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读者困惑,一位著名作家,写过那么多东西,如何还能没完没了地写,难道他不是已经把最好的东西发表过了,难道他不会写空吗?这种疑问不是没有来由的,有些作家是这样,我们曾见过他很好的作品,不过他接下来便越写越差,他显然受到题材的限制,随着题材而摇摆,直到名声渐渐消寂。但正牌的好作家,总是有得写,他不受题材制约,他才思如涌,长于无中生有,把一个编造的故事描绘得活灵活现,使读者读了感慨万千,甚至为人物的命运而唏嘘,这样的作家是可以写一辈子的。这是我读刘庆邦《丹青索》时想到的一点意思。
庆邦矿工出身,小说题材常在井下;又是农民出身,小说题材常在乡下。特别是井下,构成他创作动机的主要来源。我不知道,他怎样能写出那么多件关于煤矿的作品,且不会重样,这当然已经显示出他的才华,但我也怀疑过,他是否还能写出点别的呢?以后,见他题材范围逐渐扩大,便更加为他欣喜。我们提倡作家要挖一口深井,建筑自己的生活基地,但不是说作家只能一棵树上吊死。一个作家,当不仅能写自己,还能写别人时,才成为真正的作家;同样,一个作家,当不仅能写自己独到的题材,也能写其他题材,才成为有重量的作家。《丹青索》等作品,显示出刘庆邦是有重量的作家。
《丹青索》写一位画家的沦落经历。像所有画家那样,他有过人生理想,有过事业追求,有过清高、鄙俗和孤傲;但也像许多画家那样,在现实风雨日渐侵蚀冲刷下,逐渐转移了生活的重心,出卖了大量尊严。他们由“家”而“匠”,由“匠”而“贾”,终于也发生艺术上的蜕变,变为一个连自己也不大熟识的人物。索国欣虽显得有些猥琐,却是成千上万知识分子精神变异的写照,在这样一个房价猛涨,人心惶惶的时代,又有百分之多少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能够持守原本的人生信条呢?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显示出任何其他力量都相形见绌的魔力,使中国知识阶层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这个阶层分化为一个个单个的、各谋财路的个体,他们不再互相呼应,也没有共同纲领,更不会为了二十年后的现实牺牲眼前的利益。小说中的索画家,使我们感到和蔼可亲,他是我们身边的人,住在隔壁单元,在电梯上遇到过,或者在什么场合交换过名片。
当然,这类人物在当代小说中出现过多次,承负的主题也大致相近,可是这个作品依然吸引我们,不仅由于其中的几个人物,索国欣、梅祥文和老桂,都很是生动、个性鲜明。也由于全篇的叙写中,细节里,字里行间,都不乏趣味横生之处。小说中有些东西是主要的,如人物、主题、故事之类,这些地方不过硬,作品就立不起来。但光有这些也不行,读者还要求叙述过程中不断读出味道,这也是考验作者才华的地方。
小说开头,写索国欣在画室里隔着窗玻璃,用画家的眼光看雪,看那雪花横着飘,斜着飘,飘着飘着,就一头栽在地上。于是他得出结论:凡是天上飞的东西,不管怎样不愿落地,不管怎样挣扎,最终还是逃不过落地的命运。这是一个隐喻,预言了画家以后的经历,但雪景与哲理交融,却是来得很巧妙呢。
以后,画商老桂打来电话,问他的货准备得怎么样了。货是指索国欣所画的钟馗,而索国欣不愿听这个词,钟馗在他手里称美术作品,所以他坚持说二百幅画快完成了,要老桂晚上来取画。这里面就很调侃:老桂把钟馗说成货是显得有些粗俗,但在索国欣一方,还想把二百幅画称为美术作品,当然也不大合适。在这些地方,庆邦是极机敏的,他善于抓住最能使人物捉襟露肘的细部,把人物的要点勾画出来。
以后,小说里介绍索国欣的专业经历,说他只是一个业余画家,画什么没什么准稿子,“他画过伟人,画过李玉和、李铁梅、阿庆嫂,还画过劳动模范、矿山女工等”。作者使用的是很平淡的语调,把这些一带而过地交代了,仿佛只是交代,但令人忍俊不禁。譬如“伟人”一称,就是绝妙修辞,人当然是伟人,但索国欣的艺术相对于伟人像,又构成什么意味呢?相对于李玉和、李铁梅、阿庆嫂,意味也有些深长。不要小看这一笔,这一笔和上一笔合起来,构成了这位画家的出身与现状,索画家其实从来没有真正作过画,他今日画钟馗与当年画伟人同出一辙。
以后,作品写到画家与钟馗的关系,写他和钟馗一交上手,眼里就只有钟馗,再顾不上赏雪,因为一张钟馗一百元,那钟馗环眼,阔嘴,胡须坚硬如戟,身着绿袍,足蹬粉靴,手持一把寒光凛凛的宝剑,甚是威风八面。而钟馗“是个粗枝大叶的人”,画他倒也不难。此间,作者用的每一个词都是含蓄和辛辣的,不仅使我们看到画家笔下钟馗的切实风格,也看到画家心中钟馗的审美特色,或者干脆说,能看到画家本人的人格特征。
再以后,作品还写到画家与画商的关系。两人有着同样的职业作派,都留长发,只不过索国欣把长发在脑后扎成羊尾巴,而老桂扎的是马尾巴。索国欣跟老桂一块儿喝过酒,一块儿泡过脚,“还一块儿干过别的”。“别的”是什么,作者没有说清,又是一带而过,仿佛不经意的,但留给读者会意的微笑。我们喜欢读,是因为读这些是一种精神享受。如果在他的小说中时不时总能读到这类东西,为什么不读呢?
所以,庆邦能够写出那么多作品,能够一直写下去,涉猎不同的题材,又写什么像什么,总能保持住读者的注意力和兴致,就在于他有着作家的天分,或许更多是一种天才的临摹能力。由模仿带来的快感产生于一种对比,如亚里士多德指出的:“我们看见那些图像所以感到快感,就因为我们一面在看,一面在求知,断定每一事物是某一事物,比方说,‘这就是那个事物。’”这里似乎是在赞赏一种技能。对于凭借抽象符号的组合描绘事物的文学来说,模仿的技能更值得称赞。庆邦摹写的人物,确是给读者带来快感,他们痛快地发现,作者所写的,正是我们生活中见过而又表述不出来的事物,是庆邦讲述出来了。既是临摹,又是发现,又是创造,这就是艺术,与索国欣所从事的有些不同的艺术。
责任编辑 王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