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干校六记》与《云梦断忆》是描写干校生活的纪实散文，他们在反映“干校生活”上具有相似之处，以个人日常生活化的场景，写出了知识分子的遭遇与情感，以平和超然的心态打趣苦难，体现出了“喜剧精神”，他们在苦难的叙述中，把握住了自我。但是他们在叙述历史的立场，笔调和情感上有所不同。本文通过比较它们的异同点，来观照新时期老年作家在反映干校生活方面上的创作姿态，进而对干校文学创作的冷清进行思考。
关键词：干校生活 杨绛 陈白尘
1968年10月5日，发表于《人民日报》上的《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把“五七干校”推向历史的舞台。回首干校生活，张光年说：“向阳湖，长在记忆中”，藏克家感慨“身离心不离，生死不相忘”，高进贤在《生生死死五七路》中说：“‘五七干校’、‘五七道路’作为20世纪70年代的一种特殊事物，我们许多人在这里付出了宝贵的青春，给我们的生命留下了苦涩的回味”。干校生活在被改造的知识分子的人生历程中留下了不可磨没的印记，然而这段记忆并没有成为知识分子们写作的焦点。专门以干校为背景的文学作品仍不多见，干校文学与知青文学相比，显得冷清了些。《干校六记》与《云梦断忆》，作为20世纪80年代初专门描述干校生活的纪实散文，在某种意义上就显得弥足可贵。杨绛与陈白尘同为喜剧家，在反映这段共同的人生经历时，具有相似点，又有不同点。
干校生活，对于大多数的亲历者来说，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张光年在抄录昔日的干校日记时，便觉得那是对他感情上的折磨和思想上的鞭打。他的心情无法平静，看到不平处，仍然会怒火中烧。与张光年不同，作为喜剧家的杨绛与陈白尘，对于干校生活，既不做臧克家式的颂扬之歌，也不做韦君宜式的政治反思，他们以平淡的笔调叙述，用自己的生活片段，一些事件的侧影，几个人物的遭遇来反映历史。作为散文体，“它要求作家晟大限度地感知生活的氛围，以最切近生活氛围的朴素形式把握”。杨绛与陈白尘以平常心来写干校生活，用感性的笔调记录干校生活的点滴。他们写日常劳动，写自己的“历险”，写聚餐等，或悲或喜，似乎都只是在叙述自己个人的经历，无意于做历史的见证者。他们没有刻意去记录干校生活中的政治运动，只是用一种平和的心态选取自己生活的片断，真实地反映着干校生活。从杨绛的“记劳”里，我们可以看到对知识分子的劳动改造；从陈白尘的“忆探亲”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权者对知识分子的监禁以及对其家人的迫害。从杨绛的“小趋记情”和陈白尘的“忆鸭群”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人与动物惺惺相惜之情，而且更可以看到知识分子的悲凉之感……《干校六记》与《云梦断忆》以生活化的场景，写出了知识分子的遭遇与情感，以生活的真实写出了历史的真实。
如果说，杨绛与陈白尘对苦难生活叙述的平淡，是因为受了时间的洗涤与过滤，那么在文本中所显露的“喜剧精神”，则是他们的个性使然。在干校里，这些文化界的精英们，不从事脑力劳动，却干起了繁重的体力活。他们不是军人，却被实行军事化管理，集体吃饭，集体劳动，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他们不是政治家，却得戴着各式各样的“帽子”参加层出不穷的政治运动。他们本是读书人，却没有读书和写作的自由。而对于这些，杨绛与陈白尘没有忧愤交加，悲痛沉郁，反而欣赏起苦难，嬉皮笑脸地打趣生活，显示出了他们的喜剧情调。杨绛写自己凿地，费劲了吃奶劲却只筑出一道白痕；写自己私下“培养尖子”，培养出来的“尖子”却只是几根胡萝卜须。她以初学种菜的新鲜感，写自己的私心，刻画出了不懂得务农的知识分子滑稽可爱的形象。而陈自尘也同样很善于“欣赏苦难，苦中寻乐”，他在牛棚改造时，常与张天翼，张光年三个人出游，到饭店会餐；被批斗时还能偷偷地品评批斗人的举止神态，对他们进行一番讽刺，甚至“用树枝剔除鞋底泥巴”，大有事不关己之态；被唤去养鸭子时没有表露出丝毫的委屈感，却颇为“自得”：“一手插腰，一手撑着长达二丈的竹竿，威风凛凛，确有大将军的雄姿——我确是可以指挥三百来只鸭子的‘司令官’嘛!”如果说，“喜剧最终能够做到的是主体心理的自我调整，培养一种高远的心境和达观的态度，透过含泪的笑眼或含笑的泪眼认可现实的缺失，化解源于现实的不快，锻造面对忧愁微笑的力量”，那么杨绛与陈白尘则是以一种豁达的心态，超越了苦难，用“喜剧精神”给苦难的生活带来了一些笑意，“替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减少了人生的严重性”。
杨绛与陈白尘面对苦难的“喜剧精神”，从另一个层面上看，体现出了个体叙述历史时所担负的角色，是“历史的亲历者在叙说历史”而不是“历史的见证者在叙说历史”。干校生活是一段集体的生活。可以说历史的亲历者都是历史的见证者，但是在叙述历史时，作者所担负的角色，却影响着叙述的风格。“历史的亲历者”可以只对自己负责，以自己的眼光来看历史。但“历史的见证者”却得对集体大众负责，对历史负责，必须站在更高的角度来看历史。杨绛与陈白尘，对于于校生活，更多的是把它当作个人的人生经历，在观照苦难历史时，他们把握住了自我，敢于嘲讽自己，打趣苦难，并不特意去做历史的见证者。而巴金和季羡林就不同，他们更倾向于做“历史的见证者”。对于“文革”这段历史的描述，更注重文革的史料价值，而不是文学价值。他们在无形中扮演起了“史官”的角色，对历史进行理性的分析和评判。巴金在《<探索集>后记》说：“我写作是为了战斗，为了揭露，为了控诉，为了对国家、对人民有所贡献，但绝不是为了美化自己。”季羡林写《牛棚杂记》也是为了造福后代，希望子孙可以从中吸取教训。因此，巴金与季羡林对于“文革”的记述很严肃，很理性，俨然以历史见证者的口吻来述说历史。在叙述苦难历史时，他们淡漠了自我，自觉地充当苦难历史的控诉者和反省者。他们对自己进行深刻地反省与解剖，目的是为了让后代人能吸取经验教训。相比之下，杨绛与陈白尘就淡漠了这种对后代子孙负责的强烈责任感，他们更侧重于自我感受，写出了自我的感觉。他们可以在苦难的叙述中跳出来，打量一下自己，自娱自乐地嘲笑自己，对苦难的生活品评一番，体现出了与“历史见证者”观照历史的不同姿态。这是《于校六记》与《云梦断忆》反映历史的独特性，也是它们的共性。
然而，对照《干校六记》与《云梦断忆》不难发现叙述者的立场是不一样的。杨绛是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上，以单纯的知识分子的身份来叙述。她始终本着知识分子的视角来看人看事，抒发的情感是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冷峻与智性。她以知识分子的姿态来观照农民的生存状态，在农民面前，她仍扮着“启蒙者”的姿态。而且她淡化了政治意识形态，在文本里极少有政治术语，也不涉及政治人物，对历史的否定，也仅仅局限于自身，用一句“我还是依然故我”，就否定掉了“文革”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她没有把这种否定上升到整个社会层面，只把它限定在作为知识分子的“我”身上。而陈白尘就不同了，他虽然也认同自己知识分子的身份，但他也始终记着自己的党员身份。陈白尘
从青年时期起就从事革命工作，一直以革命者的忠诚和热忱在创作。他在晚年总结自己一生时说：“我这一辈子还是跟着党走的!”作为一个对党无比忠诚的革命作家，他在审视这段历史时，在有意无意中多少融入了对党的情感，他不可能完全以知识分子冷峻的眼光来看待历史。为此，《云梦断忆》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政治的情感。陈白尘把能否去“干校”，看作是党对自己的评判，当他没获得去干校的通知时，他直接想到的是：“这意味着我这个‘黑帮“罪孽深重’，连接受再教育的资格都没有。这是无形的宣判!”言语颇为落寞伤心，他这种去干校的期盼心理与杨绛去干校的无奈心情反差甚大，由此也可看出二人的不同立场。对于“干校”的功过，陈白尘不像杨绛那样“以自我为中心”，他以党员“一分为二”的眼光，对“干校”作出了整体和个人的评价，充分肯定了“干校”的成绩和个人的收获。对于贫下中农，陈白尘直接宣扬的是向农民学习的群众思想，在他看来，如果我们能真正地向贫下中农学习，会有补于国家的大计。他看到的是农民的伟大与走群众路线的正确性，而杨绛看到的却是农民生活的艰难和精神上的蒙昧，这从中也反映出了他们不同的叙述立场。
叙述者的不同身份，不同立场，也影响着他们的叙述笔调和情感。杨绛的叙述至始至终都是平淡的。情感是节制的。杨绛说：“我无名无位活到老，活得很自在。”她淡薄名利，对人生的苦难，个人的屈辱只当作是个人的经历，不去控诉也不去评判。“在整个行文中，杨绛全部用置身其中又超乎其外的客观的叙述态度，注重事实陈述，尽量地隐藏自己的感情。”“对于女婿的死，杨绛只用两句话来交代：“上次送默存走，有我和阿圆还有得一。这次送我走，只剩了阿圆一人，得一已于一月前自杀去世。”没有用上任何悲痛的言语，只是陈诉事实，简单凝练。但是却唤起了读者的哀痛之情。再如，写自己独自回老乡家，看到灯光，“但有灯光处，只有我一个床位，只有帐子里狭小的一席地——个孤独的归宿，不是我的家。因此，我常记起曾见一幅画里。一个老者背负行囊，拄着拐杖，由山坡下一条小路一步步走人自己的坟墓；自己仿佛也是如此。”杨绛不渲染悲情，而是给读者一个画面。让读者去想象。她给读者一个“最富于孕育性的画面”，让读者身临其境地去品味孤独悲凉之感。哀号唤起的是人一时的情感，但伤感的画面，给人的却是持续，无限的情感。因为画面可以唤起人们无限的想象。相比于杨绛的平淡与节制，陈白尘的叙述笔调却不那么平静，情感也没那么节制。他的叙述是一种有意的压制，当遇到不平之处，免不了要“失控”，感情往往随之升高。陈自尘写了不少自己的不平事，披露了不少荒谬事。他在不经意间就流露出了作为一名党员的忧愤。言语中常有对“江青，林彪之流”的愤恨，如说到自己的阿Q精神时，他便以嘲讽的语气说道：“如果没有这点中国人的传统法宝，大概都得准备做‘烈士’，而江青之流真可以高枕无忧了”。在“忆眸子”里他写了原本天真无邪的小女孩受了“革命群众”的父母影响也用“阶级眼光”看人，陈白尘忧愤交加，直接就抒情道：“当年的儿童们，已是今日的青年，他们将是我们国家未来的主人翁!我多么希望从那小姑娘和胖男孩一辈的青年们清澈如水的眸子中透视到新中国的未来哟!”这种宏大而崇高的情感，在《于校六记》里是无法见到的。
从文本的内容来看，杨绛重写事，陈白尘重写人。杨绛的六记里，基本是在叙事，没有专门的篇章来写人，而陈白尘“八忆”里有四篇在专门写人。杨绛写人，注重从言语和行动来刻画人物，写“得一”，作者通过写他在车站帮助别人提东西及在死前说的一番话来体现他的和善正直。写“老大娘”，作者通过言语来刻画，一句“地主都让拣”，把老大娘的愤恨心理一览无遗地表露出来。而陈白尘写人，侧重于在变化的政治背景中刻画人的变化。他注重人的性格的完整性，并且注意在比照中显示人内在的品性。以“忆甲骨文”为例，作者写“甲骨文”，写他在文革初期是“文则收发，武则打手”一类的人物，到了1970年春，“甲骨文”成了反革命分子，但他却和文革初期判若两人，远离群众，沉默寡言，到后来他成了精神病患者。在这历程中，“甲骨文”的性格随着政治背景的变化而变化，作者对他的情感，也随着他性格的变化而变化，从最初对“甲骨文”的讨厌，幸灾乐祸，到后来的怜悯以及到最终到对他的哀叹。作者对“甲骨文”的性格刻画，借助于两类人物的比照，一类是以“大个子”为代表的还有良知的“革命群众”，一类是以某局局长为代表的丧尽良知，昧天良出卖朋友的当势者。“甲骨文”从性格来看是属于有良知的革命群众，但他做了与某局长相同的事，但由于良知，他成了精神病患者，而没有像某局长成为大官。在不同结局的比照中，凸现出了“甲骨文”未泯灭的良知。杨绛笔下的人物性格较单一，没有发展性，而陈白尘刻画出了人物的复杂性。
总的说来，《干校六记》与《云梦断忆》，作为新时期老作家书写文革回忆散文的一部分，就应对历史苦难的书写姿态而言，杨绛和陈白尘不约而同地回避对历史苦难的直接抒写，也尽可能地隐藏自己的屈辱感，更没有对历史作出直面的批判与反思。与此类似，孙犁的《云斋小说》、于光远的《文革中的我》也尽可能地避开对文革斗争的正面描述，而多描述日常生活的场景，以此来冲淡叙述的政治色彩。这在无形中就反映了新时期老年作家书写文革苦难的一种倾向性：即有意地淡化苦难所带来的沉重感，以平和隐忍的心态消解记忆中的不平事，与苦难的历史记忆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些平和的文革记忆书写，在某种程度上把散文从17年的宏大抒情叙事模式中解脱出来，在散文史上具有一定的美学意义。但是作为历史的见证者，也许他们更应该做的，是对干校生活进行深刻的反思。杨绛与陈白尘，虽然没有作出反思，但是他们很期待这种反思的出现。陈白尘在后记里说：“如果我这些‘断忆’，能为未来出现的伟大作品提供一砖一瓦的素材，于愿足矣!”杨绛也觉得干校生活是一段难得的经历，所以她写下六记。文革过去将近20年，陈白尘所期待的伟大作品，却迟迟未出现，这是一个很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也许“对中国作家来说，他们与知青不同，他们经历的人生艰难太多，值得他们去描写的人生感受也太多，在他们看来，干校的岁月虽然是一页沉重的历史记录，但终归不过是他们曲折生命里程中的一个悲呛的插曲”。又或许是他们在干校生活中，受到的伤害太深，不想再去揭伤疤，有意“忘却”，又或者是他们不知该如何反映这段特殊的历史而无法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