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是“五四”时期文学革命运动的“首举义旗之急先锋”。1917年1月，他以《文学改良刍议》向旧文学发难，掀起了新文学运动的狂飙巨澜。此后，他发表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历史的文学观念论》等一系列文章，更系统而详尽地阐述了他的文学观念。
作为新文学的倡导者，胡适提出了历史进化的文学观，有力地论证了文学革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胡适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中明确提出：“文学者，承受时代而变迁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顺应历史潮流进行文学革命，是再自然合理不过的事情了。胡适的这些观点，适应了“五四”时代的要求，破除了对传统文学盲目崇信的观念，动摇了传统文学的根基，又有效地推导、论证了文学革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为新文学的创造奠定了理论基础。对于怎样建设新文学，胡适认为以改革语言工具为根本，来确立白话文的正宗地位，由此建立起自己独特的白话文学理论，这是胡适文学理论的中心。
纵观胡适的文学观，应该说他对文学的内容和形式都有相当足够的重视。他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八不主义”，就明确将“须言之有物”列在首位，但不管怎么说，他关注的中心还是文学形式，特别是文学语言的变革。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没有谁比胡适对新文学形式的论述更热情、更积极、更全面的了。他不单详尽分析了新诗、短篇小说、戏剧等体裁的特征，更从文学工具论这一基本观点出发，反复论述了白话的性质、特点及其在文学中的功能、价值，形成了一套关于白话的文学理论。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将他的白话文学主张概括道：“我的‘建设新文学论’的唯一的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我们所提倡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在他看来，文学的历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代替了‘死文学’的历史。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中国今日需要的文学革命是用白话代替古文的革命，是用活的工具代替死的工具的革命”。可见，胡适更多地是从文学本体意义上来讨论新文学的建设的。
胡适的白话文学理论更与他的实用主义哲学密切相关。胡适不仅认为真理是变化的，而且还认为“天地间一切真理、一切学术、一切教育，以及什么圣人贤人的话，天经地义的金科玉律，都不过是工具”。文学当然也不例外。从这种观点出发，胡适将文学革命定位在文学工具―文学语言的革命上面，认为文学革命的根本就在于白话文学正宗地位的确立。关于文学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关系问题，胡适不是没有清醒、辩证的认识，他对文学的内容也并非没有足够的重视。他曾这样指出：“我们看文学，要看它的内容，有一种作品，它的形式上改换了，内容还是没有改，这种文学，还是算不得新文学，所以看文学，不能仅仅从它的形式上外表上看。”但实用主义提供给胡适一条解决问题的路向，使他没有采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而是选择了实实在在的文字形式这一文学工具作为文学革命的突破口，从形式入手解决内容问题。在他看来，“‘文字形式’往往是可以妨碍束缚文学的本质的。……文字形式是语言的工具，工具不适用，如何能达意表情？”他认为，要建设新文学，“必定就要解放工具，文学之工具，是语言文字，工具不变，不得谓之新，工具解放了，然后文学的内容才容易活动起来。”他批评当初在美国与他一起讲座“文学革命”的人们，虽然都赞成“文学革命”，“但他们赞成的文学革命，只是一科空空荡荡的目的，没有计划，也没有下手的途径。”不切实际，无从下手，不可操作，没有实效，在胡适看来，再伟的目标和蓝图，都不过是理论上的空谈，这正是他所尊奉的实用主义所摒弃和鄙视的。所以，胡适明确表示：“我也知道光有白话算不得新文学，我也知道新文学必须有新思想和新精神。但是我认定了：无论如何，死文字绝不能产生活文学。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须有活的工具。……有了新工具，我们方才谈得到新思想和新精神等等其他方面。这是我的方案。”
在建设新文学这一问题上，胡适基本持“改良”的态度和方法。早在美国思考文学革命问题之初，胡适就念及文学理论的实用性、可行性，而将他的文学革命宣言命名为“文学改良刍议”，行文中也避免使用“革命”一词。胡适也不是不讲“革命”，但对这一概念他却有自己的理解。胡适从实用主义的历史进化论出发，将所谓“革命”更多地看成是事物的“自然渐进”：“所谓进步，所谓演化，并不是整个笼统忽然而来的；是由一点一滴一尺一寸一分的很细微的变迁来的。”由于他过分地强调了文学的“渐变”性，对文学进化的量变与质变的关系缺乏认识，他便不可能认识到从旧文学到新文学实际上是一种质的飞跃。以这样的观念来认识人类社会历史，胡适认为“社会是种种势力赞成的，改造社会须要改造社会的种种势力，这种改造一定是零碎的改造，一点一滴的改造，一尺一寸的改造。”所以在他看来，文学的发展是“自然趋势”：“每一类文学不是三年二载就可以发达完备的，须是从极低微的起源，慢慢的，渐渐的，进化到完全发达的地位。”
胡适的文学理论，无论是其思想基础，还是其论证方法，都来源于他的实用主义哲学。胡适不止一次地强调它给自己带来的无穷恩惠，宣称对其哲学的价值怀有坚定不移的信念，深信它作为科学方法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实用主义不仅影响了他的政治、社会观，也直接影响了他的文学观。胡适本人明确表示过，要“把实用主义的哲学理论应用到文学改良的运动上面来”。他曾总结说，自己在新文学运动中“所做的文学事业只不过是实行这个主义”，即实用主义。
胡适的文学进化论，从根本上说来源于他所信奉的实用主义真理观。以往我们通常认为是进化论，其实这并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根本。已有论者指出：“胡适的‘进化’实则是历史性、时代性之意”。“这种进化观点实际上是实用主义真理观一种变相”。胡适以实用主义的哲学观念去认识真理，认为真理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变化的，真理是“这个时间、这个境地、这个我的这个真理”，“环境变了，真理也随时变化”。一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真理，在于符合一定历史时代的人的需要；时代变了，人的需要变了，真理不再符合人的需要而变成了谬误，就要造一个新的真理来取代它。这就是胡适的“历史的真理论”。可以看出，这种“历史态度”并不是唯物论的，但不管怎么说，它高度重视和强调事物的发展变化，因此很容易与达尔文的自然进化论联袂结缘了。胡适从这种实用主义的历史进化观出发，很自然地将其引入、应用到文学理论当中，形成了他的历史进化的文学观。
胡适的语言改革理论适应了历史的要求，在文学革命中显示了巨大的威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适倡导白话文与其说是构建一种文学理论，不如说是在为新文学的建设提供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案。事实证明，离开了以白话取代文言这种形式方面的变革而去高谈文学革命，无异于纸上谈兵。
在那场轰轰烈烈的文学运动中，胡适的白话文学理论促使白话文迅速替代了占中国文学统治地位几千年的文言文，为文学真正从内容到形式充当反封建的卫士起到了至关重要的鼓手和利器的作用。如果没有那一次彻底的语言改革，中国的文学革命也许还要在迷惘中摸索更长时间。
（作者单位：四川省攀枝花学院人文社科学院）马克思究竟是怎样看待艺术生产的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4期□理论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