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天霹雳：作为廉正典型的父亲竟被“双规” 1997年3月的一天下午，我家突然来了几个不速之客。领头人问：“这是李明珠家吗?”我答：“是呀。你们有啥事?”对方又问：“你是李明珠的什么人?”我又答：“他儿子。”对方说：“我们是检察院的，请配合我们工作。”说着，出示一张搜查证。我当时非常吃惊和气愤，大声地和他们争执，仔细地检查他们的证件，没错；他们是检察院的。随后，他们几个人便在屋里进行筛沙式搜查。
天哪!父亲出问题了?父亲能出什么问题呢?
父亲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当过县委书记、地委副书记、地委书记。他当时供职的邢台市离家三四百公里，我们很少见到他。父亲在工作过的几个地方都树立了清正廉明的良好形象，群众口碑甚佳，他从县调往地区时，数千百姓含泪相送。任地委书记期间，他掀起了廉政风暴，开会或接待上级来人时严格实行“四菜一汤”，收缴机关公车，清退干部违规住房。行署专员收了别人一台冰箱；他召开民主生活会三番五次劝行署专员把冰箱退回去。他没往家里拿过一分钱，他的许多工资都用在上访群众的吃饭住宿和交通上，炎炎暑日，他不开空调，摇着蒲扇办公，他说：“农民用电紧张，能省一度是一度。”……他的事迹在中国最高级别的所有媒体上作过报道，他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新闻人物”。这样的一个人，会犯什么错误呢?作为家人，我再清楚不过父亲的为人了，他绝对不会“台上讲廉政，台下搞腐败”。
搜查结束了，检察院的人一无所获。从进我家大门，他们就满脸狐疑：地委书记的家就是这个样子?磨破扶手的革面沙发，水泥地面，20世纪60年代的简陋家具……他们只搜出了一张存单，上面仅有1700元。就这么几间屋，都搜过了，真的不会再有什么了。检察院的人走了。
天黑了，母亲下班回到家，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听了我对事情的讲述后，她更恐慌得坐卧不安。我问：“爸真会有什么不干净的事情吗?”母亲反问：“他能有什么事呀?”我说：“最了解他的还是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母亲摇摇头：“没那么简单吧。你爸搞廉政，上上下下得罪了多少人呀，弄什么‘四菜一汤’，部里省里的领导也一样对待……新来的省委书记程维高对你爸一直看不上眼，事情复杂呀。”我不理解：“整人总得有理由吧。”母亲苦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省里与程维高意见不合的人，被整下去的还少吗?”
父亲那边的电话无论如何也打不进去，我心乱如麻。母亲紧张得在院子里来回踱步。我一再问母亲：“爸到底往家拿没拿过赃款?”母亲生气了：“你小子真是浑蛋!你爸是那号人吗?咱家有藏钱的地方吗?”我说：“那就好。”母亲不再说话，仍在小院里晃个不停。我控制不住焦躁的情绪，抓起电话跟父亲的好友、原省委书记邢崇智伯伯通话，管不上已经三更半夜，也管不上他年高体弱。邢伯伯接电话了，他听了我的陈述后很吃惊，说他不知道这事，明天找人问问。他又说：“程维高这人坏得很，省里不少人向中央告他。你爸对他常有抵制，别有什么小辫子被他抓住了。”我说：“能有什么小辫子?”邢伯伯说：“别着急。你爸我了解，不会有什么事的。先睡觉吧。”放下电话，我根本睡不着，冲到空无一人的街上乱跑。
第二天一早，我直奔省城石家庄，得知父亲已经被“双规”，至于什么问题一时搞不清楚。
痛彻心肺：推父亲进火坑的罪魁竟然是我
经过几天折腾，我终于打探到了一些内情：父亲犯经济错误――受贿。我打电话向母亲通报情况，母亲的第一反应是：“不可能!你爸不是那种人!”
我千方百计想见父亲一面或和父亲聊聊，但渠道被堵得很死。父亲的问题究竟是大是小?会有什么样的结局?我快急死了!
家中，母亲向单位请了病假，恹恹地躺在床上，她已经两天没有吃饭了。有气无力的母亲一遍又一遍地唠叨：“你爸撞上小人了。有小人加害他。”我知道父亲如果出了问题对我们家意味着什么，因此我干什么都没有心思，只想快快解开谜底，看看父亲到底罪在哪里，那个“小人”到底是谁!
一个月后，谜底终于揭开，我如遭五雷轰顶――那个“小人”不是别人，竟然是我！
1992年6月的一个周日，我驾驶单位的车外出办私事，由于过度疲劳，途中出了车祸，造成一死一伤的惨剧，我除了要负刑事责任以外，还要一次性赔偿死者家属4．5万元。事发后，仅凭工资吃饭的我实在没有办法一下子拿出那么多钱，母亲便倾其所有拿出了5000多元，弟弟也解囊相助贡献了三四千，我又求助其他亲朋好友，好不容易才凑了2．5万元。还差近半数的款子没有着落，怎么办呀?我急得抓耳挠腮。这时候，一个名叫王维增的朋友登上门来，慷慨地拿出2万元，叫我拿去解燃眉之急。我大喜过望，可又不敢轻易拿这笔钱。王维增说：“我父母是做生意的，这点钱不算什么。这钱你先用吧，以后慢慢还。”我感动得不得了，与王维增的感情一下子亲密了许多。
为了尽快还清欠款，我节衣缩食攒钱，母亲也把省下的工资攒起来帮我还债，好不容易才凑够了1万元。我拿着钱去找王维增，王维增说：“你没必要这么着急，我又不缺钱花。你没必要这么清苦，你的住房条件也该改善改善了，这钱你留着用吧。”我说：“那好，等2万元攒齐了再一并还给你。”王维增说：“你爸回来的时候你跟他说说，看能不能帮我搞调动。我现在呆的这个地方，想往上升一步都困难。”我说：“这好办，等他回来我就求他帮你调动!”
对王维增的托付我十分重视，我特意去找父亲，极力渲染王维增的能力。父亲却把我的话当耳边风，不理不睬。后来见我穷缠不舍，父亲说：“人事上的事情你不要瞎掺和。”我说：“用谁不是用呀，王维增这么能干，肯定不会给你丢脸。”父亲不高兴了：“你让我用人唯亲?”我说：“您也不能太薄情寡义呀!人家帮过我。”父亲说：“借债还钱，甭往别的上边扯。”这次与父亲会面不欢而散，我气得连招呼也没跟他打就回家去了。
回到家里，我越想越憋气，提笔给父亲写了一封信。我在信中说：“你这个当爹的也太自私了，几十年来把这个家扔在脑后，只顾自己的地位名誉。人不是木头桩子一截，应该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想到这么多年父亲对家人的种种冷漠，我的激愤之情如火山爆发，信中的言辞凶猛犀利。父亲没有回信，我知道他心里一定非常难受。不过，比他更难受的是我，在王维增那里我曾经倌誓旦旦，事情没有着落，我真有点抬不起头来。 ，很快，春节到了。年初二那天，父亲回家了，我故意避开不见他。晚上一家人围桌而坐，唯独少了我，父亲问我母亲：“中秋为什么不过来?”母亲说：“他心里有疙瘩，不痛快。”父亲当然知道我心里的疙瘩是什么，一声叹息之后，亲自往我的住所打电话。我就是不接父亲的电话，以此表示我的抗议。后来听母亲说，那顿饭吃得十分沉闷，母亲埋怨我父亲，父亲很伤感，喝了很多酒。
第二天一早，母亲来到我的住所对我说：“你不能太伤你父亲的心!有什么事，彼此沟通沟通。其实，你父亲还是很疼你的。”我这才随母亲回家，但没有主动跟父亲说话。父亲先开口了，他说：“你的信写得真够恶毒的!我是木头桩子?”我冷冷地说：“是不是您自己知道!”父亲猛地拍了一下桌子：“放肆!”我的确是放肆了，可为了患难中帮过我的王维增，我不得不拿出超常的勇气。父亲舒了口气说：“你肚子里有什么委屈，今天就说给我听听。”我不想对父亲讲我的委屈，讲也没用，于是说：“您有您的事业，我有我的活法，咱们各不相干。”说完，我拉开大门踏雪而去。当晚，父亲问我母亲：“那个王维增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母亲回答：“挺能干的。”父亲便说：“让他来，我见见。”父亲终于妥协了。 王维增来了，他谈吐有度精明干练，父亲对他的印象不错。之后，父亲指示地委组织部对王维增进行全面考查。不久，王维增被调到父亲管辖的地级市公安局，官升了一级。起初王维增干得不错，被公安部评为当年的“全国公安系统新闻人物”，后来他利令智昏，私设金库，挪用公款，触犯了刑律。
王维增出事了!办案人员把这一情况向程维高报告，程维高指示说：“王维增是李明珠提拔的，王维增不可能不给李明珠送礼，一定要想办法让王维增交代……”办案人员心领神会，为了得到口供，他们对王维增捆绑吊打了15个昼夜，打掉了王维增的两颗牙齿，还使用了兴奋剂。就这样，当年王维增给我的那 2万元便成了父亲受贿的证据。
心在流血：父亲望着天安门的国旗无泪干哭
父亲被免除职务，开除党籍，判刑两年，缓期三年，他的政治生命就这样结束了。
父亲从拘留所出来的那天，母亲和弟弟开车去接他，我也跟着去了，不过，因为觉得没脸面对父亲，我独自远远地站在一边。我泪眼模糊地注视父亲，只见父亲面容憔悴、目光呆板。在失去自由的112天里，他一定吃了不少苦。父亲上了车，我驱车尾随，尾随了三小时的路程。父亲蹒跚地走进自己的家门，我则在门外久久徘徊，不敢进去。母亲在我父亲面前不敢提起我。两天后，父亲主动问：“中秋呢，他怎么不露面?”母亲说：“他怕你见到他生气。”父亲好半天没吭声，最后才说：“我的错，不能怨他。”
听母亲传达父亲的意思后，我才有了见父亲的勇气。我回家那天，父亲疲惫地靠在躺椅上，对我像对陌生人似的看着，空气是僵冷的。
父亲的遭遇惊动了许多人，外界舆论莫衷一是：对我父亲抱有好印象的百姓为他扼腕叹息，被我父亲处理过、剥夺过既得利益的人弹冠相庆。父亲把自己封闭在家中，不和任何人见面。他说：“我无颜见江东父老，这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的事情。”他也不肯到外面走动，说一上街总觉得背后有许多点点戳戳的指头，总觉得有人在问：“这就是那个唱高调的反腐书记？”不久，父亲的住所由原来的独门独院调整为单元楼里的套间，没有了散步的小院子，落寞的父亲终日只能与电视屏幕相对。
1999年大年三十的夜晚，父亲把厚厚的一夹子剪报资料摊开翻看。当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等数百家报刊登载过他执政为民的事迹，剪辑起来，竟有30万字之多。父亲翻过资料，悲泪长流。他对我说：“没用了，替我把它们烧了吧!”我抱着资料心如刀绞。父亲默立在窗前，满脸凄怆地说：“这样的日子，生不如死啊!”他突然拉开四楼的窗户。他的这一举动把我吓出了一身冷汗，我扑过去猛地抱住他。父亲瞅了瞅我，眼里盛满悲哀。
度日如年的父亲病倒了。两年间，他进进出出医院好多次。2003年秋，父亲病重昏迷，送到北京的一家大医院。经查，父亲患的是库兴氏综合征，表现是肾上腺素分泌障碍。不到一个月，父亲就四肢萎缩，头发脱光，头脸和脖子几乎与背一般粗。我到书店翻查医学资料，才知道此病的诱因之二是精神刺激。我对医生说：“摘我的肾给我父亲换上吧，一个不行摘两个，我的命可以不要!”医生告诉我：“你父亲的病只能进行肾上腺摘除手术。”
术后不久的一天夜里，我迷迷糊糊听见父亲叫我的名字，我激灵一下醒来，问父亲有什么事，父亲说：“爸怕是活不久了。”我说：“您怎么说这丧气话，您的病是能治好的。”父亲摇摇头，说：“我的病在心里，治不了的。”我说：“您要不想活了，我也不活了。是我把您推进火坑的，看您这样子，我活着比死了还难受。”父亲将一个本子递给我，说：“这是这次住院期间来看过我的同志的名单，你要记住这些人。最困难的时候人家想着咱，咱千万别忘了人家。记住了吗?”本子上共有132个名字，是父亲一笔一画记下来的。我说了好几遍“记住了”，父亲才放心。父亲又说：“我没有别的什么愿望，只想去看看天安门，看看国旗。你要帮爸实现这个愿望啊!”
第二天午后，我推着父亲去了天安门广场。国旗下，父亲睁大眼睛，一声不响，眼神顺着旗杆慢慢上升到红旗招展的天空。不一会儿，他的面部肌肉开始不停地抽搐。我知道父亲在哭。他的肾上腺被摘除后没有了肾腺素分泌，哭不出泪水来。父亲干哭了好久。此时此刻我不知道他心里想些什么，但我知道他澎湃的情潮中一定包含锥心刺骨的痛悔和无奈。父亲没有泪水的哭声，像一条条钢鞭把我抽打得鲜血淋漓。我也哭了，哭得悲怆而苍凉。
目前，父亲的身体仍处于极度虚弱状态。
中央对程维高处理后，许多人都感到我父亲的问题有太大的人为因素。北京政法学院的资深法学教授仔细调研了我父亲的案子，觉得确实有冤情，就到最高法院反映情况。最高法院决定找我父亲谈话，但由于我父亲病情很重，谈话未能进行。
父亲残弱的生命之烛，在期待中默默燃烧……写得真够恶毒的!我是木头桩子?我冷冷地说：“是不是您自己知道!”父亲猛地拍了一下桌子：“放肆!”我的确是放肆了，可为了患难中帮过我的王维增，我不得不拿出超常的勇气。父亲舒了口气说：“你肚子里有什么委屈，今天就说给我听听。”我不想对父亲讲我的委屈，讲也没用，于是说：“您有您的事业，我有我的活法，咱们各不相干。”说完，我拉开大门踏雪而去。当晚，父亲问我母亲：“那个王维增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母亲回答：“挺能干的。”父亲便说：“让他来，我见见。”父亲终于妥协了。
王维增来了，他谈吐有度精明干练，父亲对他的印象不错。之后，父亲指示地委组织部对王维增进行全面考查。不久，王维增被调到父亲管辖的地级市公安局，官升了一级。起初王维增干得不错，被公安部评为当年的“全国公安系统新闻人物”，后来他利令智昏，私设金库，挪用公款，触犯了刑律。
王维增出事了!办案人员把这一情况向程维高报告，程维高指示说：“王维增是李明珠提拔的，王维增不可能不给李明珠送礼，一定要想办法让王维增交代……”办案人员心领神会，为了得到口供，他们对王维增捆绑吊打了15个昼夜，打掉了王维增的两颗牙齿，还使用了兴奋剂。就这样，当年王维增给我的那 2万元便成了父亲受贿的证据。
心在流血：父亲望着天安门的国旗无泪干哭
父亲被免除职务，开除党籍，判刑两年，缓期三年，他的政治生命就这样结束了。
父亲从拘留所出来的那天，母亲和弟弟开车去接他，我也跟着去了，不过，因为觉得没脸面对父亲，我独自远远地站在一边。我泪眼模糊地注视父亲，只见父亲面容憔悴、目光呆板。在失去自由的112天里，他一定吃了不少苦。父亲上了车，我驱车尾随，尾随了三小时的路程。父亲蹒跚地走进自己的家门，我则在门外久久徘徊，不敢进去。母亲在我父亲面前不敢提起我。两天后，父亲主动问：“中秋呢，他怎么不露面?”母亲说：“他怕你见到他生气。”父亲好半天没吭声，最后才说：“我的错，不能怨他。”
听母亲传达父亲的意思后，我才有了见父亲的勇气。我回家那天，父亲疲惫地靠在躺椅上，对我像对陌生人似的看着，空气是僵冷的。
父亲的遭遇惊动了许多人，外界舆论莫衷一是：对我父亲抱有好印象的百姓为他扼腕叹息，被我父亲处理过、剥夺过既得利益的人弹冠相庆。父亲把自己封闭在家中，不和任何人见面。他说：“我无颜见江东父老，这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的事情。”他也不肯到外面走动，说一上街总觉得背后有许多点点戳戳的指头，总觉得有人在问：“这就是那个唱高调的反腐书记？”不久，父亲的住所由原来的独门独院调整为单元楼里的套间，没有了散步的小院子，落寞的父亲终日只能与电视屏幕相对。 1999年大年三十的夜晚，父亲把厚厚的一夹子剪报资料摊开翻看。当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等数百家报刊登载过他执政为民的事迹，剪辑起来，竟有30万字之多。父亲翻过资料，悲泪长流。他对我说：“没用了，替我把它们烧了吧!”我抱着资料心如刀绞。父亲默立在窗前，满脸凄怆地说：“这样的日子，生不如死啊!”他突然拉开四楼的窗户。他的这一举动把我吓出了一身冷汗，我扑过去猛地抱住他。父亲瞅了瞅我，眼里盛满悲哀。
度日如年的父亲病倒了。两年间，他进进出出医院好多次。2003年秋，父亲病重昏迷，送到北京的一家大医院。经查，父亲患的是库兴氏综合征，表现是肾上腺素分泌障碍。不到一个月，父亲就四肢萎缩，头发脱光，头脸和脖子几乎与背一般粗。我到书店翻查医学资料，才知道此病的诱因之二是精神刺激。我对医生说：“摘我的肾给我父亲换上吧，一个不行摘两个，我的命可以不要!”医生告诉我：“你父亲的病只能进行肾上腺摘除手术。”
术后不久的一天夜里，我迷迷糊糊听见父亲叫我的名字，我激灵一下醒来，问父亲有什么事，父亲说：“爸怕是活不久了。”我说：“您怎么说这丧气话，您的病是能治好的。”父亲摇摇头，说：“我的病在心里，治不了的。”我说：“您要不想活了，我也不活了。是我把您推进火坑的，看您这样子，我活着比死了还难受。”父亲将一个本子递给我，说：“这是这次住院期间来看过我的同志的名单，你要记住这些人。最困难的时候人家想着咱，咱千万别忘了人家。记住了吗?”本子上共有132个名字，是父亲一笔一画记下来的。我说了好几遍“记住了”，父亲才放心。父亲又说：“我没有别的什么愿望，只想去看看天安门，看看国旗。你要帮爸实现这个愿望啊!”
第二天午后，我推着父亲去了天安门广场。国旗下，父亲睁大眼睛，一声不响，眼神顺着旗杆慢慢上升到红旗招展的天空。不一会儿，他的面部肌肉开始不停地抽搐。我知道父亲在哭。他的肾上腺被摘除后没有了肾腺素分泌，哭不出泪水来。父亲干哭了好久。此时此刻我不知道他心里想些什么，但我知道他澎湃的情潮中一定包含锥心刺骨的痛悔和无奈。父亲没有泪水的哭声，像一条条钢鞭把我抽打得鲜血淋漓。我也哭了，哭得悲怆而苍凉。
目前，父亲的身体仍处于极度虚弱状态。
中央对程维高处理后，许多人都感到我父亲的问题有太大的人为因素。北京政法学院的资深法学教授仔细调研了我父亲的案子，觉得确实有冤情，就到最高法院反映情况。最高法院决定找我父亲谈话，但由于我父亲病情很重，谈话未能进行。
父亲残弱的生命之烛，在期待中默默燃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