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１９００－１９９０）浙江德清人。原名俞铭衡。他是“五四”新文学运动早期即成名的诗人、散文家和学者。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任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教授，晚年长期任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他出身世家，有《古槐书屋词》等旧体诗集，而当初以《冬夜》等白话诗享名，且倡导诗的平民化。散文有古典笔记之风格，有《燕知草》、《杂拌儿》等集。他的学术研究以红学为主，《红楼梦辨》是“新红学”的经典作品，后易名《红楼梦研究》，有关论著辑成《俞平伯论红楼梦》两册。他对古典韵文亦有精深会赏，有《读词偶得》、《清真词释》、《唐宋词选释》等，有关论著辑成《俞平伯诗词曲杂著》。
喜读侦探小说
关心俞平伯的人常要了解他在业余时间干些什么，除打桥牌、唱昆曲以外，他的业余爱好很少，每日更多的时间是看书，古今中外无所不读。他随笔记下的就有“读通鉴”、“读书之案”、“The german、Tribune Hamburg”、“维特克夫人”、“The second omnibus of Crime”等。
俞平伯最喜读侦探小说。尤喜“福尔摩斯”、“亚森罗�”和“Father Brown”，但却不太喜欢近代女作家Agatha Christie的作品。他的长女俞成与他有同好，并常把她读过、认为有趣的书推荐给他看，他看过后，往往还要与女儿讨论一番。平时他从不看电视，但当播放英国拍摄的连续剧“福尔摩斯”时，每集都不肯放过。为能听清对白，他的外孙专为他接上一副耳机，看得津津有味。由于他对福尔摩斯的故事非常熟悉，所以每次看后都要发些议论，指出电视剧脚本改编的优劣。他的这一喜好，可追溯到六十年前，俞夫人的七弟许宝�也是个福尔摩斯迷，经常给孩子们讲故事。一次家中失盗，他自命为福尔摩斯，让平伯扮演华生，颇认真地侦探了几日。虽得不少线索，却始终未能破案。他俩一高瘦、一矮小，真是有点儿像呢！多年来，此事成为家中的趣谈。
1976年冬，在他的永安里寓所，又出新案，不过破案的不是他，而是他的外孙女韦梅。那是一段很有趣的故事：
某日，一位不速之客，他身穿灰大衣，自称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工作人员，来了解俞平伯的住房情况，以便落实政策。他的这番话，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不速之客”很受欢迎，大家都希望能通过他的帮助早日迁居。他多次造访，一会儿要一份居住现状的材料，一会儿又要写原住房情况的说明，每次逗留时间很短，来的时间也不固定。虽总说不久当落实，却始终不见动静。
那时，恰逢在山西插队的韦梅在京与俞平伯夫妇同住。最初的怀疑始于“不速之客”永不肯摘下口罩，一口水也不肯喝。韦梅灵机一动，决定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了解一下情况，结果查无此人。这立即引起了韦梅的警觉，速往社会科学院保卫部门反映情况，引起重视，即刻将情况上报公安局。公安人员约见韦梅，决定派人在俞平伯家对面的九号楼内设监视哨，要求严格保密，并约定若“不速之客”再来，以在楼下挥动韦梅所围红头巾为信号，通知埋伏在对面楼内的公安人员。韦梅办妥后，立即告知家人，俞夫人很紧张，俞平伯却较镇静，只叮嘱韦梅留守家中，尽少外出。此后半个月不见“不速之客”的踪影，大家都怀疑走露了风声恐不会再来。
一日上午，韦梅正临窗熨衣服，突见“不速之客”走来，忙通知二老要沉住气，万不可因慌张打草惊蛇，又急告邻居李凤林女士做好协助准备。像往常一样，俞夫人为“不速之客”递上一杯茶水，只是手在发抖。俞平伯相当沉着，说了些感谢的话，并劝喝茶。此刻，韦梅在隔壁房间开窗挥动了红围巾，李凤林女士惟恐不妥，又抓起一块床单下楼抖动，以期引起埋伏人员的注意。“不速之客”似有不祥预感，只坐片刻，匆忙告辞，韦梅速围上红围巾，以相送一程为由伴其下楼，遂见对面楼内有几名便衣走出，尾随着他。韦梅回到家中。大家松了一口气，却发现方才所熨的衣服已被熨斗烧糊，桌子也被烧坏，可见还是很紧张的。不久传来消息，云“不速之客”已被逮捕，并在身上搜得刀子一把。据分折，此人意在抢劫，却因俞平伯家中人来人往不断，且无规律，故始终未能摸清底细，迟迟未能下手。“不速之客”为“民族研究所”工作人员，有偷盗前科，被判监禁三年。事后谈及，都谓惊险。并一致推韦梅及她的外祖父表现最佳，家人都说这可能与俞平伯常读侦探小说有关。他自己也为临场不慌，感到得意。俞平伯夫妇称韦梅立了大功，赠金笔一支为纪念。并有“红巾飞舞出楼中，已见宵人泣路穷”的绝句，记述了这段故事。
逢年过节与喝咖啡
过节与喝咖啡似无关系，然而在俞平伯的生活中却有一点儿小关连。
俗话说：“穷无亲戚，富无节”，俞平伯家虽不算富，但因他一日三餐吃得较好，所以在他家，年节的菜肴也显不出什么特色。俞夫人在世时，有些小节还要过一过，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应个景儿”。如中秋节，她总要让女儿去买几个月饼，分开来大家吃；正月十五也要自制汤圆；春节的年夜饭，便由他们的儿子俞润民、女儿俞成分头做上几个拿手菜，大家边吃边议，评一评哪个菜最好。俞平伯平日不喝酒，此时也与大家一块儿喝一小杯葡萄酒助兴。
不过，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俞平伯家过春节是很隆重、热闹的。那时他的母亲健在，除夕夜要摆供祭祖。因此，年夜饭格外丰盛，常是由外面请来的福建厨师掌勺，有鱼丸、炸瓜枣、核桃酪等颇有特色的福建菜。年夜饭后，晚辈向长辈辞岁，孩子们便可得到盼望已久的压岁钱。然后，全家人围坐推“牌九”，长辈们轮流做庄，大家五分、一角地压着玩，庄家输赢最多也不过十元左右。俞平伯对赌钱不感兴趣，只是陪夫人凑热闹，随便压上一两次，玩一会儿便离去。在俞家，每年只有除夕至正月十五才能玩牌，这是条祖传规矩，足以使人了解一个书香门第的家风。显然，这不仅仅是为了钱，而是从根本上杜绝了“玩物丧志”的恶习。这条规矩一直沿袭到今天。
中国有许许多多的节，俞平伯都不过，却要过一个与中国大多数人毫不相干的“圣诞节”！说怪也不怪，这可能与他有个外国女婿有关。1943年，他的长女俞成在昆明工作，结识了一个葡萄牙穷汉子――英国新闻处记者约瑟夫，不久在昆明结婚。从俞平伯“大女于归”诗中，可看出他当时大惑不解的心情，诗曰：
女初入抱忧难堪，今拟于归西海边。
岂道神州无俊望，或与殊俗有前缘。
人言此事何须诧，愧我痴愚却损眠。
蛮语参军应不恶，只愁冰玉两茫然。
俞成给这个古老的中国家庭带来了些“洋气”，在她的影响下，每逢“圣诞节”便要在家中吃茶点，有很好的蛋糕和香浓的咖啡。当然，这与宗教信仰无关，对于喜吃的俞平伯来说，这不过是个“机会”，能吃西点、喝咖啡的节日，在中国习俗中是没有的。过圣诞节自然应当“洋味儿”十足。
俞平伯特别喜欢咖啡，何时养成这一习惯却无法考证。他的外孙说：“外公两次出洋，没学会穿西装，却学会了喝咖啡。”不过，这也仅是笑谈。凡与俞平伯往来密切的亲友都知道他的这一嗜好，因此送礼也常有咖啡。“文化大革命”前，他自己备有一个小锅和一个小纱漏子，自己在煤火炉上煮来喝，且有“Boiled is spoiled”的经验。以后有了速溶咖啡，他更觉方便，不再煮咖啡了。咖啡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并非惟一饮品，他更多的时间是喝绿茶，这个习惯已有几十年，他的长寿或与此有关？
俞平伯是个喜吃不喜穿的人，他的服装之简朴，外人无法想象。几套中式布衣裤，不知穿了多少年，破了补，补了再穿，即便是外出，也仅有一套旧中山装。他绝不肯为添制新衣去商店，大多衣裤都是自制。俞夫人为此颇伤脑筋，她往往以出去吃饭为由，顺路硬拉去试一件新装。在他1986年赴香港讲学时，人们也看到他穿戴的简朴。
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个很省事的人，非不得已，他从不要家人照料琐事，事实上他那简单又无规律的起居，家人也很难插手照料。他自称他那种饿了就吃、困了就睡的生活方式是“大水养鱼法”，也就是说没什么一定之规。他过惯了那种无拘无束、顺其自然的生活，而这一习性到了晚年便愈发明显了。
贫贱夫妻百事哀
1974年，俞夫人得了一种很罕见的病，实际还是属于癌症类。由于病势发展较慢，故除用药外，并未引起他们的重视。到1976年3月，俞夫人遵医嘱入院治疗，约两个月。在俞平伯夫妇晚年生活中，从未有过长达两个月的分离，而这次又恰在俞平伯中风之后，因行动不便，不能常去探视，只有靠书信往来。在3月中旬至4月初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内，俞平伯竟写信二十二封！俞平伯写给夫人的信，从询问病情，到家中吃饭、来客等琐事，无所不谈，但更多的是“悄悄话”：
本不拟作长书。不知不觉又写长了。昨日半夜里梦醒之间得诗二句，另纸写奉。我生平送你的诗不少，却总说不出来我二人感情之实况。因之我总不惬意，诗稿或有或否也毫不在乎。这两句用你的口吻来描写我，把我写像了，（我想是非常像，您道如何？）就把这“双感情”也表现出来了。近虽常和圣陶通信，却不敢写给他看，怕他笑。只可写给您看看，原笺请为保存。上面的款识，似青年时所写，然已八旬矣。……
（摘自《四月十二日信》）
润民谈你近况已悉。早办手续，早些出院，就是我的希望。此外别无所嘱。你前信说“度日如年”，我现今当说，一日三秋盼君如岁矣！！
（摘自《四月二十一日信》）
这段日子，对他们来说，无疑是难熬的。几十年来，他们吃在一起、睡在一起，已成了习惯。即便是在夜深人静时，也常从他们的卧房传出谈话声。俞平伯夜谈的兴致很高，直至夫人熬不过，先他睡着方肯罢谈。人们常说，人老了感情也会淡漠，俞平伯夫妇却始终如一。特别是在俞夫人患病后，俞平伯更是终日服侍左右，端茶递水，以至倒便盆，全部由他包揽，晚辈们根本插不上手。
正因如此，他们的儿女便多了几分担忧，不知一旦他们之中有一人先一步离开这个世界，留下的能否承受那沉重的打击支撑下去。依儿女们的设想，若留下母亲，或尚可维持，因为在他们眼中，她似更理智些，性格也更坚强些。但死生有命，谁都不能先知。终于，他们最担心的事，在俞夫人患病七年后发生了。
对夫人的离去，俞平伯似有一种预感。他并不是每天写日记，他的习惯是：“外出则书之，有事则书之。”就在俞夫人逝世的前一天，他突然开始写日记，详记了夫人往医院看病的全过程。不想第二天（1982年2月7日）便成永诀。当俞夫人平静地悄然离去时，俞平伯就睡在她身边。她不会遗憾，她是幸福的。
俞平伯在治丧期间表现异常冷静，他始终坚持“不要再去打搅她”的意见，丧事办得极其简单，只是在火化后，他一定要把夫人的骨灰安放在她卧室内，以便终日相伴。
事过之后，他的儿女们都为能顺利度过这一关感到庆幸，但又对他的表现不甚理解。事隔八年，当翻阅他的日记时，才发现当时他的表现，实际是一种变态。他在日记中写道：
高龄久病，事在定中。一旦撒手，变出意外。余惊慌失措，欲哭无泪形同木立，次晨火葬，一切皆空。六十四年夫妻，付之南柯一梦。
原来，他把巨大的悲痛深埋心底，这严重的内伤，导致他后期生活的转变，特别是在1986年以后，则愈发不正常。
六十四年，漫长的岁月，这之中藏孕着多少情、多少爱，无法得知。只是在深夜，依旧可听到俞平伯一人独语，想冥冥中自有知音，有一个永恒的“爱”的天地。
旧时月色
1982年至1985年，是俞平伯晚年生活相当沉闷的三年。夫人去世带给他的打击无可言喻，尽管他口称“要过一种新的生活”，但奇迹并未出现。他几乎失去了对一切的兴趣，除看书、写字，偶尔让外曾孙租个小三轮车出去吃顿饭之外，他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没有任何社交活动，与家人一起谈话、吃饭的时候也极少。熟知他脾气的人都知道：他不愿做的事，就绝不能勉强他去做，所以也只有由他去。有时，为一件毫不相干的小事，他也会大发脾气，大家皆称之为“犯痰气”，此时对他无理可讲，只有不理睬一法，待“痰气”过去，他又如往常一样，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这种精神上的不正常，到1986年以后愈发严重。他把苦痛压在心底，在言谈话语中，从不流露。我们只有从他1982年2月21日所写五言诗中，对他的心境有所了解，那是他内心的独白，也是他生活的写实：
独语犹对话，耳聋不待闻。
是处皆枨触，堕泪人未悉。
谁言此境恶，我道殊非劣。
既无食旅扰，更较病坊活。
出门将安之，何如守故室。
守之亦何为，惺惺又寂寞。
良朋友嘉言，“料之无戚戚”。
（圣陶和诗也）
这种沉闷的生活，直到1986年方才出现转机，这一年连续发生了两件事：1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他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举行庆祝会；11月19日，应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和三联书店的邀请，赴香港讲学。这两次活动，在他的晚年生活中是值得记载的大事。
庆祝会在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小礼堂举行，院长胡绳、所长刘再复以及他的同事、学生、家属二百余人参加了这次活动。俞平伯为准备在会上的发言很是犯愁。一点儿不讲，说不过去，但又没有什么新作可公诸于众。于是他把“1980年5月26日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书”和旧作《评〈好了歌〉》整理出来，以“旧时月色”为总题，由韦柰代为宣读。在《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书》一文中，他提出对《红楼梦》研究工作的三点意见：（一）《红楼梦》可从历史、政治、社会各个角度来看，但它本身属文艺范畴，毕竟是小说。今后似应从文哲两方加以探讨。（二）似宜编一“入门”、“概论”之类的书，俾众易明，不更旁求冥所。（三）数十年来对《红楼梦》与曹雪芹多有褒无贬，且估价愈来愈高，像这一边倒的赞美，并无助于正确理解。如能把距离放远些，或从另一角度来看，则可避免许多烟雾，而《红楼梦》真相亦可稍稍澄清了。他的这三点意见，可以说是较为概括地反映出他对研究《红楼梦》的认识，对越来越繁琐、钻牛角尖式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意见，是一番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议论，客观而又清醒。惜未能引起“红学”界的足够重视。
这次纪念活动，对俞平伯的一生来说是十分重要的。1954年对他不公正的批判，至此有了结论。胡绳在致词中，称他是有贡献的爱国学者，他的红学研究具有开拓性；1954年对他的政治围攻是不正确的，它伤害了俞平伯，在学术界产生了不良影响。刘再复在祝词中说：“俞平伯先生以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的双重建树，使自己成为‘五四’运动以来为数不多的学者、作家、批评家兼诗人。”刘再复从“新文学创作”、“古诗歌与词研究”和“红楼梦研究”三个方面，对他所作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指出：“俞平伯先生的治学精神和劳动态度会更广泛地影响我们的学术界。”
纪念会后，他的儿孙们在家中备茶点以示祝贺，而俞平伯仍像往常一样，淡淡的，并不显格外兴奋。他在想些什么，没人知道，日记中也没有记载。也许他在发言中最后的几句话，便是他真实心情的写照：“往事如尘，回头一看，真有点儿像‘旧时月色’了。”
好便是了，了便是好，一切毕竟全都过去了。
……
生死之间
九十寿辰后三个月，1990年的4月16日晨，俞平伯因脑血栓再度中风，左侧瘫痪，距第一次发病整整十五年。发病突然，来势很凶，也没有任何预兆。他一动也不能动地躺在床上，面色青灰，人同槁木。忙请文学所通知协和医院。正在门诊忙碌的神经科主任李舜伟大夫闻讯，即刻赶到他家。李舜伟是俞成的朋友，与俞平伯夫妇也很熟，十五年前到家中为俞平伯看病的也是他。经诊断，李大夫要他入院治疗，虽神志不清，仍连连摇头，像过去一样，坚决不肯住进医院。家人不想违背他的意愿，深知他脾气的李大夫也不勉强，只有取药回来给他吃。当时的情况，大家都以为他会不久于人世，日夜轮流守护。人虽已处于半昏迷状态，但他仍是“旧习不改”，对必要的治疗，一点儿也不配合，不肯按时打针、吃药，急坏了一家人。说来也怪，在死亡线上挣扎了几日后，他居然又一次奇迹般地挺了过来，但已基本丧失了思维能力。这时，韦柰再次动员他去住院，对他大声地说：“我陪你去住院，就像我陪你去香港一样，去几天就回来，好不好？”又遭到拒绝。大家知道，韦柰的这番话若说服不了他，那么旁人就绝对没办法了，从此断了送他住院治疗的念头。医生说，若不是他的本原好，发病那时就该不行了。对这次发病，俞平伯似有预感，在病前不几日，他曾写下了这样几句话：“一暝不复秋，黄昏齐到京。身后事当在亚运会后。妄涂。”当时他的儿孙们看后，都莫名其妙，以为又是在“犯神经”，谁知他竟有先觉，大病而又不死，莫非真的要拖到秋天的一个黄昏？
病中的俞平伯真是可怜，他想动，动不得，想说，说不出，一向要强的他，坚持要用勉强能动的右手自己吃饭、吸烟，小便也不肯叫人帮忙，看他那股子倔犟的劲头，艰难的举动，令人心酸。为不使他因久卧病榻而引发褥疮，每天坚持把他抱起来几次，坐到书桌前去吃饭，饭后他时常歪着半瘫的身子，叼着一支香烟，呆呆地坐着，两眼直勾勾地望着窗外，不时抬起右手，习惯地抚摸着光秃的头顶，在想些什么呢？是“西湖的六月十八夜”？是“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还是“陶然亭的雪”？或是在想那“高高的身影，银红的衫儿”的她？也许什么也没有想，他也真该没有什么牵挂了。却不然！
他牵挂着“写文章的人”。一天下午，他突然把韦柰叫到床头，抬起右手指了指他存放零用钱的壁柜，含糊不清、断断续续地说：“拿出……拿二百元钱出来。”韦柰不解其意，迅速把钱拿出，送到他眼前，“送……送给写文……文章的人……。”“写文章的人很多，你要送给谁？”韦柰附在他耳边大声喊着，他却反应不过来，只不断地重复着同样的话。“是给我吗？”韦柰问，他摇摇头。于是韦柰把能想到的，与他相熟的写文章的人一一数给他听，当提到潘耀明的名字时，他点了点头：“就……就给……潘……。”韦柰终于弄明白了，他紧捏着手中的二百元钱，激动得热泪盈眶。二百元，这数目太小了，然而那份情，那份在半昏迷状态中仍流露出的感情，该有怎样的价值啊！“好外公，你在这样的时刻，还惦念着你的朋友，惦念着与你同行的文人！”
待潘耀明回信给他致谢时，他已不记得，只是呆望着对他讲话的韦柰。就由他忘记了吧！我们却永不会忘怀，不会忘记那二百元钱中所寄予的希望、关怀和深切的爱。
了却了一桩心事，另一件心事又涌上他的心头。这桩心事，在病后第三个月，不可遏制地迸发出来。
在连续服用“大活络丹”两个月之后，俞平伯的病情稍见好转，昏睡时间减少，饮食略见正常，那不健全的大脑，又有了些断断续续，不连贯的思维。他经常在清晨醒来，然后要陪夜的男佣抱他到书桌前坐下，边吸烟、边与男佣“闲谈”。有一次甚至拿笔为他写了几个人名，他们是：叶圣陶、顾颉刚、冰心。为什么要写，不得而知，或许是说与他们相识？还是想起了与他们交往几十年的友谊？陪夜的男佣，是个业余摄影爱好者，他抢镜头，为病中的俞平伯拍照，那几张照片虽非佳作，却很难得。
自6月中旬开始，俞平伯每见韦柰，总是重复地说一句话：“你要写很长很长的文章，写好后拿给我看。”这话使韦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写什么文章？他为何如此关心呢？
不久，俞平伯的话题，逐渐接近实质。“要重写后四十回。”语句含糊，很难弄明白他的真实意图，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了：他还是放不下研究了一辈子，让他大吃苦头的《红楼梦》！此后，话越讲越清楚：“文章由四个人写，”他对韦柰说，“你是第一，俞成第二，我第三，韦梅、先平第四，写好送到香港发表。”看这意思，是要来一个“集体创作”了。但到底要写什么，还是弄不清，无论如何不会是重新写作后四十回吧？！不管怎样大声地问他，也听不明白，说不清，他的大脑思维，只能“输出”，不能“输入”，反应极为迟钝。那些天，他一会儿要韦柰把“脂批本”拿给他，一会儿又要他自己的“八十回校本”，像是中了魔，他一反常态，常常坐在书桌旁翻看《红楼梦》，一看便是半个多小时。多少次，他把韦柰叫到身旁，似想说什么，又说不出。几经反复，终于在断续的话语中弄清了他的想法：要重新评价后四十回！“你可以写了。”他说。“你得给我一个大纲才行。”韦柰喊着。当然他知道，要外祖父拿出写作大纲是不可能的，但总要弄清一点他的想法，才可写成文章。前不久，俞平伯用颤抖的手，写了些勉强能辨认的字，一纸写：“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另一纸写：“千秋功罪，难于辞达。”事情至此总算有了一点眉目，他不满意他和胡适对后四十回所作的考证，不赞成全盘否定后四十回的做法。这一想法，早在他病前便曾提及，他认为能续成后四十回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它至少使《红楼梦》变得完整，高鹗、程伟元做了一件曹雪芹未曾做到的事。当然，像“胡适、俞平伯有罪”这样的话，并不可完全认真对待，因为那毕竟是他病中的呓语，是走火入魔的极端。
俞平伯在晚年，很少谈《红楼梦》。不想在病中，却念念不忘地挂牵着它。这是压抑了多年的一次总发泄，一次反弹。“我不能写了，由你们完成，不写完它，我不能死！”他对长女这样说，那么是写，还是不写呢？为了他这最后一点愿望，文章似应尽快写就，但能写得出，写得好吗？
如果没有1954年那场不公正的批判，如果没有动乱的十年，如果为他平反的纪念活动能早些年举行，也许不会使俞平伯有那么多的遗憾，以至病中仍不能忘怀。无奈，往事不可追，遗憾将成为永久。
今天，他还活着，但与死去又有什么不同？生死之间或许本无界线，有些人虽生犹死，而又有许多人虽死犹生。他将永远活着，活在人们的心里。
在生命之大流中，
前波是被后波跨过的。
但前波有更前的波在它底前，
后波有更后波在它底后；
所以大家安然地过去，
认为平常而必要的事，
没有骄傲，也没有羞耻。
这么样――到永远？！
故超越是我们底名字，
被超越也是我们底名字。
在我们应当走的时候，
我们定要快快的走。
我们不愿挤住后面兄弟底路，
大家走，
大家向前走，
大家向毁灭走。
这里有生命底光辉，正照耀在我们底前路，
毁灭是永久的动，
是生命底重新。
我们底眼光很短，
它匆匆地跑过去，
所以很像一匹灰色马；
但上面人底名字不一定叫做“死”。
――俞平伯
（选自《文人画像――名人笔下的名人》/陈引驰 杨扬 傅杰 编/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