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北京文学》结缘还是1988年。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那时我在山西大同铁一中教书。我们这所企业中学归属于大同铁路分局。而大同铁路分局是北京铁路局所辖的六个分局之一。那时我喜欢信笔涂鸦,不时投投稿,在报屁股上也登载过几个“豆腐块”和“火柴盒”。1988年春,北京铁路局文协举办首期“文学青年短训班”。大同铁路分局文协推荐五人进京培训,其中就有鄙人。3月20日(周日)进京后,我们一行就住进复兴门外羊坊店的北京铁路局工程楼招待所(这也是培训的地点)。周一上午开班后,班长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学员证(这是听课和参加活动的凭证)。我才知晓,我们这个短训班挂靠的是《北京文学》编辑部主办的高级函授班,一下子就把短训班的档次提升了。函授班的学习日程是一周(3月21日～3月26日)。每日上午由北京市作协的名家给授课。他们有小说家陈建功、郑万隆,报告文学作家理由,老诗人晏明等。我们都特别珍惜这次学习机会,认真听课,详细作笔记,向作家请教。作家授完课,留有专门当学员的对话、交流和互动时间。作家们超前的创作理念和宝贵的实践经验一次次照耀着我的心灵,让我如醍醐灌顶。短训班下午的安排是讲座或是外出参观。如3月22日下午,言小朋老师(王晓棠的爱人)当向导带领我们参观了八一电影制片厂。学习期间,每位学员给发了三册《北京文学》(1988年1～3期),供阅读。这是我首次读到《北京文学》。她那大气的封面、优美的文字,精彩的文章,一下子像磁铁一般吸引住了我……一直吸引到今天。
从京城回来仅一周,《北京文学》在山西大同市举办的高级函授班也开班了。这个班的负责人是《北京文学》小说编辑季恩寿老师。授课者可是中国重量级的名人――沈从文的得意门生汪曾祺先生。得知这一消息,我就拿着在京城学习时发给的学员证去听课,被季恩寿老师恩准了。
汪老为何风尘仆仆亲自来大同授课?后来才知道这全是林斤澜先生的功劳。因为林老当时是《北京文学》的主编,而汪老又是林老的莫逆之交。在林老的怂恿下,汪老就来大同了。这次汪老除授课外还参观了云冈石窟、上下华严寺、九龙壁等名胜古迹。汪老来大同还发现了文学新秀曹乃谦,并把他的处女作《温家窑风景》推荐给林主编。于是这篇小说很快在《北京文学》发表,并获该刊年度奖,使曹乃谦一举成名,成了文学新星。
通过《北京文学》高级函授班的两次学习,再加上坚持读《北京文学》,等于给我启了蒙,充了电,使我明确了努力方向,文学的路子该怎样走,创作也有了一定的进步和起色。后来我写的一篇习作没敢寄往《北京文学》,而是寄给了京城的《三月风》杂志,这篇小说习作《领导冒号的反馈信息》发表在1989年第三期《三月风》上,出人意料的是又被同年10月份的《新华文摘》所选载。我所能取得这一“质”的进步,完全是《北京文学》及其高级函授班所结出的果实。函授班老师的指点迷津,释疑解惑实在是太重要了。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弹指间二十多个春秋已经逝去、我在文学路上磕磕碰碰、跌跌撞撞蹒跚行进,断断续续地发表了一些习作,并被吸收为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在我看来,这倒不是重要的,唯有思想的充实和精神的富足才是真切的,最宝贵的。
二十多年来,《北京文学》是置备于我案头的必读刊物。可以说二十多年的二百多期我一期都没漏读过。每当我与新的一期《北京文学》谋面的幸福时刻,心中常能涌起如遇恩师时的那种激动。我跟随着一行行文字,神骛八极,心游万仞,普通的日子充盈起来,写作也就来了劲头和情趣。《北京文学》已成为指导我写作的良师,扶助我走文学之路的益友。《北京文学》,我的至爱,笃定我要读下去读下去了,直至永远――
责任编辑 王秀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