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格勒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德战场上具有转折意义的战役。该战役历来成为兵家、史家研究的重点。前苏联对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研究有两种倾向：一是战后十年左右，在历史文献中主要是宣传战争的成就和胜利，而掩盖了对战争中（些战役失败及战争进程中苏联领导人指挥失误的客观分析，如在早在拍摄的苏联影片《斯大林格勒大血战》中就有具体体现。另一种趋势是近年来，尤其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又出现全盘否定苏共、特别是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作用的论调。1989年苏联和美国重新拍摄的纪实历史巨片《斯大林格勒》，竟把制定斯大林格勒大反攻计划说成是“朱可夫的计划”。人们不禁要问：斯大林到哪儿去了?斯大林、朱可夫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作用如何?
关于1942年夏季德军的主攻方向
1941年底希特勒的军队在莫斯科会战中遭到惨败，使其迅速灭亡苏联的闪电战计划破产。而经历了战争初期失利的阵痛后，苏联军民开始顺利实现把国民经济纳入战时轨道，生产出了更多新式坦克、飞机、火炮、火箭炮及弹药以补充部队。仅在1942年下半年制造的自动步枪和反坦克武器较之1941年下半年几乎增长了5倍，迫击炮增加2倍，坦克增加到2．3倍，飞机生产也成倍增加，苏德战场力量对比出现了有利于苏军的变化，尽管德军在坦克、飞机等武器的数量上还占优势。这就是说，德军统帅部在制定1942年夏季的战斗行动计划时，已不可能像战争初期实施的“巴巴罗萨”计划那样在所有战略方向上同时发起进攻了。为此，希特勒决定1942年夏季德军主要进攻方向在苏联南部，即斯大林格勒方向，目的在于夺取苏联富饶的工农业经济区域和高加索的石油，并期望在南方得手后再重新对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发动新的进攻。希特勒把这个计划命名为“蓝色”行动计划。为了掩饰其真正战略意图，德军还编造了一个代号“克里姆林”的作战计划，似乎下一步德军拟加强其“中央”集团军的力量以进攻莫斯科。
那么，当年苏军领导层斯大林、朱可夫等人是否正确地判断了德军的意图?应该承认，在以往的苏联史学著作中，出于各种因素，对这个问题是避而不谈的。弗•莫罗佐夫主编的五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及1984年苏联军事出版社出版的《伟大卫国战争史1939―1945》对此只字不提。实际情况是：苏联领导人，包括斯大林和苏军总参谋部在这个问题上判断有误，斯大林认为1942年夏季德军可能在两个方向上实施战略性进攻，即针对莫斯科方向和苏联南部，而在这两个方向上斯大林更倾向莫斯科是进攻重点。因为德军在这个方向上集结了70多个师(按照“克里姆林”计划，希特勒在开始一段时间确实故意不调动这70个师，以造成进攻莫斯科的态势)。为了保卫莫斯科，斯大林决定将最高统帅部预备队的大部分兵力于1942年春末集中在莫斯科附近布良斯克方面军地域，以防止德军可能从莫斯科西南方向，即从奥廖尔一图拉方向和库尔斯克-沃罗涅日方向，迂回进攻莫斯科。以上事实在朱可夫元帅的回忆录中也是明白无误地承认的。由于苏联领导人对德军战略进攻方向判断有误，希特勒为了实现41号命令(1942年4月5日，希特勒签发41号作战命令，指出“为了达到东方战争最初目的……一切可用的军队将集中到南翼的主要战线，其目的是在顿河这边消灭敌人，以夺取高加索油田和进入高加索山区的隘口”)，投入了91个师、1 260辆坦克和1 600多架飞机到顿河方向，6月展开残酷的战斗，敌军突破哈尔科夫深入苏军后方包围了整整两个军。7月苏联最富饶的地区顿河、顿巴斯落人敌手，7月24日罗斯托夫陷落。当时急需增援部队，而苏军重兵却又集中于数百公里外的莫斯科，德军因此打开了直通斯大林格勒的道路。
这个事实目前已为俄大多数史家公认。然而现在的争论在于：能否把这个失误归于某个个人头上。苏科学院院士、著名史学家萨姆索洛夫教授甚至认为是斯大林上了德国人假情报的当，是希特勒的“克里姆林”计划通过一系列复杂途径最终落在斯大林手中而使他对德军将进攻莫斯科深信不疑。在苏美新拍的影片《斯大林格勒》中，也强调错误在于斯大林，是他认为德军将进攻莫斯科。事实上，不仅斯大林，朱可夫和最高统帅部均是同意这个判断的。捷列普霍夫斯基主编的《苏联伟大卫国战争》一书写道：“大本营和总参谋部认为，1942年夏季开始的主要战斗将在莫斯科进行。”朱可夫自己也承认：“我基本上同意最高统帅的战役战略设想。”这明确指的是对1942年夏季的苏军战斗计划。所以，把这个失误完全归咎于斯大林个人恐有失公允。
斯大林格勒战役大反攻计划的制定
1942年11月19日，斯大林格勒战役大反攻阶段开始了。依据苏联最高统帅部制定的反攻计划，经过广大苏联军民的英勇战斗，终于最后击溃德军第6集团军和坦克第4集团军、罗马尼亚第3、4集团军，意大利第8集团军，实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德战场形势的重大转折。
但正像朱可夫预料，在斯大林死后，“究竟谁是这个规模、作用和效果如此巨大的反攻计划的制定者”，会出现一些争论。纪实巨片《斯大林格勒》甚至明确说这个计划是“朱可夫的计划”。这就有必要探讨一下了。
还在斯大林格勒防御战最激烈之时，1942年9月3日，斯大林向当时正在斯大林格勒的最高统帅部副统帅朱可夫提出如下任务：“把德军从斯大林格勒引开，消除已冲人苏军防御部、隔开了苏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东南方面军的德军走廊”。朱可夫接此任务后。开始进行战斗设计，认为仅凭斯大林格勒现有苏军兵力“不能突破敌人的走廊，实现两个方面军的会合”，应当寻求别的解决办法。斯大林敏锐地注意到这个想法，请朱可夫和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再把计划具体一下。9月13日，斯大林、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初步研究了大反攻计划的雏形。由此可见，大反攻计划的产生过程，是斯大林提出了任务、并支持了朱可夫等人的想法，即蓄集和重新调配力量给德军一次毁灭性打击。9月底，斯大林和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再次研究了反攻计划。反攻计划图由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签署，斯大林最后签字同意。顺便指出，当时最高统帅部的领导体制是一长制与委员制的结合，任何计划没有最高统帅斯大林的同意和批准都是无法执行的。
还必须注意到当时提出组织一次大规模反攻计划的想法，也不只限于上述几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叶廖缅科在1942年9月中旬也向朱可夫提出了这类建议。而最后丰富和完善这个反攻计划的，则包括各方面军、各兵种的指挥员。1942年10月初，在斯大林格勒地区战斗的各条战线的指挥员们就被召集在一起具体讨论大反攻计划和领受各部队的行动任务。国防委员会在仔细听取了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的报告后，于11月3日召开国防委员会，在斯大林主持下，最终通过了斯大林格勒战役大反攻计划，并确定该计划代号为“天王星”。
因此，斯大林格勒反攻计划的制定，正如朱可夫指出的：“不应该谈论由哪些个人来独占制定计划的‘所有权’问题”，它是“苏军军事指挥人员集体创作的产物，体现了苏军指挥人员的集体智慧”。自然，这当中不能否定苏军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在制定计划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斯大林、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等人个人的重要作用。
斯大林、朱可夫在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中的历史地位
毫无疑问，朱可夫作为最高统帅部副统帅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充分显示了其战略家的才能，他自始至终参加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防御和反攻过程，并在制定大反攻计划中起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往往在战斗最激烈、最危急的阶段作为最高统帅部代表亲临前线统一指挥和协调各方面军的战斗行动，从而使局势转危为安。朱可夫最可贵的品质在于他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服从真理，而不盲从权威。当时斯大林的威信达到顶点，一般人很难违背斯大林的意志行事，特别在极其紧张的战争气氛中。而朱可夫却能从实际出发修正斯大林的观点，保证了战役的最后胜利。所以，斯大林格勒战役后朱可夫荣膺第一号苏沃洛夫一级勋章。今年俄罗斯政府为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为朱可夫树立铜像，他是当之无愧的。
而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人民委员会(即后来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军最高统帅的斯大林，无论对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失利所应负之责任，或对胜利所起之作用，都是朱可夫无法比拟的。一场战役好比一项巨大系统工程，战斗胜利不仅取决于战役计划的正确制定和战场上双方兵力的较量，同样取决于军工生产、后勤保障、人力的组织和调配以及创造有利国际环境、争取国际经济、军事援助等各方面情况的开展。而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斯大林，在上述方面所承担的责任、发挥的作用都同样是巨大的。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序幕阶段，斯大林由于未能听取沙波什尼科夫等人的意见而导致哈尔科夫、克里木战役的失败。尽管任何伟大统帅都难免有错误，但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出发，应当看到斯大林个人的过分专权容易导致全局性的重大失误。但是，应当充分肯定斯大林在这次战役中无论从战役计划的制定，战斗力量的调配，到武器生产、后勤运输等国内和国外一系列活动中为战役的最后胜利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包括起用了朱可夫(他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被任命为最高统帅部副统帅并晋升为苏联元帅)、华西列夫斯基(他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和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等一批红军优秀指挥员。正如俄罗斯总理切尔诺•梅尔金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庆祝大会上所说：“不能贬低或不提斯大林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功勋，否则是不诚实的也是不公正的。”
最后，必须特别强调的是，无论斯大林或朱可夫个人起了多么大的作用，对赢得斯大林格勒战役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在苏共领导下舍生忘死、前仆后继战斗的广大苏联军民。
人民出版社
2007年6月版
责任编辑：崔继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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