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当各行各业都感觉赚钱难和不再赚钱了时候，这也意味着一个国家在一段历史时期的经济繁荣已经差不多到了顶峰。 中国经济增速下滑背后 为什么说中国的投资增长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我们不妨先看制约中国投资增长的三个因素：
第一，房地产投资的巅峰期已经过去。按照2012年5月13日人民银行和西南财经大学发布的研究报告，中国自有住房拥有率已经高达89.68%，远远高于世界60%的平均水平，差不多已是世界上最高的了。这一事实反过来实际上说明房地产投资高速增长期也自然会过去。说明进一步靠中国未来的城市化来增加房地产投资，在中国目前的体制、制度安排和文化传统下，中国未来的城市化怎么走，怎么自然演变，我们好像还不是很清楚。至少从目前的经济格局来看，房地产发展的一个周期快到了。
第二，中国出口不振和产能过剩，出口企业利润率偏低和下行，会影响制造业投资增长。近些年来，中国企业的平均利润普遍逐渐下降，众多企业出现亏损，自有资金不足，即使不做出口的企业的投资扩张动力也在减弱。
第三，也是最主要的，21世纪以来一轮大规模的由各级政府所推动的基建投资的黄金时代也已经过去，包括高速公路、高铁、机场、码头、政府大楼，乃至绝大部分城市的基础设施已经基本完成和趋于饱和，即使再启动一些项目，也不可能像前几年那样全面地大规模地铺开了。当然，根据国家“十二五”规划的部署，公路、铁路、地铁、水利等基建投资未来数年仍有一定增长潜力，但地方政府负债率已经很高了，加上经济增速下滑所导致的税收增收减缓而民生类支出压力较大，局部地区风险约束明显增加，因此各级和各地有政府所推动的基建投资扩张的能力受到限制。
其次，上述三驾马车动力不足说，只是说明了短期中国经济增速会下行的一些表层因素。更深层次的问题是，经过30多年的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随着外贸出口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牵涉到家电、汽车的快速增长等）和较快的城市化，尤其是随着过去二三十年来中国实体部门的高速增长，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已经基本上到了在人类目前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上的工业化过程的中后期，如果说还不是末期的话，从而导致在目前的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上，几乎所有部门的资本投资边际回报率都在逐年下降，在现实中表现为各行各业赚钱的机会和可能越来越少，越来越小。
资本的边际回报率普遍下降，意味着整体上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下移。我之所以得出这一判断，在理论上是得益于今年年初笔者重读凯恩斯的“货币三论”——即《货币改革论》（1926）、《货币论》（1931）以及《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即《通论》，1936）——所得到的一些感悟。在《货币论》第30章中，凯恩斯曾强调指出：“我要提请史学家特别注意的明显的结论是：各国利润膨胀时期和萎缩时期，与国家的兴盛时期和衰败时期异常地相符。”指出这一点，凯恩斯还觉得不够，又补充道：“本书的重要论点是，一国的财富不是在收入膨胀中增进的，而是在利润膨胀中增进的；也就是说，发生自物价超越成本而向上奔驰的时候。”
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当各行各业都感觉赚钱难和不再赚钱了时候，这也意味着一个国家在一段历史时期的经济繁荣已经差不多到了顶峰。
从人类近现代和当代经济史来看，在欧洲近代崛起中，工业化导致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先是有一个“快速”增长时期，然后进入中速增长期，最后进入一个长期停滞时期。按照麦迪森教授生前的研究，英国从1830年到1870年的复合增长率才 2.05%。到1873年第一次世界经济大萧条就结束了。然后到1870到1913年进入中速增长期，复合增长率为1.90%。1813年后，出现了“英国病”，二、三十年经济增长率为零，失业率超过10%甚至20%。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差不多直到1950年后，英国才随二战后的一波全球快速经济增长而从“英国病”中走路出来。从近代史上来看，德国的经济崛起时间也大约只有30至40年，从俾斯麦1871年统一德国后，从1871年到1913年，德国的GDP年平均增长率为2.83%，然后，德国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经济变成一片废墟和萧条。再看日本。日本战后的快速高速增长期为18年，实际上这还要归因于日本在战争废墟上的经济恢复，才有这一波相对快速的经济增长。从1955到1973年，日本GDP年平均增速为8.89%，1975年至1990年为中速增长期，年平均增速为4.29%。1990年后，日本陷入长期的萧条期，到目前，这20多年年平均增速只有0.85%。
通观人类一些国家的近现代和当代史，反观中国经济目前的整体发展阶段，我有一个不甚成熟的判断：目前中国经济大致相当于日本经济在1973年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日本在1975年所面临的情形，即正在从一个高速增长期，逐渐向一个中速增长期移位。
在全社会的资本边际回报率下降的大趋势下，等到所投项目不赚钱了，大多数企业利润为负的了，谁来还款？谁来为巨额的固定资产投资埋单？有关人士曾忧患地指出，等到还款期到了的时候，等到投资要清算的时候，大萧条就不远了。
近三十年的三次转折
第一次历史转折点：建国前三十年，中国以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取代经济建设，并在经济领域实行浪漫主义路线，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从50年代的“三反”、“五反”、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到60-70年代的上山下乡、文革浩劫，最终把中国经济与社会推向了崩溃边缘。文革结束后，邓小平等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大胆提出“改革开放”战略，“拨乱反正”，使中国迅速回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路上。在80年代，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国企承包制与股份制、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商品价格市场化、引进外资，都极大激发了市场参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中国经济迎来了第一次高速增长。
第二次历史转折点：由于国企改革的局限性，以及计划经济政策与萌动的市场力量的巨大不适应，80年代末中国经济再度陷入困境。1989年政治风波过后，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88岁高龄的邓小平发动“南巡”，冲破了“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羁绊，促使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由此，市场经济的洪流终于冲突意识形态的堤坝而一发不可阻遏。随即，中国经济爆发了第二次高速增长。 第三次历史转折点：90年代中期，刚战胜20%以上通货膨胀率的中国经济，又遭遇了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由于国有企业和银行体系普遍的“软约束”，亏损面不断扩大，“三角债”愈演愈烈。到90年代末，银行体系不良贷款率超过30%，事实上已经“技术性破产”。华裔学者章家敦2001年所著《即将到来的中国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一书，代表了当时弥漫的“中国悲观论”。面对巨大的压力，朱镕基启动了国企“破三铁”（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股份制改造、银行不良资产剥离，并全面转向“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市场体系建设。同时，实行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国退民进”，促进民营企业发展。更重要的是，面对“中国企业在跨国公司面前不堪一击的”悲观心理，中央政府仍拍板决定加入WTO（俄罗斯2012年才加入WTO，比中国晚了十年）。事后看，这“放手一搏”完成了中国经济的关键一跃：入世的巨大压力转化成了推进国内各项改革的强大动力。中国企业不仅没有在入世后被打垮，反而抓住“与高手过招”的机会通过学习与变革实现了涅槃。可以说，90年代的全方位经济改革和2001年入世，成就了2001年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增长的黄金十年。
眼下，中国已经迎来了第四次历史转折点。一方面，过去十年中国经济“超高速增长”，GDP跃居世界第二；但另一方面，经济和社会矛盾也迅速积累，“几乎到了临界点”。
当下的经济与社会矛盾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环境污染成本巨大。世界银行2007年发布《中国的水和空气污染成本》报告指出，水与空气污染成本高达GDP的5.8%。从大连到什邡、启东、宁波，与此相关的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第二、腐败现象难以遏制。有关机构研究显示，2008年中国灰色收入高达5.4万亿，为当年GDP的17%。这也在“房叔”、“表哥”等落马官员惊人的财产和房产数量上得到了感性的验证。第三、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引发仇富情绪。中国基尼系数不仅超过了0.45的国际警戒线，也超过了以贫富悬殊著称的美国。同时，大量企业家把寻租作为致富的“快捷键”，更诱发了普遍的仇富心态。第四、法治的边缘化。由于地方政府过度追求GDP的倾向，法治屡屡给经济发展让路。结果带来了执法的虚化，甚至引发了食品安全危机和环境污染危机。由于司法独立性受到行政力量强烈干扰，公众对司法体系信任度急剧下降，出现了大量上访事件和群体性事件。
2012年10月16日的《求是》文章也三次引用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关键时期的讲话：“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可以说，中国经济当下已迎来第四次历史转折点。与前三次历史转折点相比，当下的挑战更为严峻：1978年改革可谓人心所向，几乎没有阻力，属于“人人受益、无人受损”的帕雷托改进；1992年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主要障碍来自意识形态领域，靠邓小平的远见和个人魅力一举攻克；90年代的全面改革和入世，是包括银行在内的国企全面亏损压力之下的背水一战。相比之下，眼下的中国经济，一方面国企和政府部门财务状况良好，缺乏推进改革的“体制内动力”；另一方面，过去十年庞大的利益集团迅速崛起，成为进一步改革的最大阻力。
改革之路怎么走，或许我们还不明晰，还在争论、探索；但是，不改革的后果，已日益显见。
祝福祖国明天更好！
编辑 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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