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步高，李春平著，作家出版社，2010 秘书笔记，杨承华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 在中国当下的图书市场中，官场小说无疑是最火爆的品种之一。最明显的例子是，“中国作家富豪榜”自2006年创制以来，官场小说作家连续六年榜上有名，《中国制造》、《十面埋伏》、《国画》、《省委书记》、《驻京办主任》、《跑动》等官场小说赫然在列。［1］这其中以《侯卫东官场笔记》的业绩最为耀眼。该系列自2010年6月上市以来发行量已突破300万册，籍籍无名的作者小桥老树也借此连续两年跻身作家富豪榜。如果考虑到这一成绩的取得，更多的是依靠读者的口碑而不是广告的鼓噪，我们对官场小说强大的市场号召力会有更深切的体会。
官场小说被热捧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有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回避的，那就是：在权力制度尚不完善、权力运作尚不透明的当下社会，是官场小说屡次“泄露天机”，为我们撩开了权力神秘的面纱（这里所说的权力，主要指的是公共权力，是掌握公共资源、决定公共事物、支配他人行为的一种权利和行为能力。［2］）满足了读者的阅读需求。当穿越小说越来越逃回历史的虚妄，当盗墓小说越来越沉迷于惊悚和怪诞，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性的官场小说显示出了特有的、即使是纪实文学也无法替代的价值。官场小说曝光了形形色色的权力腐败和泛滥无度的权谋文化，常以官员升迁为叙述主线，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公权力之合法性和正当性的丧失过程。阎真的《沧浪之水》，王跃文的《国画》、《梅次故事》，胡北的《官路弯弯》，田东照的《跑官》、《买官》和《卖官》，小桥老树的《侯卫东官场笔记》，黄晓阳的《二号首长》等，都是这一叙事模式的代表。官场小说也展示了权、钱、色这三种官场“通用货币”之间的隐秘交易。《国画》中的主人公朱怀镜愤然说道：“现在玩的活的，是那些手中有权支配国家钱财的人。他们用国家的钱，结私人的缘，挣手中的权；再又用手中的权，捞国家的钱。如此循环，权钱双丰。”［3］《二号首长》中的省委书记秘书唐小舟在情场中如鱼得水后大发感慨：“权力真是个好东西，男人有了权力，即使你并不想驯服女人，女人也在你面前变得驯服。”［4］这两段自白，可谓是权钱色交易的最佳注解。
从这个意义上说，官场小说自有不可抹杀的文学价值。官场小说几乎汇集了中国当代社会的全部历史，它向我们展示的权力运作现实，比各种各样的反腐宣传和展览给我们提供的要丰富得多，也深刻得多。无论我们怎么称呼它，是“反腐小说”、“官场生态小说”，抑或“政治小说”（周梅森）和“现实主义小说”（陆天明）等，都不可否认官场小说的这一重要价值。
不过，在承认了官场小说的贡献之后，我们仍然会有很多不满足，总感到它们似乎缺少了点什么。官场小说（特别是大量的跟风之作）不厌其烦地叙述了省、市、县等各种场域中的权力运作细节和内幕，如领导批示的奥妙、提拔的策略、视察的安排，以及如何得到领导赏识、如何建立起新的权力平衡等等，确实展示出了惊人的真实和细节，不过，多数官场小说的意义也就到此为止了，它们并不拥有我们所熟悉的批判现实主义所具有的厚度和深意。很多官场小说描写权力的旨趣，并非是对失去制约和监督的权力进行揭露和批判，而更多的是出于对消费市场的某种实用需求的迎合。
我们不妨先从官场小说的书名、封面和目录说起。许多官场小说的封面上经常会有“顶级官场权谋小说”、“秘籍”、“揭示官场死穴”、“做官是门技术活”、“公务员必读书”、“官场百科全书”等字样，一些小说也喜欢用“笔记”作为小说名（如《侯卫东官场笔记》、《秘书笔记》）。《公务员内参》（孙春平著，春风文艺出版社2010年）一书上甚至煞有介事地印着“内部资料，注意保存；定期销毁，严禁翻印”的字样，如果不仔细看，读者会真的认为这就是政府的保密档案或内参。官场小说的目录页上，也不再是简单的章节标题，而是布满了许多醒目的黑色字体或大字体，大多是语录式的或提要式的混迹官场之秘诀要领。如此种种，都充分暴露出小说生产者充当官场导师和“师爷”的一种功利主义的心态。据《南方周末》披露，很多大学生到基层担任公务员之前，“自被录取开始，就未雨绸缪，研读起官场小说”。［5］这不能不说是官场小说所取得的“巨大成功”。
再看官场小说的价值观。分析官场小说的权力伦理可能是揭示小说价值观的最佳途径。所谓权力伦理，就是作品在权力叙事过程中体现出的以价值观念为经脉的生命感觉。［6］权力伦理体现在小说主人公的伦理选择、作家的叙事伦理之中。从整体上看，在权力叙事中，大量的官场小说对实用主义伦理兴趣盎然，其特征是膜拜权力、相信腐败必然论、沉迷权谋文化和遵循弄权争利的为官原则。新近出版的《秘书笔记》（杨承华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就是这一伦理的典型代表。这部小说的封面上虽然印有“揭示了机关新人无权、谋权、为民用权内幕”的宣传语，但通读全书，我们几乎接触不到任何的“为民用权”的倾向，扑面而来的几乎都是赤裸裸的“实用伦理”。小说主人公是县委秘书隋越诚，他一出场就是一个信奉“朝里有人好做官”的实用主义者，接下来，他给做市委副书记的远亲送烟、送金条，接受矿场老板的20万贿赂，在矿难中为了自保，他欺上瞒下，甚至想杀人灭口。他深信只要达到目的，“其他都是小节”，可以不择手段。不仅如此，老实而狡黠的隋父、当警察的表弟、办公室的上级、同事，都和隋越诚一样持有同一种权力观。最为奇妙的是，这部小说在快要收尾时突然出现了一次天翻地覆的伦理转向：一名和隋越诚有牵连的腐败分子接受调查和惩罚后，隋也受到了纪委的调查，最后侥幸免予处罚，这时他忽然完全抛弃了实用主义伦理，开始“幡然悔悟”：“我以前想，跟更多的权势人物结成利益共同体，就没人能整垮我，这想法真是大错特错。首先，如果自己干净做人，廉洁行政，就不必担心会翻船。所谓利益共同体，难免违背党性原则，有损国家和他人利益，如果违法乱纪，才暗藏了真正的危险。……我应该好好反思自己的价值观了。”［7］由于小说人物的行为、性格的转变在此前毫无征兆，主人公此时发生的伦理转向是丝毫不符合情理逻辑的，只能让人怀疑作家的写作诚意（媚上？自欺欺人？）。用美国小说家、评论家福斯特的话就是，一个扁平人物忽然冒充圆形人物，自然让人意外而不信服。［8］
《秘书笔记》的作者可能会这样为自己做辩解：主人公的权力伦理不一定是作家的伦理选择，小说主人公的倾向未必是作家的倾向，读者的伦理选择与主人公的权力伦理有可能正好相反。这一辩解确实有一定道理。不过，根据米兰·昆德拉的说法，这可能仅限于运用了反讽手法的小说：“小说是一门反讽的艺术，它的真实是隐蔽的，不公开且无法公开的”。［9］在《秘书笔记》这样的官场小说中，我们感受不到任何反讽的力量与锋芒，感受不到复杂语境对主人公的伦理选择所造成的压力，感受不到作者压在纸背的意味，感受到的多是对权力不加掩饰的欲望和艳羡，以及对权谋文化掩饰不住的欣赏。以隋越诚为代表的官员们———某种程度上，也包括塑造这些人物的作家们———实际上秉持的是一种古已有之的市侩主义，即无利不往、有利必争。如冯雪峰在著名的《简论市侩主义》中写到的那样：“市侩主义首先以聪明、灵活、敏感为必要。市侩主义者不仅心机灵活，并且眼光尖锐、准确，手段高妙、敏捷：凡有机，他是无不投上的，凡有利，他无不在先。然而一切都做得很恰当，圆滑，天衣无缝。一切看去都是当然的，没有话可说。”［10］
和实用伦理不同的是，官场小说中还存在着一种占据重要位置的权力伦理即“人民伦理”。这种伦理把“人民利益至上”当做基本的道德准则，让民族、国家、历史目的变得比个人命运更为重要。《抉择》等主旋律反腐小说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不过，这类小说由于往往局限于固定的叙事模式（如腐败分子必然要遭到法律的严惩，权力机制终将得以修复，社会重新河清海晏）而屡遭诟病，近年来已失去了曾有的轰动效应。不过，它的影响力却仍然强大。在近年来的官场小说中，李春平的《步步高》（2005年初版，2010年再版）就是这一权力伦理的最明显的表现。
《步步高》是一部很奇特的官场小说，它曾经被誉为“公务员阅读圣经”、“公务员必读书”，甚至被称为“中国第一部关注执政智慧和领导艺术的长篇小说”。［11］它给我们塑造了一个乌托邦式的官场故事：县团委书记古长书不买官，不受贿，不近女色，不跟人，不站队，他雷厉风行，坚持“清清白白地做人，踏踏实实地干事”，达到了“做官的高境界”，“把人做成一朵花”。古长书的做官伦理是：“让反对你的人理解你，要让理解你的人支持你，要让支持你的人忠诚你，要让忠诚你的人捍卫你。允许有人不喜欢你，但不能让他恨你。万一他要恨你，也要让他怕你。”［12］古长书的仕途无比顺畅，一路平步青云，从团委书记到副县长、常务副县长、市工业局副局长、市委办公室副秘书长、市委秘书长、副市长、常务副市长，最后做到了市长。古长书坚持的无疑是人民伦理。这样一个理想人物是生活中很多好干部的杰出代表，也是读者乐于接受的。不过，遗憾的是，小说家为了“保护”这一人物不受伤害，过度强化了主旋律小说的叙事模式，为古长书精心设置了一个纯净而完美的权力场，古长书才得以一马平川，官运亨通。这种神话般的情节设置，这种过于理想化的叙事，虽然给读者带来了某种喜悦和憧憬，但是也难免给人回避现实、粉饰太平的印象。从这个意义上讲，《步步高》的叙事是不成功的，其中的权力伦理是可亲而不可信的。
《秘书笔记》和《步步高》所代表的官场小说，代表着不同的权力伦理，给读者的阅读感受也大不相同，不过，它们有一点是相似的，它们都缺少对权力本身的深度思考，一种对权力失去监督后的警惕和反思。说到底，人们关注官场小说，不是关注政治的表现，更不是参政议政热情的高涨，更多的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出于对官场中贿赂盛行、资本介入和道德沦丧等不公平、不公正现象的愤懑。权力本身并不是恶，正如英国学者吉登斯认为的那样：“权力并非自由或解放的障碍，而恰恰是实现它们的手段。”［13］正义、自由、民主、公益等基本理念是权力伦理的基本价值追求。［14］官场小说如果要摆脱市侩主义的纠缠、理想主义的空想，就必须呈现出合情合理、可亲可信的权力伦理，对权力以及权力腐败的原因做深入的探讨，揭示权力制度在设计和运行过程中存在的缺陷、漏洞和问题，探讨建立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探讨不受限制的权力和不受法律限制的民主导致的“恶”。多数当代官场小说很难让我们感受到人治的危险和建设现代政治文明观的迫切性，也难以唤醒和提高现代公民意识（权利意识、法治意识等）。鲁迅先生曾评论谴责小说“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官场伎俩，本大同小异，汇为长编，即千篇一律”。［15］这一批评，对于浮躁、媚俗的当代官场小说可能同样适用。
［本文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价值观研究”（项目批准号：11＆ZD022）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参见http：／／www.zuojiafuhaobang.com。
［2］魏宏：《权力论：权力制约和监督法律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第29页。
［3］王跃文：《国画》，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155页。
［4］黄晓阳：《二号首长》1，重庆出版社2011年，第151页。
［5］方可成等：《乡镇里来了年轻人》，《南方周末》2012年4月5日，第7版。
［6］这里的“叙事伦理”借用了刘小枫的观点。见刘小枫：《沉重的肉身》，华夏出版社2007年，引子第7页。
［7］杨承华：《秘书笔记》，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93—294页。
［8］［英］E·M·福斯特：《小说面面观》，冯涛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352页。
［9］［捷］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唐晓渡译，作家出版社1992年，第136页。
［10］冯雪峰：《简论市侩主义》，《雪峰文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117页。
［11］李春平：《步步高·再版再说步步高》，作家出版社2010年，第269页，第271页。
［12］李春平：《步步高》，作家出版社2010年，第166页。
［13］［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377页。
［14］胡训玉：《权力伦理的理念建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群众出版社2010年，第73页。
［15］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91页，第292—29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