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8月，两分之差，我与大学失之交臂。半个月后，我来到深圳，去求职的路上下错了车，想找个人多的地方问一下路，一问才知道那堆人围在那里正是等待招聘。我加入进去，两个小时后，我得到通知被录用，职务是这家纸品厂的业务员，名片上印的叫业务主办。心情整个地淹没在兴奋中，这就是深圳，那个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喊响全国的地方。
归我主办的有27家服装厂，我的任务就是收订、运送他们所需的纸箱。这27家厂中有一家规模之大涵盖其他26家还有余。老板从我上班第一天起就叮咛要尤其关注这一家。所以，对这家厂未曾交往我先就心生敬畏。
但时间久了，就看到一些感觉中不应有的现象。有时我去取这批箱的尺寸、唛头时，正好看到后序车间的工人在将上一批货物打包装箱，好几次我都发现以统一件数人装的纸箱不足太大就是太小。纸箱小了，为了封住口，工人只好把衣服拼命往下压，封上的纸箱也不平整。纸箱太大，衣服松松垮垮地在里边四处移动。我没做过服装，但凭常识也能知道，衣服长时间过于挤压易生死褶，过于松了又易乱，并且不仅要枉费纸箱尺寸上的钱，客户也要多付货柜车、远洋轮船的费用等等。
我不由自土地担心，我怕服装厂的客户因服装厂小事情上的不负责任而导致他们之间的合作解体，从而服装厂因没了订单也就不会再来要纸箱，那么我们也将会由间接受害者变成直接受害者。于是，我主动向服装厂提出，在他们大货生产完毕行将订箱时，我会前去为他们义务量计尺寸。
为了精确，我从不用同一件衣服的大小厚度再乘以这一箱的总入箱件数来确定纸箱尺寸，而是将一箱所要求的全部件数按出货包装要求全部包好整整齐齐地叠放在一起，然后才确定它的长、宽、高。因为往往一件衣服所量得的数字与多件叠在一起所得的数字相差很大。衣服不是砖头，它有伸缩性，并且很大，我不会因贪图省点力气就粗枝大叶。
因为凭空多了这么一件事，我去这家服装厂的次数也就多了起来。没事的时候，我就在后序车间观察工人们整烫包装，并且还常被抓差去计算辅料、配购胶针、胶枪、塑料袋。
愉快的合作中，时间也飞快地过去。一天，我又一如既往地来收量新货的包装尺寸，却发现车间有些乱，后序部部长因涉嫌一宗诈骗案而被传讯，因事发突然，离开时甚至没时间交待一句手头正待完成的工作。我到时，老板刚从外地赶回，脸色铁青，一言不发。我告诉他先别着急，这些工序我大体熟悉，我觉得我可以顺利完成这些工序。
我给公司打电话讲明情况后留在了我们的客户处帮忙。因为平时的留心，一切进展顺利，当那批货物顺利装上香港开过来的货柜车后，我继续留了下来。没有任命，也没有办理任何手续，我成了这家服装厂后序部部长。
月末发工资时，财务总监开玩笑说：“你知道我们厂会用你吗?”我说：“我怎么不知道，我还没进你们厂就在为你们厂做事情了，你们不用我用谁。”
那个晚上，我再一次想起初到深圳时在香港电视上看到的一个真实故事：台湾有个非常走运又非常不走运的警察。他非常走运的是，他做了几十年警察工作，由小警员升为大警官，一直到将近退休，居然没有遇到过一次需要开枪的事。他非常不走运的是，就在他退休的前一天，经过一家银行，正碰上有人抢劫，他于是拔出枪来阻吓，不幸对方已射出枪弹。他死在最后一天的岗位上，手上握着一辈子都没有真正用过的枪，枪里居然忘了装子弹……
深圳就是这样，机会对人人平等，你可以没有开枪的机会，但机会来时你却不可以没有子弹。
(何林摘自《深圳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