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比任何人都更支持波普艺术的画家，他是通过绘画、物体、不公开的影片以及他的私生活，以公共性的意象给予支持的，此人就是沃霍尔。 ――H. H. 阿纳森（美国艺术史学家）
成排的可口可乐瓶子、成排的坎贝尔汤罐头、成排的钞票、成排的嘴唇、成排的明星面孔……这些被规则排列的图像是美国波普艺术大师安迪・沃霍尔的招牌性作品。
“我想成为一台机器。”沃霍尔在1963年接受《艺术新闻》杂志采访时如是说。
提起机器，我们会联想到什么？冰冷、轰鸣、重复、没有生命、不带丝毫感情……机器是不停地重复生产同一种产品的被创造物。它只制造，本身并无创造性。
在此之前，没有哪个艺术家愿意将自己和自己的艺术与机器扯在一起。艺术历来是高高在上的，它精致、高贵，是要让人仰着头去看的。个性，是艺术创作的重要原则，在西方现代艺术史上，艺术家都将个性作为艺术的最高追求。沃霍尔却毫无顾忌地声称要将自己变为机器――他就是要在作品中剥离艺术的个性，用通俗的广告手法，将日常生活中寻常可见的一切，一视同仁地复制出来，呈现在人们面前。他不仅在短时间内创作出大量迎合大众口味的商业美术品，而且还成功地将自己包装成了一个人尽皆知的大牌明星。
安迪・沃霍尔（1928―1987）出生于美国匹兹堡一个捷克家庭，体弱多病的童年形成了他敏感、脆弱、容易受伤的性格。当别的孩子在外面玩耍时，他总是喜欢独自呆在家里涂涂画画。儿时的沃霍尔已表现出绘画方面的天赋，他9岁开始参加卡内基博物馆开设的每周六上午的免费美术课程。6年的时间，他不但学到了一定的创作技巧，还从博物馆的展览中接触到不同的艺术潮流和艺术运动。1945年，高中毕业的沃霍尔进入卡内基技术学院学习。在学校，他以具有个人风格的装束及另类的作品成为众人关注的对象。他曾将一幅题为《女人给了我脸，但我戳我的鼻子》的绘画作品送交匹兹堡1949年3月的美术家协会展，引发了评委间的激烈争论，其结果是作品被退回。然而沃霍尔并未因此而气馁，他似乎对自己的艺术充满信心。这时的沃霍尔已开始出售他的作品，并且也表现出商业上的精明。
1949年6月，沃霍尔从卡内基技术学院毕业。一个星期后，他奔赴纽约，第二天就带着自己的画稿敲开了《魅力》杂志美术主编泰勒・弗雷德瑞克的门。沃霍尔是幸运的。在他准备投身广告业大干一场之时，正赶上美国出版业的黄金时期，各个时尚杂志的美术编辑都在寻找新的、独具个性的设计人才。沃霍尔凭借自己的天赋和勤奋，很快在这一领域站稳了脚跟。1949年8月6日，《魅力》杂志发表了沃霍尔的第一幅作品《成功是纽约的一份工作》。此后，幸运之路向他展开，《时尚》《浮华世界》等杂志纷纷向他约稿。在短短的几年内，沃霍尔已成为设计领域颇有建树的商业艺术家。但这是远远不够的，他太想出人头地了。为了出名，他甚至自降画价以换取刊登其简历的版面。他曾不厌其烦地对朋友们唠叨：“将会出现一场新运动和一个新人物，而你就能成为那个新人物。”那个“新运动”就是波普艺术，而那个可能的“新人物”当然包括他自己。
波普艺术是商业文明的产物。作为波普艺术的代表人物，沃霍尔的艺术自然也与商品水乳交融、密不可分。对批量生产的商品的接受与肯定，事实上是对机器、对机械制造的拥戴与欢呼。机器轮子日夜飞转，为人们带来了更多的金钱，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悠闲、自由与平等。可口可乐，百万富翁喝得，街角游民也喝得；尼龙袜，电影明星穿得，贩夫走卒也穿得。这种一致性，在某种程度上拉近了不同阶层的人们之间的距离。技术革新带来的商品的极大丰富，不仅在短时间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更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大工业生产使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方便，越来越滋润，越来越富足，越来越美妙，为什么不可以表现甚至歌颂它？于是，沃霍尔就这样做了！
然而，这一艺术观念上的实质性飞跃，却并非沃霍尔的独创，它源自沃霍尔花钱从朋友那儿买来的一个“点子”。一次，他遇到了他的朋友、室内设计师缪里尔・拉图，像是开玩笑一样，沃霍尔花了50美元，从他那里买到了这么个“点子”：“你应当画钱。……你应当来一些人人都熟悉的、每天都见到的东西……比如一个汤罐头。”这个“点子”一下子点醒了沃霍尔。母亲厨房里的坎贝尔西红�汤罐头，是他童年难以忘怀的温馨记忆。第二天上午，沃霍尔就让同住的母亲去市场买齐了32种坎贝尔汤罐头，满怀激情地开始了新一轮的创作。他先是将这些汤罐头一个一个地画，完全是照抄原物，然后将一个个罐头制成幻灯片，投射到画布上，再用不同的尺寸、不同的组合进行试验。他还用同样的方式绘制美元，一张、两张……最终是重复排列的一百张。此后，他不断地排列社会名流、电影明星、可口可乐瓶子等。
1962年7月，在助手内森・格鲁克的建议下，沃霍尔开始使用丝网印刷技术创作，他用这种方法制作了猫王埃尔维斯・普莱斯利、沃伦・贝蒂、纳塔利・伍德等明星的肖像。8月4日，玛丽莲・梦露自杀身亡，沃霍尔马上着手创作梦露的系列肖像画。他选取了拍摄于1953年的电影《尼亚加拉》中的一张剧照，在夏末秋初短暂的时间里，以此为题材，连续创作出23幅作品：从小型的以拜占庭金色作底色的《玛丽莲》，到那幅著名的、色彩艳丽的折叠画――在30厘米的画布上重复使用了100张相同的梦露的脸。黄色的头发、绿色的眼影、猩红的双唇，令人过目难忘。一些细微的、因错印未被校正之处，提醒人们不必像欣赏一幅画那样细细品味，对这样粗糙的东西，只需要粗糙地一扫而过。
沃霍尔的作品充分体现了波普艺术的精神，他将生活中最常见的产品和光彩照人的明星同时搬进作品，他无需创造，只要选择、复制。他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两元纸钞》《绿色的可口可乐瓶》《二十五个着色的玛丽莲》等。他想告诉我们的是，任何东西都不具有永久的价值，名人和汤罐头、可口可乐瓶一样，都是现代社会的消费品，不同的是，一个是物质的，一个是精神上的。
作为波普艺术家，沃霍尔参加了1962年10月31日在纽约贾尼斯画廊举办的联展。在美国艺术史上，这个展览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的开幕标志着艺术潮流的根本性转变。在此之前一统天下的抽象表现主义正在失去地盘，成为明日黄花。为此，原本签约贾尼斯画廊的抽象表现主义画家召开了一个会议，宣布集体退出以示抗议。在这个展览会上，沃霍尔展出了3幅作品。一个星期后，沃霍尔的个展在斯特布尔画廊开幕，展出的都是他的经典之作，如《100个汤罐头》《100个可口可乐瓶》《100张美钞》等。画展受到了一些观众和媒体的猛烈攻击，他们认为沃霍尔的作品是“批量生产”“空洞无物”的东西，而沃霍尔本人则是一个投机取巧的骗子。但另一方面，这些激烈的批判，倒成了一种免费炒作，使沃霍尔名声大振，画价也直线飙升。沃霍尔成功了，他终于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1963年11月23日，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这一事件为沃霍尔提供了又一创作机会。他声称自己对于谋杀事件本身并不感到意外，他感兴趣的只是媒体对新闻的操纵性。他的这些言论是要印证“我想成为机器”的宣言。他以报纸上刊登的、摄于肯尼迪被刺前后的肯尼迪夫人照片为素材，创作出一幅16画格的大型作品，在蓝色与灰色的色彩转换中，渲染出总统遗孀美丽动人、高贵典雅的气质。
此后，安迪・沃霍尔将目光更多地转向了死亡与灾难，诸如自杀、车祸、空难、死刑等。《白色》是一幅以自杀为题材的作品，描绘的是一个女人从帝国大厦跳下来，砸在一辆轿车上的惨状，这一形象被沃霍尔重复了20次。《电椅》则描绘了一个阴冷、寂静的死刑室，一把电椅孤零零地置于房间中央，制造出一种阴森恐怖的气氛。同一类作品还包括《种族骚乱》《129人死于空难》等。他冷漠的态度描绘着这些取材于照片的事件，暗示着习以为常就会使人们对于发生在身边的一些事变得漠不关心，这是这个社会的流行现象。
[ 2 ] 此时，沃霍尔的事业如日中天，他与助手们在“工厂”里制作了大量的产品。在获得名声的同时，财富也随之滚滚而来。而此时的沃霍尔却开始冷落绘画，转向了电影的制作。这些所谓表现“真实”的地下电影，旨在破坏传统电影中的情节和角色，砸碎原有的秩序。因而有人断言：安迪已埋葬了绘画，现在他又要来埋葬电影了。安迪・沃霍尔在电影方面的代表作有《仿效基督》《震撼》《我，一个男人》《垃圾》等。其中充斥了性、混乱、疯狂、同性恋、麻醉品，那正是沃霍尔自己的生活。
《我，一个男人》中的女演员、同性恋者瓦莱莉・索拉尼斯，是女权主义运动的先锋，“向男人进攻”组织的唯一成员，自称是男人的憎恨者。她在片中的表演自然而到位，令沃霍尔欣赏。可就是这个女人，在1968年6月3日向沃霍尔扣动了扳机。虽然医生将沃霍尔从“临床死亡”中抢救过来，但这一事件对于沃霍尔，无论是肉体还是精神，都是一次致命的打击。
上世纪60年代活跃于美国艺坛的这批艺术家，年龄大多在20至45岁之间，他们被称为“迷惘的一代”“垮掉的一代”“沉默的一代”或“不负责任的一代”，总之他们是问题多多的一代。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问题不只表现为堕落、颓废，也表现为挣扎与思考。对于社会，他们是一群不安定的浪子，而对于他们 自己，又何尝不是一种痛苦的体验！
1970年5月，一项沃霍尔作品国际巡回展的计划被最终敲定。随着5月12日“沃霍尔回顾展”在加利福尼亚帕萨德纳美术馆开幕，沃霍尔的画价在一夜之间暴涨，欧洲各国的博物馆、美术馆竞相购买收藏。酷爱赚钱的沃霍尔自然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于是他又回到了绘画。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画坛，到处充斥着浓郁的政治色彩，敏锐的沃霍尔很自然地一下子搭上了这趟车。1972年，他开始着手创作《毛泽东》系列肖像画。他将毛泽东这一在当时颇受争议的形象置于不同色彩的背景中，不断地复制，仿佛是对政治热情的一种静观、一种不带感情的凝视。
1977年夏秋之交，沃霍尔开始了他的《氧化》系列的创作，早在1961年他就有了这种创意，直到这时才得以实施。他和他的助手轮流将尿撒在涂有未干的铜颜料的画布上，由于氧化，画布上形成了绿色和橙色的斑点。《氧化》系列在1978年赴欧洲展出时大获成功，好评如潮，有人甚至称这些画为“沃霍尔最纯粹的作品”。
美国艺术评论家罗伯特・休斯在《新艺术的震撼》中谈道：“沃霍尔是一个刻板的美术家，他的才能非常狭窄，因此不能在审美领域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他的思想像放射性同位素一样，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放射出了大量辐射线后，便变得虚弱无力，然后是死亡。‘厌腻’最后变得令人厌腻了，也许人们终究会看出，沃霍尔的成就是在美术社会学方面，而不是绘画本身。沃霍尔把美术界变成美术商业界的功劳超过所有其他当代画家。”
商业上的成功给沃霍尔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订单，但这并没有给沃霍尔带来快乐，反倒使他对这一切感到厌倦。“真讨厌，我不得不画那些企业家。”他曾这么对朋友抱怨。创作于1980年的《金刚砂鞋》系列应该是个例外，沃霍尔这个恋鞋癖终于释放出久抑心中的情感。他以流行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女鞋为题，创作出巨大画幅的作品。那层深色色块上覆盖的金刚砂粉，使精巧的女鞋耀眼夺目，令人过目难忘。
20世纪80年代，沃霍尔还以自己的形象入画，创作出了一系列作品，其中《神话》系列的《阴影》中的剪影，表达了他的一种新的诉说方式。1982年，沃霍尔曾来中国北京，并登上了长城。但他对这里的风景不感兴趣，他喜欢的是那些有组织、有纪律、整齐划一的中国民众――一样的服装，一样的表情。沃霍尔在这里找到了他作品中排列的汤罐头一样的特殊体验。
沃霍尔说：“一切事物都是美丽的。”他不仅要将平凡、琐碎的事物转化为艺术，更要将艺术变得平凡而琐碎。事实上，他将整个生活都当成了艺术。
也许，沃霍尔在艺术上还有新路可寻，但他的生命却走到了尽头。1987年2月22日，沃霍尔死于胆囊切除手术，这位波普大师带着恐惧与焦虑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一生为名声而奔波，至死也没有得到平静与快乐。2月26日，在圣灵教堂为沃霍尔所做的弥撒中，蒙西格尔神父宣读了对安迪・沃霍尔的悼词：“整个世界将会记住安迪。虽然他说人人都将著名15分钟，但他自己的名声却是30年经久不衰……安迪从不伤害别人，他对上帝有着很深的信仰……这次弥撒将会直达上帝……虽然他似乎时常远离教堂，但我们不必评判他。基督原谅他右边的贼人，但他不能原谅他左边的贼人……这意味着希望总是有的，但也意味着无人能将获得主的拯救看成是轻而易举的事。”神父用这番令人费解的、模棱两可的话语，为波普王子那颠倒混乱却也五彩斑斓的人生画上了一个句号。
(责编：刘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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