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项羽司马迁诗性精神 摘 要：享有“实录”桂冠的司马迁，在没有回避项羽思想缺憾的前提下，笔端含情地描述了这位失败英雄的诗性精神。探究司马迁何以从历史废墟中树立起项羽顶天立地的英雄塑像，不当忽略项羽拥有大气磅礴的诗性精神这一关键所在。
为了修正一代又一代的曲解，项羽的魂灵喊出了如下心声：
我叫项羽。这名字怎么看都像个诗人，其实我自己早就觉得是个诗人了，但没有人相信。……我到现在莫名其妙地成了戏台上的一个架子花脸。这让我沮丧，我极不喜欢那个怪异的脸谱。他让我想到神魔，而我是人，是个有诗人气质的男人，是出色的军人。
所谓魂灵纯属当代作家潘军的虚拟，上引文字出自于他的中篇小说《重瞳》。潘军试图在《史记・项羽本纪》所规定的史实框架内重新解读项羽，然而从他给予项羽“诗人气质”的定位中，人们更多看到的是他与两千多年前的大史学家司马迁的灵犀相通。写作《重瞳》前潘军曾阅读《史记》与《汉书》，两相比较后声称：“我还是喜欢司马迁。”显然，他读出了太史公对项羽的偏爱，也读出了太史公笔下项羽的诗人气质。可以说，不是潘军而是司马迁，第一个揭示了项羽的“诗人气质”。以“解构”历史的先锋姿态面世的《重瞳》，其借题发挥的出发点实际上是由司马迁奠定的。
“霸王别姬”堪称整部《史记》最具感染力的场景之一。被围垓下的项羽，夜闻四面楚歌，不禁悲从中来，赋诗曰：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叱咤风云的西楚霸王竟会深陷如此困境，连自己最心爱的女人都无力保护。顶天立地的英雄气与沉郁悲哀的儿女情交织在这首小诗中，让人充分感受到了力能扛鼎的项羽情义深长的一面。凭借这首足以使天地动容的悲歌，项羽赢得诗人的头衔似属理所当然。然而，在后世一些学者的眼中，项羽的诗人身份并不可靠。比如周亮工便认为项羽在垓下大战之际无暇作诗；况且即使作了，也无人替他记录。他推测这首诗“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如此说来，此诗著作权的归属便有两种可能：它要么是项羽悲慨难抑、勃然而发的“天籁”之作；要么是司马迁出于揣摩、想象的“代言体”。然而无论哪种情形，均显示了司马迁试图彰显项羽之诗性精神的努力。
一般说来，称某人具有诗性精神，不仅是说他能够以诗的途径(直觉、体验、想象、启示)表达生命感受，更重要的是他能够超越现实生活的物质形态以追求某种精神价值。汉高祖刘邦虽然在打下江山、衣锦还乡之际吟唱出了气势不凡的《大风歌》，但依据司马迁的描述，此人却不具备诗人的气质，也不配拥有诗人的桂冠。他的无赖作风与痞子腔调，他的动辄毁约的不讲信义，他在兵败溃逃时多次将亲生子女抛于车下的自私，他在其父面临烹杀险境时的冷漠，他以莫须有罪名对功臣实施的大力捕杀，他将天下视为一己之私产的物质欲望……被《史记》的浓彩重笔详加铺陈的这一切，表明刘邦心中不曾为精神价值留下些许空间。尽管他的政治举措多有可圈可点之处，诸如入关之后的“约法三章”，诸如立足关中、向东推进的政治规划，诸如对人才的吸纳与重用等，但是这些堪称高瞻远瞩的大手笔，笔锋所向无非是那只奔跑跳跃的中原之鹿。至于安顿并滋养人类魂灵的精神家园，至于先哲所揄扬的仁义道德之类的人格操守，他是弃之如敝屣的，所以他才会做出“溲溺儒冠”的标志性举动。当然，一旦意识到儒术可以成为其争夺鹿鼎或守卫天下的手段时，他也会改变其轻慢狂妄的态度，只可惜这种改变与精神境界的提升是毫无关联的。然而恰恰正是这样一个人，却最终在楚汉战争中笑到最后，得意洋洋地登上了刘汉王朝的皇帝宝座。试图“通古今之变”以探寻历史发展规律的司马迁，面对这种结果感到困惑、无奈，只好连呼“岂非天哉!岂非天哉!”(《秦楚之际月表》)
假如历史可以重来，司马迁是否希望楚汉战争走向另外一种结局呢?令人感慨的是，人们从《史记》当中无法看出这层期待。因为项羽距离司马迁心目中的理想帝王形象有着不小的距离。尧、舜、禹、周文王、周武王等在《史记》中的形象定位，几乎都来自于先秦儒者的描绘，反映了司马迁对儒家所设计的政治蓝图的心向往之。将项羽的作为与上述圣王的事迹略作比较，便能看出项羽的一些致命缺憾。其中最为人诟病的还不是他落后的政治观念，而是他坑杀二十万秦卒的暴虐，这种行径与儒家的仁爱精神是大相径庭的，是他永远也抹不去的历史污点。
缺憾如此显著的项羽，还是汉朝开国之君的死对头，如果他遭遇西汉史家的恶魔化处理，或干脆被掩埋于历史的瓦砾堆中而从此湮灭不闻，倒也不算稀奇，因为“胜者王侯败者寇”的逻辑，不知歪曲并遮蔽了多少曾经一度风光无限的历史过客。然而司马迁却打破了这一逻辑，他不仅让项羽跻身于《史记》“本纪”的行列而与西汉帝王并驾齐驱，还铺陈了项羽身上颇具感召力的诗人气质。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历史存在的条件是，构成历史的行为必须震动历史学家的心灵。”只有这样，历史才“有意义而非空洞的回声”。探究司马迁何以从楚汉战争的历史废墟中树立起项羽顶天立地的英雄塑像，不当忽略这一关键所在：项羽大气磅礴的诗性精神深深地震动了司马迁的心灵。
诗性的光辉闪烁于项羽短暂而辉煌的人生之路。在这个“才气过人”的男子汉胸中，积蓄着汹涌澎湃的万丈激情。他痛恨不可一世的暴君秦始皇，豪迈地声称：“彼可取而代之。”(《项羽本纪》)这与“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预言如出一辙，均可视为浪漫而坚毅的楚国民风的典型写照。反观刘邦“嗟乎，大丈夫当如是也”(《高祖本纪》)的感慨，两种不同的对权力富贵的人生姿态彰显无遗：一个是轻蔑，一个是歆羡。轻蔑者凸显的是精神尺度与人格力量，歆羡者则暴露出世俗欲念的蠢蠢欲动与勃勃野心。
巨鹿之战锁定了大秦帝国的败局，项羽凭借此战树立了他的赫赫声威与崇高地位。大战之前，项羽发动兵变，果断地杀死楚军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宋义。在司马迁笔下，宋义如此下场实属罪有应得。此人既出于对强大秦军的畏惧，也出于“先斗秦赵”以坐收渔人之利的自私，拒不实施北上救赵的军事部署，不顾赵军命悬一线的危急形势，令大军止步于安阳，按兵四十六日不动。当是时，“天寒大雨，士卒冻饥”，宋义却“置酒高会”，“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项羽是激于义愤才除掉宋义的，而从楚军将领“皆慑服”以拥戴项羽的反应中，也可见此次兵变的人心所向以及项羽正义行为的精神力量。
巨鹿大战中，项羽以破釜沉舟的方式激发起楚军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钜鹿下者十馀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全文 诸侯将领面对项羽是既敬又愧，敬的是项羽不惧死亡、力挽狂澜的英雄气概，愧的是自己“莫敢纵兵”、“皆从壁上观”的怯懦。可以想象，如果司马迁没有充分描绘项羽挺身赴险以解救赵军的侠肝义胆，如果没有充分交待项羽的英雄气魄是源于可贵的道义，巨鹿一役还能成为“项羽最得意之战，太史公最得意之文”(茅坤《史记抄》)吗?项羽是以行为艺术的方式，是以势不可挡的充沛激情，谱写了一篇巨鹿大战的诗章。就像懂诗者会对诗句的韵外之旨格外重视一样，阅读项羽的这篇大作也不应仅仅拘泥于对战争过程及结果的了解，还应品味项羽的诗人气质所蕴涵的壮怀激烈的情感内涵。
然而，在执着于现实功利的人看来，高翔云端的诗篇是虚无飘渺、苍白无力的，具有诗人气质的人也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喑(口恶)叱咤”、“千人皆废”的项羽大概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一些言行竟会遭遇此等待遇。秦朝覆灭之后的项羽，虽然在战场上一如既往地所向披靡，但在内心深处，他认为个人的使命业已完成，故而急欲结束厮杀征战的苦难，不愿让百姓因自己而卷入苦不堪言的持久战中。于是他向刘邦提议：“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项羽本纪》)刘邦对此报以嘲笑和拒绝。其实不止刘邦，任何一个计较政治利害的人都会对此加以嘲笑的，但察之以体恤民生的角度，项羽的这一做法所裸露出的赤子之心又是多么可爱啊!
鸿门宴中项羽本可以轻松杀掉刘邦，但他没有那么做，而是隐忍不发，放虎归山。亚父范增失望已极，喊出“竖子不足与谋”的愤激之语。后人也指责鸿门宴上的项羽十分愚蠢，认为他被狡猾的刘邦欺骗、愚弄而不自知。其实项羽未必不知刘邦的伎俩，他之所以不杀刘邦，是因为他觉得那么做有亏道义。高悬的道德星空被他所格外看重，这使他有别于一般的政客。或许他丧失了一次铲除敌手的大好良机，但另一方面，他却因此而护卫了他所坚持的价值准则。李贽之所以一再称赏项羽的“忠厚”(见其《史纲评要》卷五)，就是看到了项羽内心深处自然而然喷涌出来的醇厚甘美的沧浪之水。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楚辞・渔父》)与项羽同为楚人的大诗人屈原，不惜以生命捍卫自己的价值准则，谱写出了与天地共存、与日月争光的不朽篇章。项羽的人格高度固然无法与屈原相比，他也缺乏屈原上下求索的思想自觉，但作为反秦战争中最为勇猛果敢的战神，他对诗性精神的执着演绎也足以感人至深、流传久远。他在突出了垓下重围之后，谢绝了乌江亭长的好意，没有选择卷土重来的道路，而是义无反顾地上演了自刎乌江的悲壮一幕。在吴汝煜看来，项羽的死是意义重大的：“是他最先提出结束内战、消除人民痛苦的问题，也正是由他自己亲手解决了这个问题。”如此说来，项羽的自刎与屈原的自沉不是具有同样的惊天地、泣鬼神的诗性力量吗?
如果试图挖掘项羽诗性精神的成因，应该看到这与其不凡的出身是有着直接关联的。当然，血统的高贵与否与精神境界的高低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古往今来的文献对上层社会荒淫无耻与丧尽天良的大量记述，即为这一定理的明证。但在贫富悬殊的古代等级社会之中，毕竟只有贵族才能享受良好的教育资源，也只有他们才是社会秩序以及与此相关的价值体系的最坚定的维护者。项羽为楚国大将项燕的孙子，据考证，项燕抗击秦军失败而自杀殉国时，项羽只有十岁。楚国的灭亡、家族的衰败固然使他不可能接受系统完善的贵族教育，但他的叔父项梁毕竟颇有其父遗风，有着不俗的胆略和见识，能在大泽起义后迅速成为统领一方的义军首领，项羽在他的羽翼下长大成人，当会接受其全方位的言传身教。项羽的学习范围不应仅仅限于剑术、兵法之类的军事范畴，还应涉及贵族价值观方面的内容。项梁会向他诉说家族的高贵与荣耀，会告诫他牢记乃祖的壮烈殉国，牢记国破家亡的血海深仇，从而责无旁贷地承担起灭秦的使命，重振家族的荣光。雨果《九三年》中的主要人物之一朗特纳克曾不无傲慢地宣称：“子爵先生，也许你已经不再知道一个贵族是什么样了。那么，请看吧，我就是一个贵族。请你仔细看看。这是很稀奇的；他相信上帝，他相信传统，他相信家庭，他相信自己的祖先，他相信父亲的榜样，相信忠诚，相信节义，相信对君王的责任，对旧法律的尊重……”项羽与朗特纳克虽然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但在认同、遵循与其各自出身相匹配的贵族价值观方面却的确有殊途同归之处，所以即使一度是项羽的部下、后又投奔刘邦的韩信，也说项羽“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淮阴侯列传》)。刘邦的重臣陈平也承认：“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土之廉洁好礼者多归之。”(《陈相国世家》)可见，不仅项羽的英雄气概是继承家族光荣传统的结果，而且他的诗性精神也源于其血液中凝聚的贵族情结。
还应看到的是，如果没有秦末那场群雄并起、天翻地覆的战争，项羽的诗性精神非但无从展现得如此酣畅淋漓，甚至有可能泯灭于一般贵族后裔破落、庸常的岁月中。是秦末战争，将项羽推向历史舞台的最前沿。巴顿说过：“与战争相比，人类其他一切活动都是无足轻重的。”在战争的暴风骤雨中，人类的才情与智慧、仁慈与残忍、良善与邪恶等，往往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激发与展示。对项羽而言，每一次诗性精神的闪烁，几乎都发生于战争环境下生死攸关的极限情境。有时，他掌握着别人的生死簿，比如鸿门宴上；但更多的时候，他被逼入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比如巨鹿之战、垓下之围、东城之战等。项羽顶天立地的英雄意志、震古烁今的英雄豪情、清醇透亮的人格境界，就是在这种非生即死的战争背景下得到了荡气回肠的呈现。
然而，项羽毕竟无法获得“儒将”的头衔。在兵家领域大名鼎鼎的他，一旦衡之以儒将的标准，得到的却只能是批评或冷遇。钱穆指出：“中国历史上之名将风范，智、仁、勇三德皆备，军务政事乃至于人生大道之融通一气，此之谓明体达用。乃中国文化传统中之理想人格，大贤大圣之规模，而岂以搏斗格杀为能事，以暴虎凭河为果决之所堪同日并语。”他列举了许多自己激赏的古代将领，而项羽则未被提及。唐君毅在论述“中国之人格世界”时，也将项羽排除在“儒将与圣君贤相”之外。故而仅从司马迁对项羽的推崇与喜爱，似乎能够印证《史记》的“是非颇谬于圣人”(《汉书・司马迁传》)，但从儒家同样具有超越现实功利的诗性精神来看，人们又可以看到司马迁对儒家真精神的继承。项羽的慷慨赴死，与孔子所宣传的“杀身成仁”的人格教义，项羽的“伟丈夫”气概与孟子所揄扬的“至大至刚”的人格境界，其相通相合之处不是一目了然吗?享有“实录”桂冠的司马迁，在没有回避项羽思想缺憾的前提下，笔端含情地描述了这位失败英雄的诗性精神，并进而揭示了人类生存的一种悖论：诗性精神固然感人肺腑，但与之如影随形的往往不是欢快的喜剧，而是沉重的悲剧。当然，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悲剧，因为它“从不萎缩和颓丧；它赞扬艰苦的努力和英勇的反抗”，“表现人的伟大和崇高”，“以深刻的真理、壮丽的诗情和英雄的格调使我们深受鼓舞”。项羽的诗性精神及其所折射出的这种悲剧魅力，给予后人的便是这种意蕴丰厚的启示和振奋人心的感召。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陈曦，文学博士，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副教授。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