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在杭州孤山的敬一书院与美院朋友一起品茶，他忽然问道：在浙派油画系的近现代画家中，你喜欢哪位？我一时语顿…… 因为喜欢的浙派画家很多，每位画家都各具特色，并不能马上排出座次，且随自己的认识时日递进，爱好又有新的变化。紧接着，朋友问喜欢的原因和标准。这次我倒可直接回答：其一、要具备底蕴和内涵，这是画家的一种基本修养和素质。其二、要有开创性，有自家语言方式，这些都是作为艺术大家的必要标准。浙派油画界的林风眠、潘天寿、全山石等都令我高山仰止，这些高山大川固须仰止，仰止之外，还有一种并非呈耸立之势的山，却更能令我作怡然观，关良就属于后一种类型的画家。
天趣，是关良画的灵魂。
关良的画没有堂正之气和飘逸之姿，却得一“趣”字，留有孩童般的天趣和自然，常常不被外行看好，因此既入不得主流，又难得广大民众的喜爱。如白石老人的画意趣盎然，雅俗共赏，最得人缘；李可染为祖国山河立传，庄严深沉；潘天寿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一味霸悍中夺人心；傅抱石有洒脱不羁之气，石鲁有悲愤气。这些都是可以彪炳史册的画家的“硬指标”。关良的“硬指标”恰恰是这孩童气，戏曲人物与中国画的造型和笔墨观如约而至，得意忘形、不似之似，其趣得“戏”之精髓。关良对中国文化体悟之深，使他能很快登堂入室，画中国画之名掩了画油画之名，便很自然。我之所以言及画种的跨越，是因为画家中由油画转习中国画的，不在少数，甚至成了潮流，但其中成功者却寥寥。
在绘画中，关良涵摄了文人的那份文气和童心，他的稚拙又是东方化的。他不在一定限度内借用了儿童的本真来说文人的话，他醉心于在自由造型中体现笔墨美感，不让所谓的准确造型遮蔽和干扰了趣味生发。倪贻德在随笔《关良》中这样描述：“发现出常人所看不到的微妙的色调和优美的形式来”。
除了天然稚拙，不落俗套，也是关良画的特色。脱俗，使他的画充满了文人画之气质，在平实、意趣中，蕴涵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严格的学院教育并没有使他就范于某种固定的规则，没有甄灭艺术中难得的鲜活气。那心性和原真，承继了梁楷、黄慎等人的写意精神，又趋于更内在和精微的处理，在平面分割中纳入生拙笔墨，更具形式意味和个人色彩。我有时想，学院派不是中性的称呼，但在具体的、历史的语境中，它发生着褒贬的语义变迁，故应一分为二地看待。在江湖画家作祟的时代，学院派便担当起“正本清源”和“开拓创新”的责任；在所谓正统画家趋于保守陈旧之时，学院派则沦为腐朽。关良兼有两者身份，虽然在学院任教，却并不为严格甚或呆板的课程所束缚，虽常浪迹民间，却有谨严的学术意识——这其中的“偏离”恰好成就了其画之逸格。
正如中国画的形式逻辑并不依据科学一样，关良作品的美，并不按照类似月份牌美人的比例和结构关系。若作浮想联翩的解读，亦在其作品细微处，入此关枢须有足够的心性和眼力。而他画细节与普通画家不同，他在笔墨的转接揖让之间，打破观者司空见惯的解读，自然复自然，就像他不用引号强调他要强调的话语，而将细节紧紧镶嵌在整体关系中，以至于你无从分辨，特有的弱对比也不妨与色彩中的弱对比进行比照，微妙得不易察觉。所有的关系并非眩人耳目，却禁得住推敲和琢磨。
关良是一个戏迷，曾经有一段时间，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消磨在京剧的研究里。因为长期浸染其中，使他的戏曲人物和画面，更见顿挫有致，趣味盎然。他的艺术与生活纯然一体，使他的作品意趣，表现了一种源于生活的原生态生命力，这是在平凡之中进行的发现与创造，绝非人云亦云，照本宣科。
关良的画，给予人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虽然大家都知晓其主业是西画，但令他名气更大的水墨戏曲人物似乎只是友情客串。在近现代中国美术史上，像他这样由画油画改画中国画的可以举出很多。我想这些大家产生的最大原因是土壤和背景问题，当然还有环境、受众、年龄、材料等因素的影响。在江浙这片土壤里，产生了很多才情横溢的画家。关良何以能在历史车轮无情碾过之后留下声名？且随时日更迭越发显出独特的价值呢？这引起了我的思考。
关良，从抗日战争胜利后，便随国立艺专返回杭州，任杭州国立艺专、浙江美术学院西画教授。他1900年生人，17岁东渡日本学习西画，5年后毕业于东京太平洋美术学校，同年归国，先后在上海美专、武昌艺专等多所学校任教，到在浙美任西画教授。
老浙美在关良前前后后的画家中，比他知名度大的画家很多，关良如果没有戏曲人物这个拿手好戏，没有将西画的基础洋为中用，恐怕早就被世人遗忘了。水墨戏曲人物确立了关良在中国画坛的学术地位和民间关注。话说回来，如果关良以比较入时的方式，创作其他题材，以他的才情，未必会不如他画水墨戏曲人物获得更大的知名度。
在逸品缺席的年代，人们会越发感觉到关良的价值。在戏曲题材中，关良实现了图式与趣味的匹配，今天对于我们来说这样的风格是那样遥远。他的初期作品受了塞尚和罗诺阿的影响的确不少，在他的画面上，可以看出塞尚的严密的构成和有韵律的笔触来，而圆味的表现和柔和的色调却又是从罗诺阿研究得来的。显然，他的水墨不能照搬油画的方式，关良之功在于化合中西。细加考证，他的水墨既有结构，也不因结构而生硬和板滞，柔和的墨色和形体都得益于他的早期西画积淀。
而关良之才，又重在融通。在东方与西方、民间与文人、学院与素人、谨严与随意之间取得了融会贯通。
在20世纪的画家中，关良是极有趣味的一位。题材与笔墨方式都堪称无双，这也限制了他。关良作品不可能进入艺术界的中心位置，在那个救亡图存、渴求变革的时代，他永远属于一不小心就会在多数人心中悄然流逝的画家。不取其貌，单看他的画，便可认定他是一个平和从容，有些幽默，也很有教养的人。因为往往内心有优越感才会有幽默，而内心平和从容的人才能获得真正的优越感和教养。他不喜狂，也不悲愤，世界的纷乱和庞杂在他那里都被“戏”化了，同时，一切又是审慎和克制的。在他看似生拙的造型和笔墨中，依稀透着对生命意义的内省。
关良定然是在精神世界留下印迹的画家，因为他没有矫饰、虚伪和华丽，一切指向“真”，正是这份“真”，虽然不可能一下子吸引你的眼球，却绝不让人感到厌倦。
关良画的天趣，需要慢慢用心去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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