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当下，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走过了六十多年的历程。在这六十年间，理论界对当代文学的反思从来就没有停滞过。小的论争自不必说，大的反思多集中于几个特殊年代，如建国十年文学、十七年文学、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的反思，等等。这些反思和探究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但是也应看到，这些反思和论争直至今日依然存在着一些非文学性的因素。最近，张光芒的《论中国当代文学应该“向外转”》一文针对中国当代文学“向内砖”，特别是“二度内转”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质疑，认为当下中国文学已经偏离了现实的轨迹，连文学的“外”都看不透，“向内聋专”就失去了逻辑依据，“向外转”是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此外，文中还以欲望化叙事、红色意象等为依据作出深入分析。在此我们不仅要提出质疑：当张光芒在作层层剖析之时是否考虑过，文学创作无论是采取“向内转”还是“向外转”，是解决当代文学发展问题的关键吗？张光芒文中所举依据能够支撑其理论的建构吗？
其实，当下中国文学的关键问题是作家缺乏个体化世界的建构。写现实也罢，写内心体验也罢，写人的个体欲望也好，写社会革命历史叙事也好，都不过是文学创作的素材。引用文学界常说的一句话：重要的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去写。“而这个最深处是什么呢？是—个作家对这个世界的独到的理解，由此外化出自己的创作方法与表现形式。这个理解的最高层面是哲学——它一方面穿越的是政治和文化，并通过政治和文化走向人类关怀，另一方面穿越的是既定的各种世界观，建立起作家自己的世界观。”而目前，这种理解我们还要做进一步提升，就是不能仅仅满足于“写什么”、“怎么写”，还要追问“写得怎么样”。
在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一直存在很多的非文学性认知。理论界一旦认识到文学“向外转”的问题，一旦发现文学已经成为意识形态的附庸，就呼吁“向内转”，要让文学回到自身，回归文学的本真状态。这一论争一度成为20世纪80年代的主流文学话语。而今，张光芒又发现“向内转”出了问题，又提出了“向外转”的观点。这种在“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下的来来回回、转来转去的文学研究何时休矣？当然，张光芒持此主张自有他的道理。因为从张光芒所精熟的西方启蒙论来看，西方文学的“向内转”是在西方社会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下，社会已经有了规律，作家不需要探索社会现状，因而“向内转”有一定的合理性。目前我国还不具备这种“向内转”的条件，“在这样的前提下，作家主体看透“外”，殊为不易”。也就是说，以张光芒看来，中国文学目前尚不具备“向内转”的资历。照张光芒看来，中国文学目前只能停留在对外在.实的关注上，“向内转”须等到中国社会走上成熟的资本主义阶段或者后资本主义阶段。但是，无论从文学自身的特性还是从文学发展的阶段而言，这种理论存在很大的问题。这种看法将文学创作题材视为创作成败的关键，因而非常容易陷入“题材决定论”的误区。
在论及这一问题之前，我们不能不重新反思一下究竟什么是文学。尽管学术界对这一概念的界定已经形成了一个无比庞大的“族群”，但文学作为一门艺术所内涵的基本特征还是存在一些公认的看法：文学是一门艺术；文学具有独特性；文学是一个虚拟的世界，等等。那么，张光芒是如何认识这一问题的呢？张光芒认为在文学中，每一个时期或时代的一批人物“成为特定时空文化密码的承载者，成为人们借以观照现实生活和反观自身精神的审美符号”。照此推理，文学就是对历史的记载，是文化的承载物，在马加爵、药家鑫、范跑跑等人物上历史只要作出自己的记录即可，当代文学还何谈“向外转”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既然如此，那么文学写现实题材还是写内心体验就不存在本质性的差异。如果文学是用来记录现实的，那么只要历史学家就可以了，文学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
从中外文学经典来观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那些流传下来的经典力作又有哪一部是因为“向内转”还是“向外转”而成为文学经典的？例如《悲惨世界》、《静静的顿河》、《洛丽塔》等小说，如若按照张光芒的观点是因为它们都反映了时代，塑造了体现时代特征的人物，是“向外转”的结果；《追忆逝水年华》、《等待戈多》则是“向内转”的产物。但是仔细分析起来，这些经典的经典性并不在于其写了那个时代，也不在于读者对那个时代的生活和问题有着多么深入的关注，因为关注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读者完全可以去读历史。文学自有自身的要务和存在的价值，是对人类存在终极关怀的一种个体化的理解的产物。
至于张光芒在文中提到的几处论据，只要熟知当代文学创作状况的人自然知晓，这些论据缺乏代表性、经典性。我们知道，无论是文学史写作还是文学文本研究，都要以文学性作为尺度来对文学作出评价。对于那些文学性不强的文本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因为文学史本身就是一种极端残酷的淘汰过程。大浪淘沙，历史留给后人的永远是那些具有独创性的经典。那么，张先生的这些支撑其观点的文本是否具有说服力呢？
首先，张光芒认为当代文学从“向外聋专”走向“向内转”，走向私语化和欲望化，结果出现了卫慧、棉棉、九丹、木子美等作家作品。那么，这些作家和文本是否就代表了当代文学？显然，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就目前长篇小说创作而言，当代文学一年的产量就多到上千部，究竟哪些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实绩？如果说卫慧、棉棉、九丹、木子美等代表了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现状，我想张光芒自己也不会予以认可的。我们完全可以列出一长串为批评界所认可的当代文学作家，如贾平凹、阎连科、余华、迟子建、张炜、陈忠实、格非、王安忆、赵德发、苏童、麦家、陈村等。所以，张光芒在论证自己的观点时未免有以偏概全之嫌。
以卫慧、棉棉、木子美等作家作品为例，她们在文本中大胆书写肉体、欲望，但问题的关键不是她们触及了这些东西，而是她们对此是否有着个体化的理解。如果仅仅停留在欲望和私密话语的展示上，我们就很难说这些文本的文学性究竟如何。靠着题材的新异性、私密性来赢得读者的关注，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文化现象，而非文学上的创新与突破。因此，作为文学批评家应当在看到私语性写作、身体写作时作出自己的追问。除了对其是文化现象还是文学现象作出自己的判断之外，还要站在整个世界文学角度看是否是对西方早已经存在的现象的复制，是否是属于自己的独特性创造。
其次，至于张光芒所言“红线”的变迁、打工文学、底层叙事及“小悦悦事件”，从现实角度而言，文学确实不如现实社会丰富，对道德堕落、人心异化的批判也显得十分乏力。文学需要关注当下现实，但文学本质上并不能对现实产生多大的触及，更不要说文学能够救国救民了。说到根子上，文学有自己要管的领域和存在的逻辑。作家陈希我在谈及文学时认为：“文学是什么？文学是告诉人们，在现实世界之外还有一个世界；在世俗逻辑之外还有另—个逻辑。”近代文学史上所倡导的“文学救国”论只不过是文人的一厢情愿罢了，这种观点非但不能真正解决文学创作出现的种种问题，反而会将文学推向意识形态的路上。红色叙事、打工文学等题材在文学史上的评价早已经为学术界作出了诸多评价，我想张光芒作为批评界颇有影响的理论家不会不了解。
总之，文学艺术有着自己的特性，批评家在对文学的批评和理论探讨过程中，应该首先坚守文学艺术的标准。在此基础上，批评家要做的事情是在研究中提出自己富有创建性的理论，建构起自己的理论世界，而不是在“向内转”还是“向外转”这种既有论争的圈子里进行选择性的徘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