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大伟
老古话里讲的“远亲不如近邻”，下一句是什么？“休要失了人情”。那些年，阿拉上海人的的刮刮（确实）是生活在“熟人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充满人情味、同情心。现在回想起来，不免感慨万分。
古镇朱家角是姆妈的娘家，那里住着外婆、阿姨和我们一大家族。记得小辰光，每逢学校放暑假，阿拉兄妹俩就会去朱家角住上一些日脚。那里留下我好多美好的童年回忆。朱家角这座古镇的地形图，当年我闭着眼睛也能画得出来。
记得小辰光跟外婆出门买东西，有辰光看到外婆买好了东西，突然发现袋袋里的钞票勿够了，她会轻松地说：“钞票先欠一欠，过两天来还侬。”对方总是客气地笑笑：“可以，可以。”我对外婆说：“阿拉去商店里买东西，到菜场里买小菜，如果少带了钞票，想欠一欠，肯定是勿来三（不行）咯。”外婆笑了笑说：“镇里的人，特别是住在一条街上的，相互之间都是认得的，人家当然肯让我欠一欠的喽。”
老古话说“金乡邻，银亲眷”。那些年，古镇里民风淳朴，可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外婆讲得明白，此地啥人要是做了坏事体，一条街上的人家都晓得，伊的日脚哪能（怎么）过得下去？是呀，各家人家都知根知底的，几代人同住在一条街上，乡里乡亲的交往，家族之间的牵连，像一张无形的网，牵丝攀藤，缠绕在一起。比如讲我爹爹和姆妈的联姻，他们之间也有着七转八弯的亲眷关系。而小镇里面的青梅竹马，邻舍隔壁之间的婚嫁，更是比比皆是。对了，记忆中我好像有过一个过房娘（干妈），可能是大人在聊天时讲起的，是不是拜过什么仪式，已经忘记脱了。当年小镇里相互之间认过房爷（干爹）过房娘的，还真勿少。
朱家角镇有一座放生桥，据说该桥建于明隆庆五年（1571年），外婆家几代人都是那里的原住民。有一年春节，我们全家到外婆家过年。依照老规矩，年初一一早全家人都要聚集到客厅里，给外婆拜年。姆妈把外婆搀到太师椅上，外婆刚坐下，忽然又站了起来。“慢慢，”她叫阿姨把隔夜整理好的一只包裹拿来，说，“我伲（我们）还是先去给老阿奶拜年”。我们一家老小沿着石板路，走过放生桥，来到桥下的一家人家。外婆说的老阿奶就住在那里。阿姨告诉我，老阿奶是日本人打仗那年独自一人逃难逃到这里的。她终身未嫁，靠给人家做娘姨（保姆）为生。老阿奶是外婆的过房娘，外婆有啥好吃的，总会想到老阿奶，经常会差（使唤）阿姨给老阿奶送去一些吃的用的。记得那年给老阿奶拜年，外婆除了给她带去了松糕、扎肉，还有一包姨夫出差带回来孝敬外婆的吉林红参，阿姨说“价钿老贵咯”。老阿奶是个小脚（我小辰光已经很少见到清朝遗留下来的小脚老太了），行走起来动作迟钝。她笑容满面，紧紧抱着外婆，连连拍着她的背心。看到这种场景，我眼泪水都要淌出来了。
那些年，大白天小镇上家家户户都开着门，阿拉小朋友白相，在各家人家屋里窜来窜去的，大人从来勿会出来干涉。碰到吃饭辰光，主人家还会招呼我：“大伟进来，一道吃。”我心里邪气（非常）开心！记得有一趟阿拉几个小囡白相逃降赛（捉迷藏游戏），开始我躲到一户人家的门背后。后来担心容易被发现，就钻进了床底下。大热天，躺平在冰凉的地砖上，凉丝丝的风一吹，竟然在别人家床底下睡了一觉。后来到了吃夜饭辰光，被主人家发现，拖了出来。他们不但勿生气，还硬是拉着我上桌，在他家吃了一顿，一桌好小菜，味道邪气赞。
这里的乡里乡亲，真好！
姆妈有时会讲起她小辰光生活在小镇上的故事，每个故事都很温馨。在熟门熟路、民风淳朴的小镇里生活，多少惬意啊。姆妈有辰光会讲，她嫁到上海（上海郊区人习惯上把市区称作“上海”），敢在人生地不熟的茫茫人海里生活，还是算有点魄力的。
其实那些年的上海，也是个“熟人社会”，并没有啥可怕的。
姆妈讲：“新搬到一个地方，彼此之间是有点生疏的，不过那个辰光，人都比较善良，左邻右舍之间很快就会熟悉起来。”是呀，记忆中隔壁阿娘做芝麻汤团，会端来一碗。姆妈包了馄饨，也会端去一碗。姆妈叫我去归还空碗的辰光，总会在碗里装两只橘子或是几粒糖果。那些年邻居之间借脚踏车，借粮票借油票借钞票，甚至借醋（延伸出“借蟹”的滑稽段子）借酱油借只鸡蛋的事，真不是笑话。送来送去，借来借去，邻舍隔壁之间的关系就热络起来了。
虽然在上海，还勿像朱家角那样大门敞开、夜不闭户，不过也勿像如今邻舍之间，彼此一回家各自防盗门紧锁，猫儿眼、监控头。在朱家角，邻居隔壁可以随便跑来跑去的，而在上海，邻舍之间串门，即使人家房门开着，侬也要先敲敲门。姆妈讲“这是礼貌”，我点点头，“晓得了”，懂得了这个规矩。那辰光阿拉出去白相，钥匙就放在门口的脚垫、花盆下面。隔壁邻舍都晓得你家的钥匙放在那里。大家只是象征性锁门，防君子勿防小偷的。还有，如果晒在晒台上的衣裳、被头碰到落雨，家里没有人，侬一点也勿用担心，隔壁邻舍会帮侬收下来的。
当年阿拉弄堂口有个皮匠摊，据讲已经摆了廿多年，弄堂里的老老小小都叫这个修鞋的“小皮匠”。小皮匠变成了老皮匠，大家还是叫他小皮匠，大家都这样叫。小皮匠人很客气，看到人勿管认得勿认得，脸上总是笑眯眯的。小皮匠的家临时搭在后弄堂的过街楼下，不过这个“临时”搭建，一搭就搭了廿多年。由于他为人善良，也没有人去挢（举报）他，所以他与邻舍隔壁一直相安无事。小皮匠个子矮小，据说没有结过婚。他有个过房儿子叫阿民，一直跟着他生活。有关他家的故事有勿少版本，有些吃饱饭没有事体做的三姑六婆，会在背后嚼舌头。不过大家听过算数，啥人也勿会去问小皮匠。小皮匠日脚过得蛮清苦，自己舍勿得吃舍勿得穿，全都省下来给儿子吃。他对人家说，“阿民正在长发头上，应该给他多吃点、吃好点”。在我记忆中，小皮匠的儿子那辰光已经长得长一码大一码（高大）。小皮匠穿得破破烂烂，他的儿子却常常穿得山清水绿。
小皮匠人很硬气，邻舍隔壁要送东西给他，他从来不肯接受。有辰光实在情面难却收下了，他必定会用他的手艺（修鞋）还掉这份人情。他说那是因为“不这样做自己心里邪气过意勿去，觉也睏勿好”。他儿子阿民人很文静，勿大响的，也勿大出现在弄堂里。他喜欢独自一个人关在家里看书。记得那年他温课准备考大学，弄堂里的左邻右舍晓得了，都叫自己家的小把戏（小孩）这段日脚覅到后弄堂去白相，覅去踢球、逃降赛（捉迷藏），保持安静，让阿民哥哥好好温课。过街楼上的那家人家还借给他家一只台灯，一根电线从楼上一直拖到他家里。
终于好消息传来，阿民考上了北京大学！一条弄堂里的人为他高兴，都去向小皮匠祝贺。小皮匠激动得眼泪水溚溚渧。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个平时脸上一直笑眯眯的小皮匠，竟然会哽咽、流泪，最后嚎啕大哭。我的鼻子一下子变得酸溜溜的。很多年以后，一次在看故事片前播放的《新闻简报》时，我看到在某位中央首长身边的一个大高个，样子极像当年的那位阿民。会是他吗？一个小皮匠的儿子？突然我心头冒出一句老古话，“英雄不问出处”。
北京人叫“发小”，阿拉上海人叫“出窠兄弟”（也有叫“开裆裤朋友”），指的是非血缘男人之间的友谊关系。赤膊兄弟的含义很清楚，兄弟之间连衣服也不穿，可见坦坦荡荡毫无隐瞒了。赤膊兄弟之间的友谊常常不亚于亲兄弟。
阿拉小辰光男小囝之间经常会吵相骂打相打，不过吵过打过，睏脱一觉，第二天又像啥也没有发生过一样。阿拉男小囝看《三国演义》，最喜欢看刘关张桃园三结义，还有《水浒传》里好汉相遇，动不动就结拜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好敬佩！
那些年，我虽然没有“结拜兄弟”，却也有几个关系特别好的“出窠兄弟”，相互之间颇有几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义气。记得在阿拉这群出窠兄弟中，有一个姓陆的，长得高高瘦瘦，大家都叫他“长脚鹭鸶”。长脚鹭鸶的母亲常年生病卧床不起，他家兄弟姐妹又多，经济条件比较困难，当年六元钱一个月的学费也付不起，是学校给予减免的。不过他人倒很硬气，有同学给他送点吃的什么的，他会板面孔的。这情况，阿拉几个出窠兄弟都是晓得的，都不会去“可怜”他，人格上大家一定保持平等。
记得有个礼拜天，阿拉几个出窠兄弟约好去学校里踢足球。一路上大家传球、盘球，踢来踢去。长脚鹭鸶勿当心飞起一脚，球飞向路边商店的玻璃橱窗。只听“哐啷”一声响，那块一人见方的大玻璃碎了，玻璃碎片撒满一地。当年在阿拉这些小八腊子眼里，是勿得了的大事体，闯穷祸了！踢碎这么大一块玻璃，要赔多少钞票啊？大家出于本能，四下逃开。商店里奔出来一个大块头，由于我逃得慢，被大块头一把抓牢，拽住了后领头。大块头气喘吁吁：“小赤佬……踢碎了玻璃……还想跑……”我哭出乌拉地说：“玻璃勿是我踢碎的。”大块头吼道：“那是啥人踢的？讲出来！”躲在暗处的几个出窠兄弟一见我被抓，便一个个走了出来，围了上来。大块头一手紧紧揪住我的衣领勿放，一手指着他们大叫：“你？还是你？讲出来，是啥人踢碎玻璃的？”大家都闷声勿响。这辰光，长脚鹭鸶拍了拍自己的胸膛说：“是我”，一副“一人作事一人当”的样子。大块头松开我的衣领，一把抓住了长脚鹭鸶的手腕。“好！赔钞票！赔钞票！叫侬爷老头子（父亲）来赔钞票！”看样子勿赔钞票，大块头是勿会放长脚鹭鸶咯。
后来阿拉叫来居委会阿姨作担保，大块头才放了长脚鹭鸶。总共要赔多少钞票，具体数字忘记掉了。不过在阿拉小囝眼里这是笔大数目。赤膊兄弟们一致决定“球是阿拉一起踢的，要赔阿拉一道赔”。虽然长脚鹭鸶说啥也勿肯，可他一下子又拿勿出这笔钱来。他眼看着大家砸储蓄罐，凑压岁钱，一起把玻璃的钱给赔了，眼圈红红的。记得临小学毕业，长脚鹭鸶拖着阿拉几个人到照相馆去拍照留念，钞票是他出的。当年的“出窠兄弟”，哪像现在同学之间，各忙各的，还说是“相逢不下马，各自奔前程”。
写到此地，我还想起一桩发生在出窠兄弟之间的事体。住在阿拉楼上的阿昌，他爷老头子是上港十区的码头工人，扛大包出身，能扛200斤的大包走跳板，力气大得吓人。有一趟勿晓得阿昌又闯了啥个穷祸，被他爷老头子一顿暴打。那辰光邻舍隔壁吵相骂，总会有人出来劝架。人们看到大人打自家小囝，一般勿会来指手划脚。不过这趟打得太厉害了，阿昌爷面孔通红像是吃饱了老酒，他用毛竹爿抽得阿昌双脚跳，鬼哭狼嚎一般。
我有点看勿下去了，鼓足勇气跑上去，还没有开口就被阿昌爷一把拎起，掼到了一边。我又气又急，急中生智。学校离家很近，我飞奔到学校，还好班主任顾老师没有下班，正在办公室批作业。我慌忙把阿昌爷打阿昌的事给顾老师讲了，我讲“再这样打下去恐怕要出人性命咯”。顾老师眉头一皱，二话没说，跟着我一口气跑到阿昌家。这辰光阿昌已经躲进了厕所里，反锁着门。阿昌爷手里拿着一根很粗的棒头，把厕所门敲得砰砰响。顾老师来了，一把夺过阿昌爷手里的棒头。要晓得那个辰光，当家长的看到老师都是“一帖药”。阿昌爷被顾老师一顿训，酒疯也不发了，并且还“向毛主席保证”，以后再也勿会打他儿子了。
这桩事体过后，阿昌很感激我，硬是拉着我一定要做“结拜兄弟”。如今在同学会上，阿昌还会津津乐道地讲起那桩事体（他讲起他爷揍他的故事，脸上竟洋溢着幸福的表情），反而弄得我不好意思起来。
不仅仅在弄堂、在新村，上海人工作的单位，也是一个热心朋友聚集的地方。
那些年，一个成年人几乎都有“单位”。单位是个大家庭，似乎谁也离不开这个集体。如今在网上，人们不时会看到“不要对人太好”“不要走得太近”“同事不能做朋友”之类的“潜规则”提示，让人总觉得有一种苦涩之味。其实我们那些年不都是这样的。我常常想起在工厂里的那段日子（1968年至1983年）。
当年十七八岁的我，刚踏进社会就遇到过好多热心的朋友。回想起来那些年人们之间的交往，很少有金钱方面的“计较”。虽然在伟人书里读到的是“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可小青年一律“36元万岁”（当年流行语）。单位里任务忙起来，加班加点，给有事请假的同事代班，全部是义务劳动，没有任何报酬可谈（也没有人会提出）。特别是阿拉小青年，多出点力气多做点生活，本来就是“明份账”，没什么可以计较的。后来虽然加班有了“调休”，印象中我基本上都是到了年底“自动烂掉”（清零）的。
随便讲一桩事体，比如搬场（搬家）。现在搬场交关方便，只要一只电话，约好辰光，搬场公司就会车到人到。需要提前打包的，搬场公司也会提供服务，根据客户要求，分门别类打包装箱，一切都弄得舒舒齐齐。那辰光给你搬场的时间是扣揢扣（不多不少，正正好好）的，特别是老百姓之间“调房子”，一清老早同时搬场，同时腾出空房子来，交换，连稍微打扫一下的时间都没有。当天天黑前必须完成搬场，不然一家人家睏到啥地方去啊？记忆中那些年没有搬场公司。家里家什少的，搬得勿远的，可以借几辆黄鱼车、老虎塌车来搬。路远的，家什多的，那就要借辆大卡车了。不过那辰光只要是搬场，跟单位领导讲一声，借卡车的事情一般都能办到（后来延伸为职工的一种福利）。至于搬场的劳动力，那都是靠单位里的同事、朋友帮忙的。
那辰光人们节约，啥个东西都舍勿得掼脱（扔掉），零零碎碎的东西，增加了搬场的难度。那辰光的房子，基本上都没有电梯。搬楼上的人家，一趟趟地搬，吃力得勿得了。大橱、五斗橱，还要用绳子吊上吊下。一批外行人七手八脚的，常常洋相百出。作为酬谢，主人往往会在搬好场后，请帮忙的朋友们到附近饮食店去吃一顿。不过这个辰光大多数人都会推辞，“你们还要收作（收拾），你们忙，你们忙”，然后各奔东西。
那些年，单位里热心人特别多。比如啥人家有人得了疑难杂症，总有热心人出来，通讯录乱翻，七转八弯地托人找关系，一串关系找下来，总能找到好医生的。虾有虾路蟹有蟹路，朋友之间都“买面子”。我碰到勿少热心人，从来不肯收人家的礼物，只要得到一个“路道粗”的赞赏即可。
当年各家单位里，都成立了互助会，每个职工先把一部分钱放在互助会里（记忆中参加互助会需交十元钱），集中在一起。谁家要是碰上什么犯难的事体，只要讲出道理来，就能从互助会先借一些钞票救救急，以后订计划慢慢地还。
那些年，同事朋友之间借钞票，是不需要写借条的。记得爹爹单位有个同事过世，爹爹讲他曾经借给过这个同事一些钞票，现在人走了，恐怕这笔钞票就拿勿回来了。“算了，也当是一笔捐款，做做好事”。没想到没有几天，这位同事的家属找到爹爹来还钞票。原来这个同事临终前已经对他的家属交代自己的欠债，一笔笔讲得清清爽爽。
那些年，经常能听到收音机里播放的臧天朔的那首“朋友啊朋友，你可曾想起了我……”萦绕于耳，感触良多。如今人们各自回家，房门紧关，邻居之间是很少联系的。不过今年疫情封控期间，左邻右舍之间互帮互助，相互关系热络了勿少。我怀念那些年上海的“熟人社会”，它给我们这座城市带来的是温馨的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