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海》对“汉奸”一词的解释是:本指汉族的败类,现在泛指中华民族的叛徒。后者是一种很含糊的说法,“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共同体的代称,里面包括了56个民族,怎么能用一个“汉”字一言以蔽之呢?因此,“汉奸”应该确指汉族的败类,而作为一个国家共同体的叛徒,应该和国际接轨,仿照国际惯例―――“法奸”、“韩奸”等等―――而称之为“中奸”。
民族共同体和国家共同体的区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二者的起源不同。“汉奸”就发源于汉族正式形成的汉朝,因此,“汉奸”既指汉族的败类,同时也指汉朝的败类。
但是,理应发源于汉朝的“汉奸”一词,在汉朝却从来没有出现过;不同于后世一做“汉奸”就遗臭万年,汉朝的“败类”在汉朝也没有受到过多的指责,甚至对待铁定坐稳了“汉奸”位置的人还不乏同情。毫无疑问,“汉奸”这一对固定人群的称谓,一定出现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而且“汉奸”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改嫁的女人。儒家的经典著作《周易》说:“妇人贞洁,从一而终也。”不从一而终的妇人,当然就不是贞洁的女人,就是荡妇,就是失节的女人。“独尊儒术”之后,这一对妇女的苛刻要求开始嫁接到男人身上,不从一而终的男人相应地分为两类:“改嫁”不同的主子被称为“贰臣”或“叛臣”,“改嫁”异族被称为“汉奸”。“奸”字是“女”字旁,是发源于改嫁女人的铁证。
“汉奸”的起源既然已经明朗,就让我们随着司马迁的传记文学,看看“汉奸”在汉朝的遭遇吧。
汉朝的第一个“汉奸”是曹无伤,曹无伤时任刘邦的左司马,是执掌军政的副官,相当于军委副主席,地位当然非常重要。秦末乱世,刘邦率先攻入关中,接受秦王子婴的投降,过了一个月,项羽才到达函谷关,闻听刘邦已经摘下了峨眉山的桃子,大怒,攻陷函谷关,和汉军对峙。这时,曹无伤出场了,他派人去对项羽说:“刘邦想占据关中称王,封投降的子婴为丞相,把秦宫的珍宝全部据为己有了。”项羽本来就很生气,曹无伤这番话更是火上浇油,立刻下令:“明天犒赏士卒,准备攻打刘邦!”此时项羽四十万大军屯兵新丰鸿门,刘邦只有十万大军,屯兵霸上。两军对垒,显然刘邦处于下风。
项羽的谋臣范增劝说项羽借助曹无伤的情报立刻攻打刘邦,其辞曰:“刘邦占据山东的时候,贪财好色,是个著名的大流氓。如今入了关,居然不取财物,不近女色,说明这家伙志向远大。我曾经偷偷替他望气,都是龙虎之形,五彩之色,这是天子之气。必须赶快攻打他,遏制住他的气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项羽的叔父项伯和刘邦的谋臣张良是好朋友,不忍见张良成为炮灰,连夜赶往汉军大营,面见张良,把项羽的军事机密详详细细告知张良,让张良跟他一起私奔。没想到张良非但不领情,反而把项伯扣留在军营,自己去见刘邦,把这个情报捅给了刘邦。张良拒绝项伯的理由是如果自己逃跑,是对刘邦不义,可是把项伯冒着生命危险送来的情报出卖给刘邦,却不认为不义。显然,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反正总有冠冕堂皇的理由。
刘邦一听傻了眼,向张良问计,张良说:“项伯还被我扣着,你亲自去见他,就说大王您不敢背叛项羽。”刘邦问:“你和项伯谁年长?”张良说:“项伯年长。”刘邦说:“请你叫他来,我要像兄长一样对待他。”
张良叫来了项伯。刘邦摆下酒席,亲自敬酒,祝项伯长命百岁,并且约为婚姻,答应将自己的女儿嫁给项伯的儿子为妻,请求项伯替他说情。项伯和项羽叔侄俩心都太软,况且即将和刘邦成为儿女亲家,于是满口答应,约定第二天一早刘邦亲自前去项羽大营赴鸿门宴,当面谢罪。
其实这一夜项伯几乎走到生命的尽头。如果刘邦不是慑于项羽的四十万大军压境,以他出尔反尔的性格,项伯别说结为儿女亲家了,被刘邦杀人灭口的可能都有。到那时,不知道视“不义”为人生最大罪过的张良将何以自处?即使此刻刘邦在项伯面前表现得卑躬屈膝,一旦时过境迁,刘邦马上就把承诺抛到了爪哇国,根本没有兑现结亲的诺言。
第二天就是著名的鸿门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项伯却以身屡屡掩护刘邦这个镜花水月的儿女亲家,加上项羽心软,遂使刘邦逃脱。
刘邦狼狈地逃窜回大营后,第一件事就是诛杀曹无伤,可见刘邦对曹无伤的切齿痛恨。
如果说曹无伤是“汉奸”,那么项伯就是“楚奸”(项羽被封为西楚霸王)。可是两人的命运却大相径庭,此后项伯仍然陪着项羽出生入死,直至垓下之战,项羽自刎乌江。刘邦平定天下后,封项伯为射阳侯。此时的败军之将项伯,大概再也没有勇气提起结亲的话题了。
曹无伤和项伯两个“奸细”最终命运的对照,同样显现出刘邦和项羽个人性格的对照:刘邦心狠手辣,项羽妇人之仁;刘邦当断则断,项羽犹豫不决。曹无伤向项羽出卖情报,只能说曹无伤看错了人,就像周作人看错了日本人一样。
第二个“汉奸”是中行说。不过中行说的“汉奸”身份不是出于自愿的选择,而纯粹是被逼成的。
中行说是汉文帝的宦官,汉文帝派遣中行说护送公主去匈奴和亲。按说这是一项光荣的政治任务,不是汉文帝的亲信还揽不到这项美差呢,公费旅游外带还能收到匈奴的回扣,何乐而不为?可是中行说这个宦官偏偏很有个性,生平不爱旅游,就以这个借口推辞。汉文帝认为中行说是燕人,生长朔方,熟知匈奴情状,派他去本来也有窥探匈奴虚实兼收集情报的任务。一看中行说这么倔强,汉文帝也来了脾气,坚决不肯换人,定要中行说走这一趟。中行说胳膊扭不过大腿,只好悻悻起程,临行前私下对人说:“我本来不想去,非要逼我去,可别怪我将来当‘汉奸’。”听到这句话的人都一笑置之,心想你不过只是一介阉人,能成什么大气候?大言不惭罢了。
众人暧昧的表情更加激怒了中行说,中行说暗暗发誓一定要在匈奴混出个样子来。虽然身为男人的本钱被阉了,可心还是一颗中国心;如今这颗中国心的尊严受到了伤害,就会变质给你看。
一到匈奴,中行说就投降了老上单于,成为单于的亲信,开始兑现他的誓言了。
匈奴与汉和亲,汉朝赠给匈奴许多缯絮(丝织品)和食物,匈奴苦寒之地,又是游牧民族,哪里见过这些精致的衣服和可口的食物,所以上上下下都非常喜欢。中行说却进谏说:“匈奴的人口比不上汉朝的一个郡,但是匈奴之所以强大,独霸一方,是因为衣食都和汉不一样,不需要依赖汉朝供给。现在单于您变更旧俗,爱穿汉朝的衣服,爱吃汉朝的食物,长此以往,恐怕汉朝的物品输入匈奴不过十成中的一二成,就足以使匈奴动心降汉,都要变成‘匈奸’了。”
单于和众人对这番危言耸听都将信将疑,中行说便举例说明:“穿上汉朝的丝织衣服,骑马在杂草和荆棘丛中奔驰,衣裤全都挂破了,哪里比得上我们的毡裘耐用?汉朝的食物虽然精致可口,哪里比得上我们的乳酪方便美味?”中行说自从爱上“汉奸”这一行当之后,模范遵守这一行当的职业道德,开口闭口“我们”、“他们”,彻底说服了众人,从此放弃了汉朝的衣食。
汉朝皇帝和单于所通的书简,历来长一尺一寸,上面写着“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的字样,然后才记载着赠送的物品和言语。中行说教单于回复的书简,定为一尺二寸,所加的封印都比汉简宽大,称呼也傲慢得很―――“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然后才记载着赠送的物品和言语。样样都要压倒汉朝。
汉朝的使节看不惯匈奴和汉朝不一样的风俗制度,中行说就出面组织大专辩论会,并且亲自上阵,作为反方首席代表和汉使辩论。
汉使指责匈奴不尊重老年人,中行说批驳道:“按照汉朝风俗,征兵出发时,父老岂有不置办衣食,欢送子弟的?匈奴素来崇尚攻战之事,老弱不能上阵打仗,因此才把优渥的衣食供给给少壮子弟,这样才能打胜仗,这是保家卫国,怎么说得上轻视老年人呢?”
汉使又说:“匈奴父子都睡在一个帐篷里。父亲死了,儿子娶后母为妻;兄弟死了,娶兄弟的妻子为妻,逆天乱伦。也没有冠带之类的服饰礼制,又缺少朝廷上的礼节。”
中行说批驳道:“匈奴的风俗是吃牲畜的肉,喝牲畜的乳汁,穿牲畜的皮毛衣服。放牧的时候要随时转场,才能保证牲畜按时吃草喝水。所以战事紧急的时候人人都练习骑射,战事缓的时候人人享受和平生活。人们的约束既轻,生活也就简便易行;君臣关系简单,国家事务再繁杂,也像一个人的身体一样好使。哪像你们中国,虽然自称礼义之邦,君臣之间却相互猜忌;而且大量使用劳力去修筑宫廷楼阁,以至耗尽民力。老百姓耕种本来是为了衣食丰足,建造城郭本来是为了保护自己,可是这样一来,战事紧急的时候没有时间练习攻战之事,和平的时候又不能休养生息,还要出劳力。至于匈奴的风俗,父子兄弟死,娶他们的妻子为妻,是为了保全种姓。因此匈奴虽然伦常紊乱,但是一定要立本宗族的子孙。哪像你们中国,虽然遵守伦常,可是亲属关系疏远的时候就互相残杀,竟而至于改朝易姓。你们这些只会在土屋里生活的汉人,还有什么可说的!不过尽是些衣冠禽兽而已!”
大专辩论会以反方胜利告终。从此之后,汉使再想和中行说辩论,中行说就高挂免战牌,斥责汉使道:“别说了!你们都是我这个名嘴的嘴下败将!但教你们汉朝送来的衣食等物品数量充足,尽善尽美,就是你们尽职尽责;否则等到秋高马肥,就要大举南侵,铁骑践踏了!”
要做就做最好的“汉奸”!中行说的敬业精神彻底征服了老上单于,对中行说言听计从,在中行说的谋划下,匈奴屡屡侵入汉境,杀伤百姓,掳掠牲畜,成为汉朝最大的边患。汉文帝虽然对中行说咬牙切齿,恨不得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可是鞭长莫及,只好照例和亲。老上单于死后,他的儿子军臣单于即位,中行说仍然辅佐他,匈奴也仍然不断给汉朝制造边患。
不得不承认中行说对中国这个假“礼义之邦”的指控是尖锐的,是有道理的。类似的指控,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更是达到了顶峰。中行说虽然是地地道道的“汉奸”,可他也是汉文化最早的反思者,最早的反传统斗士,鲁迅所说的“营垒内部的反戈一击”。他对汉朝礼义制度的抨击,句句在理,一针见血,难怪汉使都不是他辩论的敌手,因为真理的确掌握在这个“汉奸”手里。
后来中行说就在史书中消失了踪迹,因此他的下场如何,无人得知。只有他对汉文化的指控,穿越千年,仍然回响不已。
(选自《趣读史记:不可不知的十九类〈史记〉事件》/许晖 著/崇文书局/2007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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