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名张乃莹，曾用笔名悄吟，黑龙江呼兰县人。幼年丧母，1928年在哈尔滨读中学，开始接触五四以来的思想和文学。1930年离家出走，几经颠沛，濒临绝境。1932年与萧军结为夫妇。1933年与萧军自费出版第一本作品合集《跋涉》。1935年得到鲁迅的帮助，发表成名作《生死场》，开始用笔名萧红，从此饮声文坛。1936年，东渡日本，在东京写下了散文《孤独的生活》、长篇组诗《砂粒》等。1940年与端木蕻良同抵香港，不久发表了中篇小说《马伯乐》和著名长篇小说《呼兰河传》。1942年，在香港玛丽医院病故，享年3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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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的岁末，对于年仅25岁的张乃莹来说，迎来了她生命中快乐的峰巅。她第一次以“萧红”为笔名写的长篇小说《生死场》由鲁迅任主编，并且亲自校阅、编订、作序，在上海容光书局出版了。其实，自从她与萧军在前一年的11月与鲁迅第一次见面之后，便一直沉浸在这位日轮一般照亮了整个20世纪中国文坛的巨人所带来的温暖里。1939年10月，在纪念鲁迅逝世3周年的长文《回忆鲁迅先生》里，萧红依然能从时间的深处拽出一缕先生的目光――“曾接触过这种眼光的人就会感到一个时代的全智者的催逼。”就在这一年里，她飞快地成了鲁迅家里的常客。她常常“听到楼上明朗的鲁迅先生的笑声冲下楼梯来”；他们的关系融洽到了她可以在鲁迅和许广平面前炫示自己的漂亮，甚至直接与先生讨论“女人穿什么衣服好看”的地步。而病中的鲁迅也变得轻松而俏皮，比如在躺椅上开她的玩笑，给她和青年们讲鬼故事，诸如此类。当萧红一度慵懒嗜睡，人发胖，也没写出好作品时，便自责写信请先生鞭她的手心，鲁迅则在复信中说：“我不想用鞭子去打吟太太，文章是打不出来的，从前的塾师，学生背不出书就打手心，但愈打愈背不出，我以为还是不要催促好。如果胖得像蝈蝈了，那就会有蝈蝈样的文章。”当然，这一切融洽都是建立在最初的信任之上的。因为从一开始。鲁迅就认定他眼前这位娇弱率真的聪慧女子，是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
这一年，萧红与萧军的传奇爱情故事，也随着他们作品的频频面世，传遍了整个上海文坛。鲁迅介绍他们认识了上海著名的左翼作家胡风、聂绀弩、叶紫等人，把他们的作品推荐给陈望道主编的《太白》、郑振铎主编的《文学》等刊物，还把萧红介绍给美国作家史沫特莱、日本友人鹿地亘等。可以这么说，二萧在鲁迅的帮助下闪电般双双登上文坛，轰动一时，成为上海在沦陷为冰冷的乱世孤岛前最艳丽、也是最温婉的一段前尘往事。
突然得到的阳光和雨露，让一直在凄苦命运中挣扎着的萧红，感到这幸福来得太快、太幻美、太没有真实感，以致隐隐透出了一丝令人不安的气息。不管怎么说，她依然幸福得手舞足蹈，不知所措，就像在《呼兰河传》中写到的那样任性而娇蛮：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得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的飞，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从墙头上飞走了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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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5月，萧红完成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散文集《商市街》。谁曾想得到呢，幸福中的萧红，写下的仍然是一部孤独、愤懑、绝望的作品，充满了寒冷与饥饿、贫苦与无聊。她发现了一种细腻、干净、平和的实录语调，记录了她与萧军在哈尔滨的那段悲凉生活。
这是我读到的一部最“饥饿”的自传性作品。当她听见门外有提篮卖面包的声音时，她说“即使不开门，我也好像嗅到麦香。对面包，我害怕起来，不是我想吃面包，怕是面包要吞了我。”(《提篮者》)；她在等着萧军带食物回来，她说“我拿什么来喂肚子呢?桌子可以吃吗?朝子可以吃吗?”(《饿》)；好不容易萧军回来了，带回―块烧饼，马上又要出去找新的活干，她追问他什么时候回来：“我追赶到门外问他；好像很久捉不到的鸟儿，捉到又飞了!失望和寂寞，虽然吃着烧饼，也好像饿倒下来。”(《他的上唇挂霜了》)。
萧军在后来的回忆中说到过当时的一件小事。有一天，他们终于又借到了一张小床，可以不必挤在同一张小床上睡了。熄灯后，萧军却听到萧红在另一张床上抽泣，一问，萧红说：“我睡不着!不习惯!电灯一闭，觉得我们离得太遥远了！”萧红对孤独的恐惧已经到了难以理喻的程度，萧军仿佛是一根救命草，哪怕是一分一秒，也要牢牢抓住!一旦白天萧军出去了，这个“家”立刻就变得难以忍受――没有阳光、没有暖意、没有生气，如同寸草不生的荒凉广场；只要萧军一回来，即使再清苦再贫寒，也会立刻把萧红带到快乐的天堂。
写到这里，笔者不得不追述一下她的身世，虽然她的早年身世至今仍有许多地方被重重疑云包裹着；虽然在《呼兰河传》里留下的蛛丝马迹中，后人已经分不清哪些是她真实的经历，哪些是草长莺飞的童年幻觉。萧红，原名张乃莹，1911年出生于黑龙江呼兰县。“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疏远，甚至于无情。9岁的时候母亲就病逝了，父亲也就更变了样，偶尔打碎了一个杯子，他都骂到使人发抖的程度。每从他的身边经过，我的身上就像生了针刺一样，他那高傲的眼光经过鼻到嘴角，一直往下流着，父亲看人的时候眼睛都是转弯的。”整个成长时期，除祖父之外，家庭带给她的只有入骨入髓的荒凉。
1930年和1931年，萧为了抗婚两次离家出走，流落到哈尔滨街头，与一汪姓男子同居于东兴顺旅馆。到了1932年夏天，由于拖欠了旅馆几百元的食宿费，姓汪的借故溜走，一去不回，把孤苦伶仃的萧红抛弃在旅馆里。房东将已有几个月身孕的萧红扣作人质，并欲卖到妓院。萧红在万般恐惧和惊惶无奈的情况下，写信向《国际协报》求救，不久，萧军受编辑者裴之托，来到东兴顺旅馆看望萧红，这才使萧红凄苦飘零的命运有了一丝转机。一场大洪水之后，挺着大肚子的萧红趁乱逃离旅馆。凄苦衰弱到极点的萧红打动了萧军的义胆柔肠，从此，二人结为夫妻，在哈尔滨过着一贫如洗、相依为命、寄人篱下的生活。
直至1934年底他们流落到了上海；直至这一年，她遇到了像父亲一样关怀她、爱护她，甚至有些娇宠她的鲁迅；直至她以惊人的才华和力透纸背的《生死场》进入上海文坛，赢得了像茅盾、郑振铎、巴金这样的重量级人物的称赞。这时候，她内心的荒凉才暂时被上海滩喧动的潮水，暗暗地掩藏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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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世间的幸福总是在短暂的盛大之后，便迅速枯萎。萧红没有想到她的幸福会来得这么炫目；更没有想到的是，竟消退得这么突然!
萧红是那个时代中少有的、敏感到触及了生命那荒凉之核的作家。她的知音只 [ 2 ] 有鲁迅――不是“左联”的那个文坛领袖鲁迅，而是在《野草》、《呐喊》和《彷徨》里那个同样敏感而荒凉的鲁迅。这也是鲁迅从一开始就对她格外呵护的真正原因。即使是曾经把她从地狱里拯救出来的、长时间相濡以沫的萧军，也无法真正面对那样一颗荒凉到极致的凄美的心。
萧军是那个时代真正的“侠士”。他身材高大，赳赳雄武，直心耿介，义薄云天。在握笔从文之前，他曾筹划拉一支队伍在东北抗日，失败以后，一直是以教拳卖艺糊口养命。甚至1940年到了延安之后，因为在“王实味事件”中为素昧平生的当事人仗义执言，还背上了“同情托派份子”的政治黑锅。萧军的文学观念中使命感极强，遵奉“文以载道”的担当精神，曾多次与毛泽东当面讨论延安的文艺政策，极受重视，直接促成了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并在毛泽东致开幕辞后第一个发言。
这样一位热血进流、肝胆相照的文学侠士，怎么可能与内心已荒凉入骨的萧红做到感同身受，进而相依为命!当萧红命悬一线，处于孤弱零落的地步时，他还可以挺身而出，像一个古风犹存的旷世大侠，不惜声名财物，全力承担起呵护弱小的道义使命；而当萧红进入文坛，真正摆脱了生存的困境，进而大面积清理灵魂的沉积之物时，他却无法像当年在旅馆里一样再施以温暖，因为他根本就无力进入她荒凉的内心!萧军后来在忆及当年时也说过，所谓的同病相怜，只有同病才能够做到真正的相怜，而自己顶多只能在理性上、甚至于礼貌上关心萧红。
理性和礼貌是无法深达一个人内心深处那晦暗的部分的。萧红的爱对于萧军而言，太过于敏感、太过于尖锐、太过于执拗、太过于疯狂！他无法理解，也无法承受好个像吸盘一样一分钟也不愿放开他的饥渴灵魂。他注定是一个要在人群中承担历史使命的人，尽管这一年他还年轻，还在情感的纠葛中患得患失。
而同样年轻的萧红，却早已是一个洞悉人性复杂、历尽世间冷暖、了解生命大限的人。一个曾坠入深深的噩梦底部的人，一旦醒过来，就会用自己全部的心力，牢牢地抓住那微茫一线的希望。她太了解萧军了，尽管他们之间灵魂的距离永远也无法拉近，但数年之后的弥留之际，她躺在玛丽医院的病床上仍然坚信：“如果三郎(萧军)在重庆，我给他拍电报，他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敌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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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仅仅持续到第二年的春天，一切都变了。
世事变迁如沧海桑田，如今，我们已无从知道当年萧军与那个直接导致萧红避日本的陈涓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关系。这件事让本来就敏感于人性无常的萧红，感到希望再次破灭，日子重新跌入黯然无光的荒凉地带。她选择了离开。这位曾把她从水火之中拯救出来的恩人，这一次，却让她再次尝到了绝望的煎熬之痛。
幸好，那时候鲁迅还在。晚年多病的鲁迅、她生命中另一位灵魂的恩人，虽然几个月之后也离她而去了，但几个月独处异国的时间，却足以让她返观自照，让她刚刚生长出来的羸弱灵魂，得以经受异国孤独的考验。此后的5年时间里，她回上海、下武汉、走陕北、入四川，最后避难香港，写下了大量对中国现代文学来说贡献极大的作品。1942年1月2日，年仅31岁的萧红病逝于玛丽医院。她得的是与鲁迅一样的肺病。一缕幽魂从此寄附于香港浅水湾灰黯的墓地里。
可异的是，鲁迅没能活着看见她写出奇异得如同天籁般的《呼兰河传》。书中的呼兰河早已超越了一个县城的界域。它的河床上刻划着她飘零一生的印迹；它的河道里有她的源头、她的终点；它的河水流淌着她全部的幸福、全部的荒凉――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
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
――《呼兰河传》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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