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之音打工结束后,我就搬到巴铁摩尔,住哈里斯夫妇家几天。这也是扶轮社的善意安排,让我上学前先熟悉一下环境。 哈里斯先生从事地产业,是个谨守分寸的生意人。太太诺咪是家庭主妇,生性爱好阅读,活跃于妇女读书会,谈锋甚健。她和善又爽朗,很快就和我无话不谈了,一再要我把她家当作自己的家。哈家接待过几次外国学生,据说我是最受欢迎的一位。我们一直保持连络,执笔写作的今年还收到诺咪从养老院寄来的圣诞节贺卡。
这年秋天,四个蒙何立克毕业生也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念书,其中三个修习一年即可结业的教师认证课程,另一位叫艾莉,念生物博士班。她们早和我约好了,要一起赁屋而居。
准教师们在城北租到一栋带家具的楼房,立刻住进去。房子不大,楼下是客厅和厨房;楼上三卧,主卧房和单人间被她们三人占了,剩下一间仅容一张大床的房间给晚到的艾莉和我。我俩虽然睡惯了单人床,也只好合挤一张床,相当不舒服,但也彼此忍耐过了一年。
这房子前后院齐全,花木扶疏,相当雅致。屋主把花木照顾得很好,我喜欢花木,就自动接过浇花莳草的工作。除了常见的玫瑰、苹果等,后院种了一排芍药作为隔邻之篱,经过悉心照顾,春来开得灿烂辉煌,终于让我见识了唐诗宋词里的名花。
开学日,我到学校,先向外国学生顾问报到。和前校一样,顾问也是一位中年太太,相当和蔼可亲。
“你了解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吗?”她问我。
我摇摇头。只知霍大以医学院领先全美大学(后来被哈佛赶上),另外有个东方研究中心,在现代中国的研究上与哥伦比亚大学齐名,如此而已。
“校园熟不熟?”
我又摇头。
“没关系,这里台湾来的学生很多,我找一个来带领你逛校园吧。”
她打电话找人,终于来了一个男生,中等个子,面色黧黑,一脸憨厚相。
介绍之下,他叫段世尧,在工学院机械系读博士。顾问托他带我逛校园,他猛点头外无词以应,显然不擅社交辞令。
“好吧,她就交给你了。”顾问挥挥手,让他带我出门去。
路上谈起,原来我们是台大校友。世尧念土木系,高我四届,也喜欢打桥牌,来美已经五年了。知道他正在做博士论文的实验,我不好意思耽搁他太多时间,只让他领我到写作坊就好。分手时,他低首敛眉,支吾了一阵才说想请我次日吃午饭。我答应了,他竟高兴得涨红了脸,似乎喜出望外又羞不自胜。
就这样,世尧和我约会起来,常在一起吃“便当”――自己准备的三明治和水果之类的食物。我们都是穷学生,每个月都要挤出一部分奖助学金寄回台湾,一向省吃俭用。
我到写作坊报到后,发现这学期只收了二十名的学生,我是本届仅有的外国生。魏斯曼主任和我讨论读书的目的,以便拟定读书计划。
“我打算回台湾教美国小说,”我特别指明,“专注于20世纪的主要小说家。”
根据我的计划,他建议:“修完一般课程外,我来辅导你阅读福克纳、史坦贝克和海明威的小说。其他小说,你自己选读好吗?”
我完全接受主任的建议。
写作坊是全校最小的系所,专职人员是主任和一名秘书,此外有两位兼任教员而已。魏主任年近六十,终身未婚;秘书年龄相仿,也终身未嫁。这两人共事几十年了,一直相敬如宾,留给学生不少揣测和想像。
写作坊的课程不多,最重要的是小说写作课。同学每学期至少写作一篇,打好字后放在大学图书馆的一个书架上,让其他人去翻阅。然后按顺序编好日期,到时在课堂上由同学提出批评和讨论。
我英文不好,写作仅是交差而已。记得整个学年中,我仅有一篇写到我姑父一生卖蛇,结果被蛇咬死的故事,引起同学的热烈讨论,据说富有象征、现代手法等意义。我以为自己纯写实,实在不明所以。
1964年,写作坊的一位南韩毕业生因出版自传性小说,受到《纽约时报书评》好评,被请到写作坊来演讲。他坦诚:“我老老实实地写亲身经历,但评论家常指出某一章节或片段象征什么……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那个时候,我就有个念头:如果将来自己走写作的道路,将不理会评论家的意见。
二十位同学中,和我比较熟的是犹太裔朱蒂,在她引导下我品尝了贝果面包。她是独生女,父母家在纽约,为表示独立,她大学毕业后单独在纽约租屋住。有一回请我去过节,亲自下厨煮传统犹太菜。什么菜不记得了,但记得去犹太商店买了薄薄两片来自黑海的烟熏鲟鱼,味道美极了。
“鱼子酱更好吃,只是太贵了,”朱蒂说,“等我卖出一篇小说时,我一定买来请你,乘机庆祝一下。”
可惜后来失去联络,竟无缘吃她的鱼子酱。1994年我旅游莫斯科,终于吃到鱼子酱,果然风味独具,可惜无法和朱蒂分享这份乐趣了。
霍大的台湾学生清一色读理工科,相信是容易申请到奖学金之故。在段世尧介绍下,我认识了包括王钊诚夫妇在内的台湾留学生。平常大家忙于念书和实验,偶尔相约聚餐,多由成家者主导。那个年代,孤家寡人的王老五,口吃四方是公认的特权。
为了节省开支,兼顾语言和饮食习惯,众多台湾留学生常几人合租一间公寓,号称“人民公社”。我和三个美国人合住,算是少数例外。
我们那四个女生,过的也是“公社”生活。房租平均分摊外,伙食亦然,每周在厨房的糖罐里丢一定数额的钱,每人轮流负责一周的伙食,包括采购和每天一顿晚餐。
我没有车,艾莉有车且自愿帮忙,解决了买菜问题,但是每月煮一周的晚餐可是令人头大的事。
“我们都喜欢Chop Suey(炒杂碎),”大家鼓励我,“你每晚煮它就好了。”
炒杂碎是当时唐人街的中国菜代表,被老美认为价廉物美。然而连我这种不懂烹调者都知道它难吃,怎么好意思天天煮给人家吃呢?“输人不输阵”,我决定中美夹杂,把蒙何立克吃到的菜,尽量做出来。为此我借了几本中美食谱,不时翻阅尝试,不但烤牛羊鸡猪排,后来还做起烤鸭来。
我戏称我们过的是“美式人民公社”日子,因为吃的比上世纪50年代大陆人民的大锅饭好很多。一学年下来,大家都还满意,分别时依依不舍。一位准教师还说:“Lucy,你将来做什么都好,但是开中餐馆一定赚钱!”
在烹调方面,这是我一生中收到的最佳赞美了。她不知道,我为了民族尊严使尽吃奶之力,一旦没了竞争压力,我连青菜都宁可清水煮煮再淋上酱油吃。
有一天,和世尧谈到学成后的出路。听说我要回台湾,他有些惊讶,因为绝大多数留美的女生,都改念当时容易找事的图书馆学,目的是留在美国。
“与其让我回台湾,”他脱口而出,“我宁可去大陆!”
我可是吃了一惊。大陆?那不是人民“啃草根、吃香蕉皮”的“铁幕”吗?我虽然自称中国人,可对它的认知全停留在台湾政府的宣传上。
“草根、香蕉皮,那都是国民党的丑化和宣传啦!”
段世尧出生于福州,父亲是国民党员,服务军中情报系统。十四岁离开福州,对当时国民政府兵败如山倒、社会脱序的印象很深。随父母来台后,父亲后来被授命看管张学良,住所也跟着张被幽禁之地而转移,先是高雄西子湾,最后搬到台北阳明山。
“我离开台湾时,”他坦承,“就不打算回去了。我也不想留在美国。美国反共又反华,哪天美中两国打起来,中国人夹在中间,肯定尴尬得很。”
我立即想到二次世界大战日裔美国人的遭遇。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对日宣战,日裔美国人的忠诚备受怀疑,纷纷被送往集中营。如果美中开战,安知历史不会重演?然而我以为,台湾人和大陆中国人,两者总该有所区别才是。
世尧却摇头:“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唯一代表,在老美眼中,台湾人就是中国人嘛!”
世尧以为,美国刻在越南打仗,志在包围中国,将来难免一战。
我一向反战厌战,对政治也缺乏兴趣,却因而开始关注起美国的政局来。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被枪杀,震惊全球。全美可是如丧考妣,一片哀鸿。
那几天,我们无心念书,经常守着电视看。ABC、CBS和NBC三大台都是一样的镜头:车队行进中,总统伉俪站在车上和民众含笑招呼,忽然间总统中弹弯腰不起,登时情况大乱……
“子弹从哪里来?谁会干这种事呢?”大家议论纷纷。
“外国阴谋论”是第一个被猜测的,世尧和几个台湾学生就怀疑是苏联通过古巴的共党头子卡斯特罗派人谋杀,以报肯尼迪在“猪湾之役”不战而退苏联潜舰之耻。
在警方强力搜索下,很快就抓到凶嫌李・哈维・奥斯瓦,据称是他单枪匹马的作为。我们都将信将疑,怎么谋杀世界超强的美国总统,竟然易如反掌呢?
似乎惊异效果还嫌不足,两天后,凶嫌竟在警察拘提途中被杰克・鲁比一枪打死!鲁比也咬定是个人作为。几天之内,一个总统和一个凶嫌就在众目睽睽之下丧身枪下,荒谬如同儿戏。到底谁是真正凶手?行凶动机何在?迄今仍无定论。
拜问世没几年的磁带录影机之赐,这些慑人心魄的镜头在电视上一再播放,让人永世难忘。然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片惊慌混乱中,副总统宣誓就职,然后安抚人心并进行缉凶。尽管举国哀悼,然而政府和社会都秩序井然,我想这就是民主制度的伟大,国家丝毫不受人事更迭的干扰,该算是有史以来最理想的制度才是。
令人不解的是,美国人民自由拥有枪弹,似乎太过自由了。虽说人民有自卫之权,但是坏人据而作恶,不是利多于弊吗?多数美国人同意我的看法,但也无可奈何,因为拥枪的团体不是有钱就是有势,善于向国会议员游说,基于选票和利益交换,一些不正不义的法案便难以推翻。民主,又显然不是万灵丹了。
1964年初夏,三个准教师获得教师执照,并且各自找到了教职工作。艾莉申请到宿舍;我和世尧订婚了,也申请到已婚学生宿舍,9月可以入住。就这样,6月1日,我们这个“公社”就解体而各奔东西。
世尧和我把订婚的消息通知彼此的父母。他母亲旋即来信,劝他“不要娶台湾女子”;没见面的媳妇,只因是本省籍就要反对,可见外省人歧视本地人之心态。好在世尧不为所动,老人家知道鞭长莫及,也不再坚持了。
家母嘱小妹秋枝来信,要求男方家长按台湾礼俗送喜饼。世尧认为应该,但是他每月要寄钱回台湾,仅有的几百元积蓄被一位同学借去开餐馆,一时要不回来。我赶紧拿出自己的积蓄,寄了三百美元给段家,请他们订做礼饼送到陈家。
九月中旬,我在巴铁摩尔的教堂举行婚礼,哈利斯先生代表家父“嫁出(give away)”女儿,亲手把我交给段世尧;贝西・戴孟从波士顿赶来,当我的伴娘。教堂婚仪事先曾经证婚牧师指点过,但世尧临阵仍然十分紧张,当牧师循例问“你愿意娶Lucy为妻吗?”他答应的“是”,低微得只有身旁的我听到。礼成时牧师说“你可以亲吻新娘了”,他甚至忘了要揭开盖住我脸的头纱,竟隔纱做个蜻蜓点水的架式。步出教堂前,我只得自己揭开面纱,两旁观礼的朋友忍不住微笑了。
来自华府的麦加锡还在我经过他面前时,轻赞一声:“了不起,Lucy,没有什么事可以难倒你哪!”
夏志清从纽约赶来参加婚礼,抢在新郎之后,亲吻了新娘;他听从我的意思,认我为妹,从此兄妹相称。
教堂行礼后,移到哈利斯家举行餐会。除了酒水和蛋糕,其他食物都是哈利斯太太带着我做的,全部才花了两百五十元。不好意思太叨扰哈利斯夫妇,我坚持付钱。事后偶尔谈起,我曾打趣世尧:“订婚和结婚都是我付钱,我应该说是把你‘娶’过来才对吧?”
“同样靠奖学金过日子,也同样要寄钱回台湾,”他承认,“你却手上总有一点积蓄,我服了!”
“我永远记住同学李怀安妈妈告诫我们的一句话:吃不穷,穿不穷,没有算计一世穷!”
因为这样,成家以后世尧自动不管钱。薪水都进入银行的夫妻共有户口,现金则放在门口一个抽屉里;他取点零用钱外,其他一概不管。我好像大权在握,但是账单要付、两家父母要寄钱、社交应酬……全要一手操持,美其名“能者多劳”,实在也颇费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