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隆活跃于明代隆庆、万历年间，是中晚明文学思想史上由复古文学思想向性灵文学思想过渡阶段的一位重要代表作家，他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都带有明显的新气象，在明代文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位置。《栖真馆集·赠叶虞叔》一诗的自述中即可见出，屠隆早年深受儒家人世精神的影响。至中年，屠隆感到理想无法实现，但仍主张“用儒道以匡时立教、治国修身，用佛道以理性归真、出尘超劫”，不忘对社会政治的关注。屠隆的社会政治观点承继原始儒家思想并杂糅道、法两家，有诸多独到见解。
一、对政教风俗的批评
屠隆在诗文中对当朝的政治教化、世风民俗多有批评。《鸿苞集·藿语》中，屠隆把人主比喻成心，四方万国为四肢百骸，“心正则四肢百骸皆理，心乱则四肢百骸皆乱，此必然之理也”，认为“君德无失，朝廷有道”，天下太平；“君道多失，秽德章闻”，天下必乱。“心正”，即无私欲。屠隆所处的明万历朝，统治者多欲，帝德败坏，屠隆虽未正面指斥万历皇帝，但在其《鸿苞集·詹炎上》中有一段借古讽今的文字，批评汉高祖、光武帝等古代帝王“心累于多欲”而几尽失去江山，称道汉文帝、梁武帝“精明勤政，渊博综古，慈爱拯物，清明持身，超朗离欲。”屠隆认为君王是天下兴乱之根本，但祸端源于贪官污吏。屠隆在《开化令传》中塑造了一酷吏形象。贪官到任，旋即为县中富人、穷人造册，逐个索贿。他还怂恿县中人诉讼以受贿。后来没人再诉讼，他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逮捕百姓，从而索要贿赂。屠隆对这种贪酷之吏痛恨至极，提议“犯重者则诛其身，籍其家，次则戍配，如是而贪风知警，吏治斯清而元元庶其稍苏矣”，对此类贪官用严刑。屠隆还论及万历朝士风民俗。他在《鸿苞集·浮巧》中说：“甚矣，人之好附而趋利也。……近世为甚……。”人好浮巧、虚伪不真，是“趋利”的结果。他在《鸿苞集-詹炎下》中总体地描述中晚明风俗的转变：“我朝弘治以前人心近古，士气淳庞、民风朴野；正德以后，渐漓其真。缙绅先私利而后公，家章缝筛浮华而忘本实，阊阖竞游闲而废恒业。朝市腾口舌而生风波，物多作赝，人善匿情。对面九疑，转眼三峡。风俗之近衰晚也可畏哉！”对晚明虚伪的政风、士风、民风进行了强烈的批评。
二、对两类“欲”的界定
屠隆把“欲”分两类，一为执政者求私利而不顾底层百姓的生死祸福，屠隆对这一类“欲”持明确的批判态度，他认为统治者做到清心寡欲才可尽心政务，同理，朝廷官员更必须杜绝私欲，他于《鸿苞集·核实》一文中多处强调“惟无欲之人乃可以为大臣”，“在上者欲旌别吏治，必先清心寡欲而后可”；二为士风民俗之狂诞和色欲，这看似与屠隆追求个性解放及其本人旷达风流之个性相矛盾，详加分析，屠隆推崇英雄豪杰，而英雄豪杰为非常之人，必有好色、狂放不羁等非常之事，他们乃经世致用之才，其种种不拘小节比之才干简直不值一提，他们与借狂诞而求私利、纵色欲而无能的人不可相提并论，他们可以狂放任性达情，普通人非但不可，还需要道德教化。这一观点可见出，屠隆仍未摆脱传统儒家教化束缚，他称扬的个性解放思想实为精英群体的专权。屠隆在《鸿苞集·庾亮》中言：“嵇阮旷达，外露狂态内秉玄心。今之优孟两公者，无复玄心徒有狂态尔。……夫市上袒跣屠沽儿皆嵇阮耶？”他认为狂是“玄心”，是超越精神的必然体现，是不可仿效的。他的《鸿苞集·绮语》云：“有人不读书而狂，余规之，其人曰：祢正平亦狂。余曰：渠胸中有一篇《鹦鹉赋》”，认为狂必须以真才实学为根基。超越精神、真才实学，究其实质均为精英意识，是精英优越感的体现。于色欲而言，屠隆主张色欲为人之本性，因此论及修身时他反复强调欲之可怕，却在实际生活中纵欲不禁，并在《鸿苞集·溪刻》中为自己辩解：“贤达风流市人亦风流，贤达放荡市人亦放荡。贤达市人之所以异者在心之染不染也”。禅宗认为心中不染着则无可无不可，即为“无善无恶”的境界，得道之人的放诞风流仅是过眼云烟，市人则因未得道而沉迷其中。禅宗思想的外衣掩盖下，仍然是精英阶层的优越感。这种思想实际上并非屠隆所专有，追求个性解放的晚明思想家、文人都体现出同一倾向。由此可见，认为晚明个性解放思潮是市民阶层思想意识的代表的说法值得推敲，至少那些倡言个性自由的发起者自己并不做此想。
三、对英豪之才的辨别
自弘正朝后，内忧外患不停地冲击明王朝的统治，有识之士开始思考政权的安危。这种情形下，屠隆于《鸿苞集·詹炎上》一文中说：“人才之关系于国家也大矣，此明主之所以急英雄也”，论及人才的重要性，表现出他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拯救现实政治的意图。屠隆的《鸿苞集·藿语上》提出“才非一品，取非一途”，即有用的都是人才，是人才就应该有所用，有胆有识的英雄豪杰才是经世致用之才，社会需要这种经世致用的英豪之才。屠隆中进士后与一些同年被选为县令，很多人对得到的职位甚为不满，屠隆却觉得县为政事的基层，县令同样是能锻炼自己、报效国家、实现理想的职位，读书科举之见闻均为纸上谈兵，必须练就处理实际事务的能力才可成就大业，而当县令正是历练的好机会，任颍上令期间政绩卓著。屠隆还提倡英雄豪杰人格。屠隆所指的英雄豪杰，即那些被称为狂士、圣哲、非常人的不拘小节、事功卓著的人，这些人不但有经世致用之才，而且不拘于俗，胆识过人。屠隆还在《鸿苞集·大英雄》中说，“忠”才能舍弃个人的私欲而尽心于朝廷、百姓，“智”才能有办法有策略、能使事情成功，“胆”才能想常人不敢想做常人不敢做的事，具备这三点才能成为大英雄，扶危救困，适应当朝“时势之穷、极难之会”之需。《由拳集·三吴水利总论》一文中，屠隆歌颂英雄豪杰：“夫成天下之大事者，其志欲锐，其心欲诚，其量欲虚，其识欲远，其智欲习，其机欲断，六善不备，事罕底绩。……古之圣哲大人经营天下，泽被当时，流照后世，率用此道。”基于此，屠隆批评程朱理学高谈心性藐视事功、拘泥道德诋毁豪杰、对人才压抑摧残。他还对当时僵化腐朽的科举取士制度进行批评，科举选才虽有进步之处，但其弊处在于考试内容是程朱理学与文章之学，选拔标准是道德文章，而处理政务、服务国家所需要的能力非道德文章所能完全解决。当时政界风气虚伪靡弱，屠隆还曾做《庸奇论》对此进行抨击。
四、对“仁政”学说的践行
屠隆在《鸿苞集·人臣体国》一文的中心话题“人臣之道”即爱民之道，行文中没有出现君主或皇帝等字眼，没有提出忠君思想，是难能可贵的。受传统儒家仁政思想影响，屠隆有着民本思想。屠隆的出身与成长经历使其对底层百姓生活有深切的体会，他关心民生疾苦并揭露社会的不公平现象。在青浦任上，屠隆协助治理吴中水患并写下了《三吴水利总论》等水利论文。屠隆两处任所都是难治之地，他为民请命常与上级对抗，并采取有利于百姓的政策，他在《由拳集·发颍阳记》中记载了自己离任时“颍父老子弟仓皇走相送，有骑者有不及骑者、徒步者，踉跄于道……诸生各骑一蹇驴复走大雪中三百里”的情景，可见其深受百姓爱戴。在《鸿苞集·帝均》一文中屠隆还提出平均的思想：“农夫终岁力田，不能给其租税；富商大贾鲜衣怒马，田连阡陌。溟滓子恻然伤之，欲请上帝而均之。”
屠隆之所以有这些政教观点，正是因为他与晚明的众多有志之士一样，看到了明王朝将倾的危局而欲行拯救。从屠隆的诗文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正面阐述自己的思想认识，还是批判社会的黑暗现实，屠隆都是一个有着独到政教观的晚明文人，这些政教观对屠隆性灵文学思想的形成亦有着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