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上说，价值是一种关系范畴，亦即主体对客体的兴趣、需要以及客体对主体需要满足的肯定或否定的关系；价值观则是对这一关系范畴的认识、理解和评价。然而，政治价值观念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逐步积淀而形成的反映政治价值关系的各种具体见解、观点及态度等。政治价值观念一旦形成或被接受，就会反作用于人的政治活动过程，成为对人们政治活动起导向作用的知识背景和思维框架，并直接影响人们的政治态度和政治信念，从而也就规约着人们对于政治生存样式和政治行为模式的择取，甚至影响到整个国家政治进程的向度。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新制度的产生并不会随之带来一种新的政治文化，没有新的政治文化，新的制度就有名无实。所以，一种新制度的有效性，须经由相应的整合而形塑的政治文化与之配套，不然社会对预设目标的达成将会曲折徘徊，甚至付诸东流。毛泽东在《矛盾论》一文中曾指出，“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３００―３０１页）由此可见，对政治文化进行整合是社会转型时期必须跨越的一道沟壑，抑或说，是社会变革过程的题中之义，不仅必要而且必然。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主导价值观念是政治文化的发酵母，它规约着一种作为社会“精神模块”的具体文化形态，因而通过一定的整合来建构与同时代发展基本吻合的主导价值观念是历史的必然。
当代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在推进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的同时又面临着各种政治挑战，如缺乏政治认同，政府合法性受到质疑，行政命令畸形贯彻，政治参与严重缺乏或过于激进，官僚作风严重甚至政府权力产生腐败和异变。以政治文化整合来重构与政治发展或政治现代化相匹配的主导价值观念，即公民政治，或者说民主政治的观念，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首先，能在支持广大人民群众在宪政框架内合法、有序的政治参与的同时，促进政府以正向能量释放与公正的资源配置、利益分配获得人们的广泛支持和认同。其次，能在法治形态下约束和制止国家公职人员的各种越权、侵权行为，强化尊重人民主权的自觉性，真正确立人本观念，以高透明度的政府行为和公共责任感赢得人民群众的亲和力和向心力。再者，能在完善独立人格基础上增强公民的自主意识、守法意识、维权意识、参与意识、宽容和协商意识，消解非理性表现。
进入政党政治时代，一个国家政治文化整合的主导力量是执政党，因而执政党的价值观念往往决定着政治文化整合的具体内容，是社会主导价值观念的内在基因。在中国政治中，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其根本宗旨始终是把人民的利益置于首要地位，即把执政为民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和价值目标。但由于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幻莫测和错综复杂，以及我们党执政实践的经验不足而导致判断和决策的失误，我国的主导价值观念也经历过变化：
第一阶段（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是阶级斗争意识超强化时期。新中国建立后，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为应对国际资本主义的封锁扼杀，为肃清国内的残余反动势力，我们党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一种非常强烈的危机意识，充分认识到国家主权、安全和人民政权的稳固是中国人民利益的最集中体现。因此，这一时期的政治价值观念基本上是以阶级斗争意识的超强化为主导，整合主要以运动化的政治动员为载体。然而，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后，我们党在执政思路上未能审时度势及时实行工作重心的转移，相反，阶级斗争这根弦愈发绷紧，一切都以阶级斗争为纲，极“左”思潮愈演愈烈。虽然我们党在主观上试图努力把握和实现人民利益，但由于把社会主义时期人民内部的大量分歧和矛盾当成两个敌对阶级之间的关系来处理，势必就越来越偏离执政为民的轨道。另外，这种意识在表层上似乎促使并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认同，但实际上这种认同是一种非常态的政治热情，其结果最终演变为一场“十年文革”的浩劫，事实上并没有达到政治文化整合的执政为民目标，中国社会也由此经历了一段长时间的痛苦磨难。
第二阶段（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十六大前）是经济发展主导意识时期。上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我们党通过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在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基础上，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其切入点首先是经济体制改革，发展成为硬道理，核心是建构市场经济制度。这一时期，政治文化整合的方式基本上是以经济体制改革来促进全方位的社会变革，以市场经济意识来消解封建的和落后陈旧的传统观念，并以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获取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政权的广泛认同和支持。然而，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在加快社会发展速度，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普遍改善和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同时，一方面培育了人们的政治主体意识、民主与法制意识、参政议政意识、平等与协商意识，另一方面也一定程度上导致重经济轻政治，重物质轻理想，重竞争轻合作，重极端自我轻社会整体，重权力轻法治等社会倾向的出现。简言之，转型时期人们的政治信仰和政治信念面临一定的危机，整个社会政治心理呈一定的失衡和迷茫状态。尽管这种状况还不足以导致政权的解构，但我们党在推进每一步改革的进程中还是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相继提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必须同步发展，鼎足三分，互相倚立，不可偏废。笔者以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在于经济，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基础的变化所引发的，但这并不意味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社会上层建筑自始至终处于消极被动的静守态势，相反，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会对生动的社会实践活动产生一定的甚至相当的反作用。这告诉我们，经济发展固然重要，解决民生问题是为民执政的要务，但主导价值观念的建构同样不容忽视，因为没有政治发展导向的经济第一的理念，客观上容易导致严重的后果，诸多发展中国家因只关注发展经济的单边改革而引发社会动荡的教训是深刻的。
第三阶段是党的十六大至今。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新中央领导集体在秉承邓小平经济强国诉求、精神文明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三者具有内在统一性的发展观思路上，一方面推出以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以法治的架构实施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等强化政治文明建设的举措；另一方面，提出坚持以人为本作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只有一心为民，执政才能执得好……。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证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不管是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还是以人为本政治理念的提出，都是表明我们党执政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把人民的主权作为执政的源泉，把人民的情绪度作为执政的首要讯号，把人民的满意度作为执政的首要目标，把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度作为执政的首要追求，为转型期的主导价值观建构注入了新的科学内涵和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与此相适应，政治文化整合的方式也由物质利益驱动的单一性，过渡到通过“统筹”来达到全社会各个方面的和谐发展，形塑良好的民主政治生态，以此赢得广大人民群众高度的政治认同。
政治文化整合，对任何国家的社会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变革时期，整合的意义更是倍加重要。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和发展需要社会稳定，而稳定的基础在于广大人民群众高度的政治认同，这种高度的政治认同必须要有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主导价值观念。这是因为，社会转型期的经济结构变革所引发的社会利益结构的转型，使过去长期以来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三种权力高度重叠的一元化社会结构趋于解体，价值判断一元化标准也开始分化，这就导致人们的政治心理意识和价值观念出现相当的差异性。因此，社会机体所蕴涵、汇集的负态性政治总能量是不小的，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一个相当大的变数。倘若在任何一个环节上出现故障，导致能量通过不正常的渠道释放出来，那么，对于国家甚至整个国际社会所造成的影响和危害难以估量。基于这一分析，笔者以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和发展，一定程度上有待于甚至取决于政治文化的整合度，即在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的规划和倡导下，重构符合时代要求和基本国情的主导价值观念，以此影响和规约个人和不同利益诉求群体、阶层的政治动机、政治态度及政治行为，增强中国社会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家政权具有高度认同感所应显现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