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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北一女”到“南北社”】 中国女社

    来源:六七范文网 时间:2019-02-04 04:25:40 点击:

      我一生喜欢读书,不拘文类,有趣的、拿得到手的就读,像侦探、武侠和章回小说,都读得津津有味。永康街尾的菜市场边有家租书店,门面不大,以漫画书为主,但也有《七侠五义》、《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陈查礼探案》等等。我舍不得花钱租书,常常站着翻看,分几次把书读完。后来店主有事外出,就托我看店,交换免费借书。
      小学六年级到初中一年级那两年,我特别迷武侠小说。曾梦想着锻炼出一两样独门绝招,可以叱咤武林,在社会上行侠仗义,锄奸惩恶。在我带动下,邻居的孩子都来我们家的院子里练武,自己做了飞镖,对着老杨树投掷。可怜树干被铁钉打得伤痕累累,母亲喝令禁止,我才死了当侠客的心。
      接着迷上文艺小说,堪称终身爱好。读得最多的是西洋文学名著,如《小妇人》、《简爱》、《咆哮山庄》、《基督山恩仇记》……看得如痴如醉。我没办法熬夜做功课,唯独看小说是例外;为了赶时间还书,曾读到午夜时刻,母亲以为我要考试,并未阻拦。
      1951年秋天,我开始了走读北一女(台北第一女中)的生涯。其时的北一女图书馆规模很小,局促于教员宿舍区的一间房里。当时中文藏书也不多,西洋名著都被我看光了。有些同学还取书中的女主角为自己的外号,甚至和要好的同学男女配对。我言行动作较为迅猛粗犷,有男生气概,被封做《小妇人》中的老二乔;至于谁是罗伦斯,现在已无印象了。
      初中三年都在敬学堂度过。这是北一女战后加盖的楼房,时值物质匮乏的“克难”年代,设计和建材稍嫌简陋,教室采光不是最好,雨天便显得阴森幽暗了。即使如此,并不减教课和学习精神的奋发昂扬,也成了孕育未来文艺作家的温床,最早出人头地的是通俗爱情小说家琼瑶。
      初二时,有个皮肤白嫩的小个子学生因为数学不及格,留级到了我们班,恰好坐在我前面。她叫陈�,父亲陈致平是师范大学历史教授,住我家附近的青田街。和她比邻而居的是班上另一同学李怀安,父亲沈亦珍为台大外文系教授,多年来担任北一女家长会会长。李自初一起即和我相熟,她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性情骄纵但直爽洒脱。陈来后,由于座位紧挨着,加上又是小说迷,中外名著无所不读,很快和我便无话不谈了。三人行不免会起摩擦,陈性情温柔内敛,文笔极好,常在我抽屉里留书,全是“爱”呀“恨”的文艺腔调,早已崭露小说天才。
      陈�写得一手秀丽的字,和我粗枝大叶的草字,相比犹如云泥。北一女六年,暑假的课业都是每天一篇大楷。我嫌每天磨墨太麻烦,向来都是放假的头两天就全本一气呵成,潦草可以想像,国文老师例来都批一个特大的“丙”字,形同无声的责备。
      发现陈�字迹娟秀后,有一次我参加《中学生杂志》书写夏日生活的征文比赛,稿成后灵机一动,请她为我誊写一遍。她抄好后还代取了个“陈儒”的笔名。投稿后,侥幸得了第一名,奖金新台币五十元。美中不足的是,杂志社排印时,把“陈儒”变成了“陈 ”。我家中没字典,甚至念不出来,就托陈�查去。
      “我爸爸帮你查过《辞海》了,”她很快跑来告诉我,还笑得忍俊不住,“他说是一种布料,可以做尿布呢!”
      我信以为真,当下好气又好笑。
      陈�有个双胞胎弟弟,小时常常吵架,她总以为父母偏心男孩。有个夏日黄昏,我刚要吃饭,忽见她找上门来,手中握一只药水瓶。
      “陈秀美,我不想活了,”她愤愤地表示,“你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向你告别来了!”我一听吓坏了,顾不得吃饭,连忙陪她在附近散步,一边好言劝解。原来她和弟弟争看《基督山恩仇记》,弟弟力大抢过去了,而父母袖手旁观,气得她跑去买了一瓶莱沙尔(即“来苏儿”,一种消毒药水――编者注),准备仰药自杀。
      我陪她经过彭孟缉家,绕回潮州街横跨水沟的桥上(水沟后来填平了),两人傍着桥栏下望潺潺流水。乘她没有提防,我用力打掉她手中的药瓶。药瓶落入水底,她眼看自杀不成,就让我陪她回家。
      陈母想是感谢我带她女儿回来,我走时亲自送我到大门。我乘机小声告诉她有关莱沙尔的事。不料伯母笑笑说:“凤凰(女儿小名)就会闹,死不了。”
      隔了半年吧,类似的事件再度上演。这回我不紧张了,悠哉地陪她逛了一圈,乘机夺去药瓶后,送她回家。
      她高中考到北二女(台北第二女中,现在的中山女中)去了,往来较少,直到高三那年闹出她和国文老师蒋先生恋爱,遭家长(主要是陈母)打压,我到陈家走动又多了。
      那年头中学里严禁师生恋,但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我很早就从陈�那里得知,她父母就是师生恋成婚。她对父母恋爱的细节如数家珍,譬如个子矮坐第一排的母亲,如何把情书揉搓成小丸子,等父亲捧书讲解走到她桌前,用力一弹,正好落在他摊开的书本中。“有其母必有其女”,现在自己做了母亲,竟倒过头来打压女儿,令我十分不平。
      我觉得陈�颇为崇拜父母,初中即有意要把他们的韵事写成小说。早熟的她,爱上国文老师也是步母亲后尘而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她和老师以合写一本日记表达爱意。
      爱情不敌世故人情,陈母以退为进骗到这本日记,即拿去影印,择取要点向北二女和教育厅告发。为了向我证明她反对有理,也让我看了几页,果然缠绵悱恻,令人心惊肉跳。
      “这样诱拐未成年女子,”陈母指控,“姓蒋的是教育界的败类!”
      我不知哪来的勇气,提出爱情不分年纪、地位云云,听得她频频摇头。
      “这哪是爱情?”陈母一顿抢白,“凤凰是小说看太多了,把人生‘戏剧化’,不食人间烟火到了脱离现实的地步!”
      我不敢辩驳,打心底相信同学的初恋十分真诚,扯不上“戏剧化”。我自愿为教育而抱独身主义,但希望别人统统都恋爱、结婚、生育去;不同的是,我只主张生一个小孩,因为中国人口太多了。三十多年后,中国真的推动“一胎化”,我反倒不那么肯定了。
      这场师生恋以老师被撤职画下句号。我曾代女方到男家归还一件信物,匆匆一瞥,印象还好。次年有同学在台南街上撞见他,据说脸容苍老憔悴,言下不胜同情。
      经过这番折腾,陈�已无心考大学,一心只想离家。台湾就那么大,高中学历也找不到工作,结婚成为摆脱家庭的最佳管道。
      “陈秀美,”她几次向我表白,“谁有两万块,我就嫁给他!”
      陈家也想到婚姻这条路,于是广邀青年男子来家中做客,鼓励他们约会女儿。有个时期,青年男子川流不息,几乎要到户限为穿的地步。陈的小弟弟是品学兼优的学生,有感于家里嘈杂,难以专心课业,曾悄悄向我抱怨:“我们家现在变成青年俱乐部了!”
      我就是这个时候认识了水晶和马森庆。马森庆是台大外文系高我三届的学长,笔名松青,当时以短篇小说受人瞩目。
      陈天性酷爱文学,尤其热衷中国古诗词,对当时流行的新诗不以为然,认为和抽象画一样“难解”。她曾说过一则题名“牛吃草”的图画笑话。
      “整张画布是一片白色,观众就问了:题名‘牛吃草’,怎么没见到草呀?画家说:被牛吃掉了嘛!观众又问了:那么牛到哪儿去了?答曰:牛吃完草就走了!”
      我对不讲求音韵的新诗也不习惯,偏偏马森庆和水晶非常赞扬新诗,陈很不服气。有一天,她提议我们两人写一首所谓的新诗来捉弄他们一下。于是我随口以“破锣鼓,旧�衣”打头,她接着“烧饼歌……”随意写下去,两人就这么你一句、我一句地洋洋洒洒凑了约二十行句子。她以工笔字抄出来后,就告诉水晶和马森庆俩,佯称乃刊物上抄下来的,据说是“好诗”但我们都看不懂,请他们解说一下。
      两人不疑有诈,认真阅读了两三遍,又摇头晃脑地推敲了一番,然后就解说起来。才讲到一半,我们已经忍不住捧腹大笑了。
      大概在我念大三的时候,陈选择了在高雄炼油厂工作的马森庆,结婚时叫我任总招待,婚后搬到高雄去住。
      不久她把初恋写成小说《窗外》,以琼瑶为笔名,一炮走红文坛。
      2003年,我在一场婚宴上撞见马森庆,惊喜交加。彼此暌违整四十一年,他和陈�离婚也在三十年以上了,不料和我相认后,脱口便是:“当年你和琼瑶合诌的那首诗,把我们骗得好惨!看得出来,你们是才女!”
      才女之誉是客气话,但被骗肯定是尴尬又难忘的经验。
      
      高中毕业,我考取了台湾大学外文系。
      开学的第一堂课上国文,老师是叶庆炳,一来就宣布:“我要点一次名,好认识一下同学。点到请站起来一下。放心,一年就点这一次名。”
      他开始点名,我们也乘机认识新同学。点到“方蔚华”时,我立即想起这是我的小学女同学,一个月前才联络她开校友会,但因故没遇上。谁知紧跟着响亮的一声“有”,站起来的竟是一位身材魁伟,皮肤白皙,鼻梁架副眼镜,一副文质彬彬的大男生,令我十分赧颜。我粗枝大叶的行事作风,常常自作主张地望文生义,竟把“蔚华”想成了女生。
      原来他是建中保送进台大的,联考榜上无名,以致拖到这个时候才发现错误。
      我当然在第一时间就向他道歉。
      “没关系,没关系。”
      人高马大的人却十分腼腆,低垂了脑袋,似乎比我还害羞。误打误撞,我们却因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他和李欧梵是本系仅有的两名保送生。以他在建中的成绩,上热门的电机系易如反掌,却因志在外交和新闻,说破了嘴才得到父母首肯而进了外文系。
      叶老师点名后宣布:“我们国文课的课外作业是一篇作文,题目不限,文体自由。”
      冲着“不限”和“自由”,我当场决定写小说。于是在家教之余,我写了篇约三千字的《周末》交稿。
      期末大考前,老师在课堂上一一点名发还作业,却独独没我的分。
      我猜想老师可能丢了我的作业,那不就少了国文的分数?下课时壮起胆子,等他走出了教室,立即上前追问:“老师,我还没有收到您批改的作文。”
      他转身端详了我一眼,笑笑说:“哦,你就是陈秀美呀?作文我交给夏济安老师了。”
      说完,他转身就走了。
      我听说夏老师教大二的“英国文学史”,他要一份大一的作文做什么呢?我一头雾水。
      没多久,同学告诉我,最新的一期《文学杂志》,登了我的小说《周末》。
      我这时方知有份《文学杂志》,其主编是夏老师。一时喜出望外,连忙去买了一本杂志。翻读之下,发现小说的结尾被砍掉了,结束得有些突兀。我当时以为是节省篇幅。
      很多年后,我在纽约碰到夏老师的弟弟夏志清教授。他以哥哥“慧眼识英豪”为傲,谈起了大一就采用我小说的事。我忍不住提起《周末》的结尾,他兴奋地表示:“有,有,听哥哥说了,他亲笔修改了这篇小说的结尾,觉得很得意呢!”
      我有些不服气:“原来的结尾有什么不好?起码读起来顺畅得多。”
      一直到今天,我都以为,好的小说评论家未必是好的小说作家。
      最高兴是收到稿费通知单,一千字四十块新台币,一个短篇小说的稿费快等于我的一份家教收入呢!
      在那个一碗阳春面一块五,一盘牛肉饭三块钱的年代,物质鼓励绝对是写作的最大动力。下学期开学一宣布自由写作,我立即开始了《钦之舅舅》的中篇写作。
      正值二月寒冬,嫌家里弟妹吵闹,我利用周末不必给人补习的机会,一早去图书馆占位置,摊开纸就写。手写得僵硬了,哈口热气,搓搓手后又继续写。一个月后,写了两万字交卷。
      发作业时,又是没有我的分。略加猜测,果然很快就登在《文学杂志》上。
      拿到八百块稿费时,感到有生以来未曾如此富有过,立即想到要请客。
      大学四年,我主动请客就两回;另一回是我长胖了。我身高一百五十五公分,长期体重在三十六公斤左右浮动;有一回晋升到三十八公斤,立刻买一斤太妃奶糖请客。
      当时台大对面有几家店铺专门做大学生的生意,像大华餐馆卖盖浇饭,一盘三块钱,同学们常常是两人合吃一份,就打发了午餐。咖啡店还没出现,也没引人遐想的茶室,最热门的是冰店。传统的�冰和四果冰外,就以新兴的冰淇淋最为娇贵。
      听说我领到稿费了,方蔚华、李欧梵、白先勇、王文兴和洪智惠等八九位同学,下课后一起到最大的一家冰店楼上,每人一客冰淇淋,小小庆祝一番。
      大一下学期时,我们这几个爱好文学的同学就自动自发地组织起来,不时去郊游或交换读书心得。组织总得有个名称,叫什么好呢?
      这几个同学省籍不一,我提议以“南北社”名之,即天南地北走到一起的意思。没人反对,也无须登记,就这么称呼下来。
      “南北社”极为松散,一度曾规定每人定期交出一篇作文,彼此传阅并互相批评。我印象里,王文兴不但写作认真,阅读也是认真又严格;他曾在我一篇极短篇小说《饭店》的稿纸上批了“想像力贫弱”几个字,看得我触目惊心。
      这种作文也只流传了两三回,后来就不了了之。创作到底是孤独、辛苦的工作,但大学生活多彩多姿,为前者而舍弃后者,实在有悖常理。
      “南北社”在两年里办了几次郊游,印象最深的是青潭之游。
      其时青潭尚未开发,比碧潭偏僻许多,但十分清幽。我们在潭边野餐,然后溯溪而行。溪水掩藏在枝叶交缠的树阴下,时有阳光渗透进来,编织成光怪陆离的光网。我们徜徉其间,彼此说笑逗唱,感觉如梦似幻。
      李欧梵的父亲是乐队指挥,出于家学渊源,他对古典音乐爱好而且精通。想是有志当乐队指挥,这时就在溪谷中演练起来,口里还大声唱着歌剧。身高臂长的人,一拉开架势就十分壮观,把我这种五音不分的人唬得直愣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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