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多世纪的数学之路
2001年2月19日，一个喜庆的日子。在灯光璀璨，鲜花烂漫，万人聚集的人民大会堂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数学机械化研究的创始人吴文俊，从国家主席江泽民手中接过“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并获得500万元的高额奖金。当我们询问吴老当时的心情时， 吴老乐了，“当然高兴。”顿了一下，他接着说 “一方面感到是一种荣誉， 同时也是一种责任，责任重大。”吴老重重地说了后面四个字。一份最高荣誉的证书，一笔高额奖金，表示了党、国家和人民在新时期对科技创新工作和杰出科技人才的重视、感激和尊敬，使受奖者也深感鼓舞与振奋。
获奖，对数学大师吴文俊来说已是家常便饭。早在1956年，37岁的吴文俊获得的第一个大奖便是“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奖金为一万元人民币。当时的获奖者还有华罗庚、钱学森。回忆起过去吴老尤为的兴奋，“高兴，我的工作受到了认可，就很高兴。”在获奖后的第二年，他成了当时最年轻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吴文俊1919年5月出生于上海，194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在他尚未踏入大学圣殿之前，数学成绩就一直很好，但对数学并无偏爱。他说“我的兴趣很杂。在大学二年级之前，最有兴趣的是物理课，真正对数学感兴趣，预备当数学家，那是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这跟老师有关，有一个老师讲的课特别吸引我，那就是我的武老师，改变了我对数学的看法，我就上了道。后来陈省身老师将我引上了拓扑学研究的正途。”陈省身老师为美籍华裔数学家、中科院外籍院士。吴文俊以自己的天才和功力很快在这一领域崭露头角。“可是一直到现在我对物理的兴趣高于对数学的兴趣。”吴老如是说，且不免有些遗憾，“我现在不懂物理了，要不是我年纪大了，我还要学学物理。”谈起数学研究，他说“搞数学当然是很艰苦的，要说我为什么永不放弃，主要还是因为自己毕竟爱数学，为了给中国的数学在世界上争口气。”
1946年，吴文俊曾赴法国留学，先后在斯特拉斯堡、巴黎、法国科学研究中心进行数学研究。1949年获博士学位，1951年回国。谈到外国的这段学习经历，他深有感触“法国数学水平是全世界一流的，在老师和同学的熏陶下，体会与国内不一样，在学术上给我很大的影响。”我们就顺便提到了外语交流有无障碍时，吴老说：“国外出访时，生活用语简单，就那么几句，而我主要与老师、同学打交道，大多讲数学方面的事情，在语言方面那就更简单了，用不着人翻译。”
一般人五六十就退休了，在家里抱抱孙子，颐养天年。听说他工作是出了名的，但我们就问吴老想没想过退休，吴老一听“退休”这个词，就立刻声音很高地说“我是不退休的，院士是不退休的，名义上退休的话，我工作上也不会退休；即使我不是院士，也不退休，你退休了我工作，你不退休我也照样工作。万一退休，我照样搞科研工作。”
七十年代，吴文俊为了解决几何定理机器证明和数学机械化问题，年近六十，还从头学习计算机语言，亲自在袖珍计算器和台式计算机上编制计算程序，尝尽在微机上操作的甘苦。他的勤奋是惊人的，在利用HP-1000计算机进行研究的那段时间内，他的工作日程经常是这样安排的 清早，他来到机房外等候开门，进入机房之后便八九个小时不间断工作，下午五点钟左右，他步行回家吃饭，并利用这个时间抓紧整理分析计算结果；到傍晚七点钟左右，他又到机房工作，有时候只在午夜之后回家休息，清晨又回到机房。长期繁忙的工作，使他常常忘记自己的生日。
一天，一位客人来拜访吴文俊，见面就说“听您夫人讲，今天是您的60大寿，特来祝贺!”“噢，是吗？”吴教授听了，若无其事地说。客人感到迷惑不解，心想：“这位数学家恐怕是老糊涂了，记忆力衰退，不然怎么连自己的生日都忘了呢?”
可是，后来客人发现并非如此。当他俩谈到吴教授所研究的用机器证明几何问题时，客人指着教授所设计的一台机器问道，“这台机器是什么时候安装好的？”“去年12月6日。”教授不假思索地回答。“您在研究用机器证明几何问题方面有哪些进展，”客人又问。“大的进展谈不上。今年1月11日以前，我为计算机编了三百多道‘命令’的程序，完成了第一步准备工作。”教授继续回答。这时，客人十分惊讶地问道，“吴教授，您自己的生日都记不住，这几个日子却记得这么清楚，这是什么原因，”吴文俊教授爽朗地笑了：“我从来不记那些无意义的数字。在我看来，生日，早一天，晚一天，有什么要紧，所以，我的生日，爱人的生日，孩子们的生日，我都记不得，但有些数字就非记不可，也很容易记。例如，年底，当然是12月，而6正好是12的一半。年初，自然是1月，而1月11日，排成阿拉伯数字是111，三个1连排，很好记。”
就这样，他已经在数学研究领域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漫长道路。他的老伴说“他是个搞学问的人，一心只搞学问。做家务，他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即使在六七十年代，受到冲击也仍然抓紧时间从事科研。
“我本来根本没有想到我会跟计算机打交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要我到工厂学习，我到北京无线电一厂。这次学习对我来说非常有成果，因为无线电一厂当时转向制造计算机，我在那儿真正接触到计算机，我对计算机的效率大为惊奇，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很重要的武器。这是一个机遇。另外一个机遇就是1974年学习中国数学史，我也得益于中国传统数学的学习。两者一对照，我觉得中国数学的思想和方法跟现在的计算机是合拍的，就促使我进行一些机器证明方面的尝试。”真的，机遇只光顾有准备的头脑，但是有准备的头脑能不能在机遇来临的时候不失时机地抓住它，需要科学家敢于打破惯有思维的勇气和创新精神。难怪，一同荣获国家最高科技奖的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也这样认为．“吴文俊机器证明的研究方法，是中国古代数学思想跟当代计算机技术的‘远缘杂交’，如果是‘近亲杂交’想必是要退化的。”
吴老为拓扑学做了奠基性的工作，取得的成就闻名国际数学界。1 976年，年近花甲的吴文俊毅然开始攀越数学生涯的第二座高峰——数学机械化。1 977年，吴文俊关于平面几何定理的机械化证明首次取得成功，从此完全由中国人开拓的一条数学道路铺展在世人面前。这是国际自动推理界先驱性的工作，被称为“吴方法”。数十年间，吴文俊不仅建立了“吴公式”、“吴示性类”、“吴示嵌类”、“吴方法”、“吴中心”，更形成了“吴学派”，被国际数学界称为“吴文俊公式”、“吴文俊示性类”等已被编入许多名著研究。八十年代，美国计算机科学界的权威曾聯名写信给我国中央领导，认为吴先生的工作是“第一流的”，美国人工智能和自动推理方面的一些权威人士指出．“吴的工作不仅奠定了自动推理研究的基础，而且给出了衡量其他推理方法的明确标准”，“吴的工作改变了自动推理的面貌，是近几十年来自动推理领域最主要的进展”；“他使中国的自动推理研究在国际上遥遥领先”。数学家李邦河分析说 “必须是具备多方面的数学知识和善于创造性思维的人，才可能作出这一独特的发现，一是他对中国古代数学的深刻理解，中国古代数学是构造性的，可计算的，而只有构造性的数学才可能在计算机上实现；二是对初等几何的非一般可比的精通。三是熟悉代数几何，他面对的是多项式系统。”美、德、英、法、意、日等国都在致力于“吴方法”的研究和证明，并已在智能计算机、机器人学、控制论、工程设计等方面获得应用。生活中的“普通人”
作为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文俊，是数学界的天才，他取得的成绩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可望而不可即，但是他毕竟是个人，有七情六欲，有喜怒哀乐，并且他的兴趣还相当丰富，活力不亚于年轻人。有一次去香港参加研讨，活动间隙出去游玩，那时年逾古稀的他竟坐上了过山车，玩得不亦乐乎。老伴一提起这个就说：“嗨，那是小孩玩的，他也要玩。”吴老访问泰国期间，也坐到大象鼻子上开怀大笑；有一次在澳大利亚，他“顽皮”地将蟒蛇缠在脖子上，吓得旁人纷纷后退。
但平日里，这位鼎鼎大名的数学家很大的一个嗜好就是看电影，不仅有手举钞票苦等退票的“经历”，也有“泡”电影院误了末班车徒步回家的逸事。话一触及到电影，吴老便兴趣盎然 “有两年没看了。那些大片，武打片子，把我胃口倒掉了。”颇不满意的他，仿佛一个要东西却没得到而噘着嘴的孩子，吴老紧接着又很认真地说：“《刮痧》你们知不知道，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介绍，我觉得有意思，我很想看。”我们刚好前些日子刚看过，觉得有意思，就说．“我们看了，很有意思，讲中西方文化冲突的，值得一看，您也去看看吧。”“我是很想看的，报纸上讲了，但附近一带没电影院了，还要跑老远去看。”听着吴老很想看却又无处看的遗憾的口气，我们就说“您可以买张碟，放DVD来看。”吴老“啊”了一声，问我们说的是什么，最后才明白过来，“我还没有这种设备，我的设备录放机也坏了，也没修理。我以前经常去海淀工人文化宫影剧院，过了条马路就是了，现在撤掉了。”吴老说得意兴阑珊。
“我最喜欢历史片，不过：戏说之类的，我从来不看，真正的历史片，是从那里边我可以学到一些历史方面知识的。比如说吧，我第一次见到袁隆平呀，吃饭时一聊起来，没想到我们的爱好有点相同，都喜欢看由普希金的小说改篇的电影《上尉的女儿》，两人不约而同的都喜欢，而且对这电影看法相同。我是在法国的时候看的，就因为看了这个电影，就变为电影爱好者了。”影片还是让吴老滔滔不绝，“前一两年，在国内电视上演过一回，有一些修改，我对这个修改并不满意，删掉了一些，这些正是这个电影很吸引人的地方。个人胃口不同，我和袁隆平在这一点上有相同的看法。”看来吴老找到了一个行业差别很大但观点相同的很好的电影同盟。“有一些镜头关于凯瑟林女王的，印象非常深，普加乔夫起义就在凯瑟林女王当权的时候，许多吸引我的镜头删掉了……”
除了电影外，吴老的另一大嗜好就是书籍。按他自己的说法是“随便乱买”，种类很多，那些书绝大部分是中外文的数学资料，其余多是与历史有关。为了节省时间，平时他节制业余爱好，“读小说也只读短篇，怕长篇误事，耽误时间”。吴老家位于中关村腹地，朴实无华，简单得近乎简陋，地板和墙壁好像和主人的岁数差不多。虽有五个房间，但是吴老的书要两三个房间才容纳得下， 以前的书架远远不够放的，屋里到处都有书。“现在我正为这个事情发愁。”说着说着，他好象又突然想起什么，说，“刚才你们问起的那可以自由支配的50万元中，应该有一些钱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还不知道怎么办呢，还没考虑呢。“的确，那笔巨额奖金怎么花，吴老实在有些“迟钝”。
吴文俊决不是一个沉闷的人，他不仅热爱自己的专业，更热爱丰富多彩的生活。然而，爱好广泛的他将自己的生活简单了再简单——非常喜欢围棋，但仅仅看别人下，自己很少与人对弈，因为怕上瘾，花去太多的时间，也喜欢睡觉，可是躺在床上，思考最多的还是他所钻的数学， “我的业余爱好多，我现在对旅游很感兴趣，看报、看电视，我都喜欢；有机会逛逛街，看看商品倒也有意思。”
走出工作间的吴文俊生活简单，待人平易，生性乐观一走在街头，完全是普通人群中的一员。当我们问他会不会为了研究而象有些大科学家一样忘我到不修边幅，甚至邋遢的地步。吴老立刻说．“我不学他们，家庭、事业两个都不可或缺，两个方面的矛盾不多，家庭里杂七杂八的事情，都由老伴担当去了。我不参加什么活动，不认识什么人，我和老伴也是别人介绍的。我这次获奖，老伴占一大部分功劳。”不过，他坦白地表示自己多年来有一个不穿袜子的习惯，常常赤足穿一双半旧皮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养成了不穿袜子的习惯，只有会见外宾，参加重要活动才‘被迫’穿上。在回来的车上，往往‘迫不及待’地脱下来。”可能这正是吴老所说的“努力躲避日常琐事，好集中精力”。正所谓 攀高峰，“捷”足先登啊。
吴文俊的老伴陈丕合也是上海人，自1 986年退休后就在家中干家务，全心照顾吴老。她说，“我们家生活很简单，普普通通，跟一般人家一样，不追求什么奢华。关键是快乐，我们俩身体都很好。”
吴老的三个女儿都在国外，只有儿子在身边，继承父业，和父亲在一个研究所工作。当吴老获奖时，他在异乡的女儿们都在电视上看了直播或转播。陈老还说“后来还将报纸上的报道剪下来寄给她们。那么多优秀的人参加，当时没想到会获奖。现在一个人的成功，很重要是找对了方向。”
谈及成功这个话题，吴老说 “天才是人努力造成，我不相信天才，但相信灵感。我有种怪论，数学是给笨人干的，一些人干数学就不合适。”
最后，吴老说：“我会继续努力，不能到此为止，不能在什么功劳上躺着不动。每个人哲学不一样，从此以后就满足了，不应该这样，我要继续搞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