参加体育与文化娱乐活动。在他的主持下，厂里陆续兴建了篮球场、游泳池、旱冰场和有400米跑道的标准的足球场与田径运动场，还有乒乓球台、单双杠等等许多体育设施，职工们组织有各种各样的运动队。在文娱活动方面，厂里有京剧社、话剧团、电影放映队和可容纳数千人的露天剧场。职工的文化娱乐和体育活动相当频繁，内容非常丰富，在敌机轰炸逐渐减少后，几乎周周都有体育比赛和戏剧歌舞等的演出，有时候还将社会上著名的杂技、魔术、武术、棋艺团体请到厂里来，为职工演出。每年9月，全厂都要举行运动会。李承干酷爱体育运动，特别喜欢在嘉陵江中游泳，他曾与职工一道进行游泳的马拉松比赛，每有篮球赛事，他都要到场观战。
李承干坚决反对酗酒、严禁赌博。每当周末，他便到厂区各处巡视，如发现酗酒、赌博者，立即予以训斥和查办。李承干本人虽是独身主义者，但对职工的婚姻和家庭生活却非常重视，在他倡导下，厂里成立了“婚姻期成所”，他主张婚事简办，曾亲自主持过集体婚礼。总之他对职工的关怀是全面周到的。对此全厂职工有口皆碑，直到李承干逝世几十年后，当年的老职工及其家属仍对李承干铭记不忘。
除了李承干在兵工事业上为国家民族做出的卓越贡献外，李承干最能获得职工衷心拥戴的就是他刚直不阿，廉洁公正的高尚美德。
李承干担任厂长17年，从事兵工事业20多年，成就辉煌，人所共知，但他对官场腐败现象，深恶痛绝，从不“取巧钻营，随俗趋附”。顶头上司俞大维一向支持他的工作，他平时也经常把俞大维请到厂里来观看职工们的篮球比赛。但俞大维做40大寿，他却不去送礼。国民党规定凡兵工厂职员一律加入国民党，他却宁愿不当厂长也不入国民党。
他始终一身清廉，两袖清风，克勤克俭，从不奢糜。不仅份外之财分文不取，即使是份内之财，也往往少取或不取。他几十年如一日总是穿一身蓝色或灰色的布料中山服，他的住处常常与他的办公室相连，仅是一间斗室，室内仅有一张木板床及极为普通的桌椅，此外别无长物。1947年夏天，他辞去二十一兵工厂厂长职务准备赴美考察离厂时，仅用一只网篮和一口箱子就装下了他的全部家当――书籍和衣物。临行前厂里只在大操场开过一次数千人的欢送老厂长赴美考察暨祝贺新厂长就职视事的群众大会，也举行过一系列纪念老厂长从事兵工事业20年的座谈会。唯独没有任何欢送酒会或茶会。
李承干给二十一厂留下的是两件宝贵的纪念品，一是由他多年来在厂里发表的讲话、文告、书信和传略等文稿汇编而成的一部《直公嘉言录》，二是由他倡议建立的，奖励升入大学的职工子女的《直公奖学基金》。
李承干同他的职工是心连心的，他的心中有职工，职工的心中也有他。他逝世距今已经快半个世纪了，许多健在的老职工和他们的子孙，一直在缅怀着他。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中央电视台制作以《寻找英雄》为题的系列纪录片，把李承干也作为要“寻找”的英雄之一。该台一位来重庆采访的策划人员说：“我们每到一处，只要一提到李承干，人们都说他好。”直到今天人们还如此深情地怀念李承干，使得这位同志产生了无限感慨。
在新的岗位上
抗战后期，李承干表达了这样一个愿望，就是尽其所知和所有经验从事国家的工业建设，甚至表示可在兵工署兵器组或国防经济组“以尽绵薄”。
抗战胜利后，他提出了谋求我国机器与工具制造之新建设的设想，就是主张军事与民生事业相辅并进，而使武器制造为副，以有利民生，兼顾国本。然而蓄意发动内战以图消灭共产党的国民党当局，并不理会这一主张，且于1946年6月底点燃了内战火焰。这使李承干感到失望。他刚于这年4月被任命为兵工署副署长兼二十一兵工厂厂长，6月又兼任兵工署四川办事处主任。这时，他以患有高血压症为由，请求准予辞职。
1947年2月，他获准辞去二十一兵工厂厂长的兼职。此前，他苦口婆心劝说时任二十一厂主任秘书的俞濯之接替他当厂长。他说：“兵工厂是个可以发财的地方，你要是不愿意接手，我只有死在这个地方了。”
李承干这番话深深地打动了俞濯之。这表明老厂长是对自己苦心经营了20多年的二十一兵工厂很不放心，唯恐让贪污敛财之辈把这个好端端的厂子糟蹋了。俞濯之再也不能加以推辞。
7月，李承干以兵工署副署长名义赴美国考察。1948年归国，这年7月，他应聘为南京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协理兼硫酸钮厂厂长。同年11月，国民党当局下令将该厂迁往台湾，否则便破坏全部机器。该厂职工对此异常愤怒，坚决护厂。李承干旗帜鲜明地支持工人护厂斗争。
恰在这时，正在河北省平山县西北坡中共中央机关协助毛泽东指挥战 略决战的周恩来，指示即将赴国统区进行秘密联络工作的地下交通员，要他们去国统区完成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就是争取在工程技术界有名望的国民党兵工厂厂长李××来解放区参加新政协。并说：做这人的工作，通过李烛尘、孙友余去最合适。后来，在国统区参加新政协的人员名单中，果然有一位姓李的国民党兵工厂厂长，而且只有这样唯一的一位厂长，他就是李承干。他被分在“自由职业界”这个小组内。
李承干是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由军管会主要负责人刘伯承派人找到的。7月，李承干在解放后的北平出席中华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委会，接着，去东北解放区参观，与阔别十多年的胞妹李六平见了面。9月回到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与新中国国家政权的筹建工作。这个期间，李承干给重庆的俞濯之寄来一封短信，嘱咐他“好自为之”。这时，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正以重庆为依托，作其政权覆亡前的“困兽之斗”，俞濯之完全懂得李承干在这个时候来信的用意，就是要他千方百计保护好二十一兵工厂。
10月1日，李承干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登上北京天安门城楼的观礼台，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1951年，李承干辞去硫酸钮厂厂长职务，专任永利化学工业公司经理。1954年9月，他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后来任人大常务委员会预算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1955年被任命为国家计量局第一任局长。他还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中央委员会执委。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并继续保持着一贯的刚直不阿，廉洁公正的优良作风，在社会上享有崇高的威望。
1958年12月上旬的一个晚上，李承干出席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重要会议时，突发心脏病，立即被送北京医院抢救，周恩来总理获悉后，向医务部门发出尽力抢救的指示。1959年1月15日，李承干经抢救无效，溘然长逝，享年71岁。
新华社于1月16日播发了李承干逝世的消息。董必武、黄炎培、李维汉、陈叔通、习仲勋等28人组成了李承干治丧委员会并发出讣告。1月18日，在北京嘉兴寺举行了由董必武主持的隆重公祭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送了花圈。
李承干进入晚年后，郑重地写了一份遗书随身放在自己的工作证里，遗书是用钢笔书写的，并盖有印章。这份遗书上写着：
我年老血压高，当随时有晕倒之虞。为此我留几句话给我的朋友和我的弟妹如下：
我的遗体可送给协和医院或北京医学院学生做实习解剖之用，或者就火葬，用不着装殓，也不要开吊。
李承干遗言(印)
责任编辑 何 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