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司马光作为宋代的名臣大儒，有很大的空间进行学术探讨。司马光有着深厚的儒学积淀，同时又时刻以儒者的规范要求自己。本文由此从三个方面对司马光的文学创作思想进行论述：一是司马光对文学“文以载道”、“有适于用”的文学功用的认识，二是司马光对文学创作诚实不虚、严谨朴素的态度，三是司马光在诗歌创作与鉴赏方面对隐逸生活、平淡闲远的追求。
关键词：司马光；朴儒；文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6-0180-005
司马光是宋代的名臣大儒，一生著述极丰，根据《郡斋读书志》所载，司马光共留下经学、史学、哲学著作三十余种。司马光在史学领域地位崇高，其所著《资治通鉴》被《四库全书总目》称为“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1]，与司马迁并称为史学界的“两司马”。在经学上，司马光弘扬儒术，力辟佛老，对儒家经义做了许多开创性的阐释，朱熹将其与同时的周敦颐、邵雍、二程、张载合称为北宋“道学六先生”[2]卷八十五。司马光的文学成就不如史学、经学耀眼，然而著作繁富，成就斐然，如今留有赋一卷，诗十四卷，制诰、奏议、章表四十三卷，书启、论说、纪传、杂文十四卷，序跋、《疑孟》、《史剡》、《迂书》等二卷，墓志、祭文、青词等六卷。司马光留下的大量著作，为研究其文学思想奠定了基础。
司马光不以文学自矜，他评价自己“至于属文，实非所长”，实为自谦之词。司马光在《答怀州许奉世秀才书》中说：“光性愚鲁，自幼诵诸经，读注疏，以求圣人之道，直取其合人情物理，目前可用者而从之。前贤高奇之论，皆如面墙，亦不知其有内外中间，为古为今也。比老，止成一朴儒而已。”[3]453司马光自诩“朴儒”，结合司马光的立身处世、学术观点来说，这一自诩可谓恰当。司马光的文学创作观念也都明显受这一思想的影响。本文对司马光的文学创作观念从思想内容、表现手法及诗学倾向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务为可用之文，推崇文以载道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序》中说：“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为可法，恶为可戒者，为编年一书。”[4]9607这是司马光治《资治通鉴》的初衷，即从繁多的史料中撮其精华，汇为一书，务为可用，于军国政事有益。司马光在《答范梦得书》中也曾说：“诗赋等若止为文章，诏诰若止为除官，及妖异止于怪诞，诙谐止于取笑之类，便请直删不妨。或诗赋有所讥讽，诏诰有所戒谕，妖异有所儆戒，诙谐有所补益，或并存之。”[3]1743这是与范祖禹讨论《资治通鉴长编》的书信。在司马光看来，若是诗赋仅有文采，连《长编》也可弃之不取。《长编》对于史料具有收集性质，务为广博，“弃之不取”可见司马光对诗文之“用”的重视。而有益之文，诗赋、诏诰、怪诞、诙谐等文章都可以选用。《资治通鉴·陈纪二》记载了隋治书侍御史李谔的上书：“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4]5476这是李谔对江左文风的批评，也可视作司马光的代言。由此也产生了一个《资治通鉴》引起广泛讨论的问题，即屈原在《通鉴》中无一字提及。
对于这一问题，有些读者将其理解为司马光对于屈原“露才扬己”、“暴露君恶”的行为不以为然，因而不屑齿及。更有甚者，将司马光列为屈原的对立面，如闻一多曾说：“我记得，至少有两人了解屈原，一个是教人‘痛饮酒，熟读离骚’的王孝伯；一个是在《通鉴》里连屈原的名字都不屑一提的司马光。前者一个同情的名士，后者一个敌意的腐儒，都不失为屈原的知己。”[5]这未必是司马光的原意，司马光并非敌意屈原，在七言绝句《醉》中有句云：“果使屈原知醉趣，当年不作独醒人。”如五律《五哀诗·屈平》有句：“冤骨销寒渚，忠魂失旧乡。空余《楚辞》在，犹与日争光。”可见，司马光不仅同情屈原，对于《楚辞》也报以极高评价。之所以在《资治通鉴》中对屈原只字未提，恐怕是由于司马光对于《资治通鉴》严格的取舍标准。《邵氏闻见后录》卷十曾说：“司马文正公修《通鉴》时，谓其属范纯父曰：‘诸史中有诗赋等，若止为文章，便可删去。’……《通鉴》并屈原事尽削去之。……《通鉴》掩日月之光，何耶？公当有深识，求于《考异》中无之。”[3]2042或许在司马光看来，辞赋仍属于“载之空言”，因而不仅在《通鉴》中不提《离骚》，甚至连屈原的事迹也只字未提。
司马光对藻绘雕饰的文辞不以为然。司马光在《答福昌张尉耒书》中说：“然窃见屈平始为《骚》，自贾谊以来，东方朔、严忌、王子渊、刘子政之徒踵而为之，皆蹈袭模仿，若重景叠响，讫无挺特自立于其外者。”[3]1285司马光对于屈原以后的赋作家几乎一概抹杀。司马光自身创作也务为可用，苏轼评价他：“其文如金玉谷帛药石也，必有适于用，无益之文，未尝一语及之。”（《司马温公行状》）[3]2046
司马光与当时文坛上兴起的古文运动相呼应，也继承了从柳开、穆修、石介等人传袭而来揄扬韩、柳古文的传统，司马光强调“文以载道”。司马光《在答陈充秘校书》中说：“然光未知足下之志，所欲学者古之文邪？古之道邪？若古之文，则某平生不能为文，不敢强为之对，以欺足下。若古之道，则光与足下并肩以学于圣人，光又智短力劣，疲倦不进者也。……足下所称引古今传道者，自孔子及孟、荀、扬、王、韩、孙、柳、张、贾，才十人耳。若语其文，则荀、扬以上，不专为文；若语其道，则恐王、韩以下，未得与孔子并称也。”[3]1238司马光一生推崇扬雄，认为扬雄“不专为文”，有道存之，是司马光心中的文人典范。尽管扬雄有辞赋传世，然而司马光所尊崇的则是扬雄《太玄》、《法言》等阐述儒学义理的著作。对于“文以载道”的观点，司马光在对庄子的评价中可以很鲜明地体现出来。
或曰：“庄子之文，人不能为也。”迂夫曰：“君子之学，为道乎？为文乎？夫唯文胜而道不至者，君子恶诸。……而子独嗜之乎？”或曰：“庄子之辩，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迂夫曰：“然则佞人也，尧之所畏，舜之所难，孔子之所恶，是青蝇之变白黑者也，而子独悦之乎？” （《迂书·斥庄》）[3]1518 这是司马光对庄子之文的看法。在他看来，庄子之文离道甚远，虽然文采斐然，然而文胜而道不至，是颠倒黑白之文，不足贵。司马光对扬雄“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说法笃信不疑，对于扬雄“雕虫篆刻、壮夫不为”的思想深有感触，因而排斥辞藻富丽而不以道贯之的作品。像这类观点在《迂书》中尚有很多，如“君子有文以明道，小人有文以发身。夫变白以为黑，辕南以为北，非小人有文者，孰能之？”（《文害》）“言而无益，不若勿言。为而无益，不若勿为。”（《无益》）“使庄为扬言，斯与之矣；扬为庄言，斯拒之矣，孰党焉。”（《无党》）这些都表明司马光对于无益儒道的文章是弃而不为的。司马光自己的作品也大量谈道解经，其儒学著作详列于下：
经类：《温公易说》一卷，《无逸讲义》一卷，《古文孝经指解》一卷，《中庸大学广义》一卷。
子类：《疑孟》一卷，《说玄》一卷，《潜虚》一卷。
注疏类：《集注法言》十三卷，《集注太玄经》十卷。
杂类：《道德述要》二卷，《居家杂仪》一卷，《温公书仪》一卷。（以上目录及卷次据《郡斋读书志》）
二、诚实不虚的创作态度，严谨素朴的文学表达
司马光行文不求工巧组丽，而是平典自然，娓娓道来，成就虽不如同时期的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人，历来却不乏读者，且评价颇高。苏轼在《司马温公行状》中称赞司马光的文章是“文辞醇深，有西汉风”[3]1802。司马光在行文技巧上没有过多的讲究，但在文章中诚实自然，纤毫不隐，读其文可知其人。
《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一记载司马光少年时期的一则轶事，“光年五六岁，弄青胡桃，女兄欲为脱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子以汤脱之。女兄复来，问脱胡桃皮者，光曰：‘自脱也。’先公适见，诃之曰：‘小子何得谩语？’光自是不敢谩语。”这是一则轶事，司马光为人诚实不欺在当时实是有口皆碑。司马光终其一生忠厚正直，他曾说：“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耳。”[6]苏轼在《司马温公神道碑》中也说他：“论公之德，至于感人心，动天地，而蔽之以二言，曰诚曰一云。”[3]1831司马光为人磊落坦荡，有君子之德，行文也是发于胸臆，纤毫无隐，给人一种诚实自然的动人力量，后世读者常因文考究其心，从文章中窥见司马光的德行。清代沈德潜在《重刻司马文正公集序》中评价：“故自奏对扎疏，以及辞赋记赞，其微者根乎天人性命，显者关乎宗社生灵，皆发乎道德功业之余，非有意于文，而不能不文者也。世之读公文者，因辞以求其用心之不欺，即大《易》所谓‘修辞立其诚’者。”[3]1922司马光认为，文如其人，有德君子不当为怪异之文，失之不经，“有兹事必有兹理，无兹理必无兹事。世人只知所怪希见，由明者视之，天下无可怪之事”[3]1508。司马光以名节自矜，无论言行举止、论文著述都不失君子之风，今天流传的司马光作品，绝少怪力乱神之事，大多发于胸臆，娓娓道来，正气凛然又不故作姿态，不少评论家都曾评价司马光作品持论甚严，道德俨然，使人读其文可想见其人。如范成大《跋司马温公帖》：“旧传字书似其为人，亦不必皆然。……惟温公则几耳，开卷俨然，使人加敬，邪僻之心都尽，而况于亲炙之者乎？”[3]2094宋代楼昉《崇文古诀》卷十七评司马光《谨习书》曰：“此书说礼与他人说礼不同，援据得当，措陈明白，诚笃恳切。可以见此老爱君忧国之心。”宋代刘炎《迩言》评价：“或问：‘欧阳、司马之文，孰优？’曰：‘欧阳本之韩退之，学而至者也；温公远齐先汉，自诚实而充也。’”[3]2096元代吴澄《张氏自适集序》也曾说：“欧、曾、王、苏同时，司马文正公岂出于数子上哉？然读者不肯释手，何欤？盖其心术正，伦纪厚，持守严，践履实，积中发外，辞气和平，非徒言为之尚，以人论文则然也。”[3]2097-2098司马光的文章之所以能产生如此感人至深的力量，是因为他在文章写作中贯穿着“诚”这一朴实自然又难能可贵的创作态度。清人在《培远堂重刻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序》中评价司马光：“邵子以公为脚踏实地人，朱子以为笃学力行，有德有言，岂虚语哉！窃尝以为古今人才力难以强同，中心之诚可以自勉。公平生事业，皆从‘诚’字流出，故无不可对人者。”[3]1913
此外，司马光对大言无羁、诡辞谩语的文学表达也深为不满，因此他对《孟子》、《战国策》等雄辩之文多怀不满。为此，他还特地作了《疑孟》，对孟子的言说表示质疑。如《疑孟·告子曰生之谓性犹人之谓性乎》：“疑曰：孟子云：‘白羽之白，犹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告子当应之曰：‘色则同矣，性则殊矣。羽性轻，雪性弱，玉性坚。’而告子亦皆然之。此所以来犬牛人之难也。孟子亦可谓以辩胜人矣。”[3]1491司马光对孟子的诡辩不以为然，认为孟子混同概念，以达到“胜人” 的目的。再如《策问十道·第五道》对孟子的言说又进行了批评，孟子曾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对此，司马光认为孟子是在非圣毁经，使得后世学者认为《尚书》不可信，而对圣人、对经典轻加诋议。司马光反驳道，孟子自己曾说过“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难道只能用来说《诗》，不能用来评价《尚书》吗？不仅如此，司马光对于逞口舌之辩的历史人物多有贬斥。司马光在《贾谊论》中认为“世皆以贾生聪明辩驳，晓练治体”，而自己认为“贾生学不纯正，虽有俊才，任之为治，必不效矣”。原因就在于贾谊所言过当，言辞激切却又不识时务。司马光对于德才之辩看得非常深刻，对于缺乏敦厚的思想内涵又大言欺人的人物多加批评，认为贾谊“世人不察其所由之术，苟见其材之茂，学之博，其言暐晔可观，而不得施于世，因从而叹之，不知失夫驳滥刻深，非吾党也”[3]1425。虽然司马光“文似西汉”，但对于大言不惭的贾谊，司马光也大不以为然。
司马光对于舞文弄墨的否定或有来自于现实的考虑。王安石曾引荐一批在司马光看来巧言令色，用伶牙俐齿为改革鼓吹的官僚。司马光在《与吴相书》中说：“州县之役，困于烦苛，以夜继昼，弃置实务，崇饰空文，以刻意为能，以欺诬为才。”[3]1274史载王安石引荐吕惠卿时，神宗与司马光之间有这样一番对话：司马光谏曰：“惠卿险巧，非佳士，使安石负谤于中外者，皆其所为也。”……帝曰：“惠卿进对明辨，亦似美才。”光对曰：“惠卿诚文学辨慧，然用心不正，愿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训若无才，何以动人主？”帝默然。[7]司马光赞同孔子的说法：“我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在司马光看来，真正的儒者是道德高远、博雅渊默的，对于言辞浮夸、为文缛丽者不足以称之为儒者：“儒者果何如哉？高冠博带，广袂之衣，谓之儒邪？执简伏册，呻吟不息，为之儒也？又况点墨濡翰，织制绮组之文以称儒，亦远矣。”（《颜太初杂文序》）[3]1324 三、陶写林泉之乐，诗贵平淡闲远
司马光曾评价自己“至于属文，实非所长”，“尤拙于诗”，实为自谦之词。司马光留有一千零二十九首诗，还著有《温公续诗话》，仿欧阳修《六一诗话》的体例而著，兼有纪事、诗评。大量文献为研究司马光的诗歌创作态度提供了条件。
司马光有着极强的用世之心，《宋史》本传记载，元祐后司马光再度拜相，“欲以身徇社稷，躬亲庶务，不舍昼夜。宾客见其体羸，举诸葛亮食少事烦为戒，光曰：‘死生，命也。’为之益力。病革，不复自觉，谆谆如梦中语，然皆朝廷天下事业。”[8]司马光在《疑孟·陈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则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中反驳孟子道：“君子之仕，行其道也，非为礼貌与饮食也。昔伊尹去汤就桀，桀岂能迎之以礼哉？孔子栖栖遑遑，周游天下，佛肸召欲往，公山弗扰招欲往，彼岂为礼貌与饮食哉？急于行道也。”[3]1492在司马光看来，只要人臣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抱负，君主如何礼遇自己是可以不计较的。然而司马光在诗歌创作领域却极力推崇高蹈归隐之诗。
司马光在《通鉴》中于高士、隐士一概不取，在诗歌方面却颇推崇隐士之诗。在《续诗话》多有记载。第二则便是记载九诗僧之一的惠崇的诗，然而这一则褒贬却不甚明显。他引用欧阳修的原话，称《九僧诗集》已经散佚，九诗僧除惠崇以外，其他姓名皆不可考。司马光则通过他人之口将九诗僧全部罗列而出，可以补史记之缺。《续诗话》还多次摘录隐士诗并加以褒扬，如赞美林逋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是“曲尽梅花之体态”[3]1791， 赞美魏野的“千林蠹如尽，一腹馁何妨？”（《啄木鸟》）“吉凶终在我，翻复谩劳君”（《竹杯挍》）为“有诗人规谏之风”，并称赞“妻喜栽花活，童夸斗草赢”是“真得野人之趣”[3]1792。除此以外，《温公续诗话》还记录了韩退、刘概等处士。对于隐士生活，司马光表达了发自真心的向往与倾慕。
司马光自己也创作了许多此类诗歌。较为有代表性的是《自题写真》：
黄面霜须细瘦身，从来未识漫相亲。居然不可市朝住，骨相天生林野人。
还有如《河边晚望》：
高浪崩奔卷白沙，悠悠望极入天涯。谁能脱落尘中意，乘舆东游坐石槎。
再如《自嘲》：
英名愧终贾，高节谢巢由，直取云山笑，空为簪组羞。浮沉乖俗好，隐显拙身谋。惆怅临清鉴，霜毛不待秋。
司马光功业煊赫而作这些诗，可谓“心缠机务，而虚述人外”，司马光汲汲于仕进，但对“蔬食饮水、曲肱枕之”的儒者风采却未能忘怀。
司马光与欧阳修、梅尧臣等宋初著名诗人交好，他自己也十分喜爱平淡诗，并对梅尧臣的“状难写之境，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9]十分称赏，并在《温公续诗话》中多次提到。司马光称赞父亲司马池的诗《行色》为“岂非状难写之景也”，并说“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也”。司马光对梅尧臣的诗赞不绝口，在《园中纪事二绝》中说：“坐嗅白莲药， 卧看青竹枝。闲斋不成寐， 起读圣俞诗。”梅尧臣去世后，司马光还作有《和不疑送虏使还，道中闻邻几圣俞长逝，作诗哭之》、《梅圣俞挽歌二首》、《和吴冲卿三哀诗》等。在诗歌上，司马光比较倾向于欧阳修、梅尧臣的观点，作诗讲究含蓄有味，得味外之旨，司马光不是诗文革新的主将，但是以实际行动以及自身的政治地位为欧、梅、苏等人起到声援作用。
即使作者并非隐士，司马光所称赏的仍然是平淡闲远、隽永有味的诗篇，如寇准的“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陈尧佐的“雨溜蛛丝断，风枝鸟梦摇。诗家零落景，采拾合如樵”，杨朴的“狂脱酒家春醉后，乱堆渔舍晚晴诗”，大名进士耿先之的“浅水短芜调马地，淡云微雨养花天”，等等。
司马光的创作中有许多是讲求平淡风格的，俯拾即是。如《夏日西斋书事》：
榴花映叶未全开，槐影沉沉雨势来。小院地偏人不到，满庭鸟迹印苍苔。
《晓霁》：
梦觉繁声绝，林光透隙来。开门惊鸟鸣，余滴堕苍苔。
再如《湖上村家》：
万顷寒烟外，茅茨枕碧流。枫林巢乳鹤，沙溆乱鸣鸥。漠漠菰蒲晚，苍苍芦荻秋。欲过南浦去，篱下出渔舟。
司马光作为一代重臣，其诗心却常在山水花鸟之间，这与司马光几次出都经历及进退自如的人格修养有关。同时，司马光的诗歌追求也是对唐诗以来崇拜隐士群体的诗歌传统的继承。“无论是寻访旧友、煮茶谈天、学禅问道还是兴起闲游，在某种意义上都体现了诗人对当下现实的暂时逃离，对更高层次的精神世界的追求——对一种能够安顿自己心灵的精神境界的寻访。……因此，诗歌文本的抒情对象常常不只是停留在那群高士身上，而是引向包容高士、藏匿高士的远离人烟的化外之境。”[10]
司马光曾公开表态自己不善作诗，甚至认为诗无关紧要，在《答齐州司法张秘校正彦书》中说：“光素无文，尤拙于诗，不足以揄扬盛美，取信于人。况近世之诗，大抵华而不实，虽壮丽如曹、刘、鲍、谢，亦无益于用。……诗何为哉！诗何为哉！”[3]1268司马光有时又会显示出自己的矛盾之处，不仅自己留诗甚多，而且将诗作为权衡人才的标准，他在《冯亚诗集序》中说：“文章之精者，尽在于诗。观人文者，观其诗，斯知才之远近矣。”[3]1332由此可见，司马光并非认为诗“无用”，而是华而不实的诗无用，司马光所称赏的不是辞藻堆砌的诗，而是平淡闲远，抒发真性情、真自我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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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文 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