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五老”分别是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董必武、林伯渠，他们出生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时中国传统社会虽然日渐解体、封建王朝正走向衰亡，但传统科举制度依然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延安五老”青少年时期的生活不可避免地打上了科举的烙印。
徐特立：十年读书，科场试手
徐特立1877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当时的洋务运动和新式教育并没有给徐特立带来太大影响，他依然延续中国传统读书人的晋升之路，进蒙馆，读私塾。徐特立回忆这段经历时说，“从九岁到十五岁，是在蒙馆念死书时代，全不了解内容和字义”。徐特立虽然说自己“念死书”，但从他后来的回忆来看，这段蒙学经历对他还是产生了很大影响的，尤其是那位张先生，教徐特立读朱柏庐治家格言，读杨椒山遗嘱，这让徐特立对书籍产生了很大兴趣。徐特立后来的“十年破产读书计划”（即将每年教书所得的20串钱作为家里的生活开支，而将伯祖母留下的几亩薄田逐年变卖，专门用来买书，期以十年），不能说没有受到这一时期启蒙的影响。这位张先生的谆谆教诲，让徐特立受益匪浅，终生难忘。他后来回忆说：“张先生带给我的感动，以至于几十年来我常于梦中去找他。”
在结束蒙学之后，徐特立有过一段思想的混乱期。在读书与习业的问题上，他先是选择习业，后来又选择继续读书。他的祖父当过中医，并且了解卜卦算命和堪舆。徐特立因家贫无法继续读书时，曾想继承祖父的衣铱，选择从医。但是，当他读到医书里的脉络之学时，却发现自己对脉络经常分不清。他也想过卜卦算命，又发现自己常常算不灵验。20岁时，徐特立决定放弃中医而专门教书并准备考科举。徐特立后来说，当时他知道学医是不成了，如果考科举的话，兴许还能考个状元，因为考科举只要能写文章就够了。
徐特立的科举之路并未走得太远，他起初学写八股文，因为没有先生教，乱读一通。后来遇到了一位陈姓老乡，他才终止了学写八股的念头，开始认真读书。这位名叫陈云风的先生告诉他，“要成为一个读书人，不是读八股而是读书”，并且让徐特立读张之洞的《轩语》和《书目答问》，学习读书方法。之后，徐特立才真正走上了读书之路。
徐特立出于对知识的渴求，加之受到陈先生的指导，决心纵使破产也要读书，定下了“十年破产读书计划”。但是在读到第八年的时候，徐特立已经读不下去了，当时他的家里“一年只收入四石谷”，他的薪金也只有14串钱，家庭生计存在很大困难。适逢当时科举考试改革，废弃八股而考经义、史地。徐特立迫于生活压力，加之为了检验读书效果，就参加了当时的科举考试。对于这段经历，徐特立说自己当时对于答题其实没有太大信心，题目只能了解个大概，答题答得文不对题，因此对于录取不抱什么希望。但是，徐特立读书还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3000多人的考试中，徐特立考取了第19名，由此进入复试。虽然最终没能考取功名，但科举提高了徐特立的身份地位，缓解了他的经济压力，从而使他能够继续完成读书计划。
吴玉章：科试不第，负笈东渡
吴玉章同样受到传统科举制度的束缚。耕读传家的传统社会风气在吴家表现得尤为明显，吴玉章在其自述中就曾提到他们家“世世以耕读传家”。读书兼管家事而无法考取功名的父亲，对几个儿子的期许很高，盼着他们能学有所成，因此早早地把吴玉章和他二哥吴永锟送去私塾读书，让他们接受传统的儒学教育。吴玉章在回忆中提到，在甲午战争以前，其头脑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传统的忠孝节义的思想。
在吴玉章的早期生活中，二哥对他的影响无疑是最大的，无论是吴玉章思想的形成和转变，还是吴玉章生活軌迹的变迁，背后都有着吴永锟的影响。吴永锟服膺宋明理学，讲求忠孝节义。在他们母亲去世以后，吴永锟独自结庐三年，为母守丧，不让弟弟吴玉章陪他守墓。于是吴玉章每晚都去和二哥对坐读史，直至深夜才送二哥去守墓。正是这段时期的读史经历，尤其是读文天祥、岳飞、史可法等忠义英雄的事迹，对两人的思想产生了很大震动。阅读这些史书，对吴玉章民族气节和革命气节的培养产生了积极影响。
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次振聋发聩的警醒。梁启超曾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就吴玉章而言，这次战争的失败，也让他悲痛不已，在消息传来的那一刻，吴玉章与二哥一起“痛哭不止”。甲午战争的另一个影响，就是新学的盛行。吴玉章就读的尊经书院，过去最为推崇汉学，在这一时期也开始大讲新学。就这样，吴玉章逐渐开始接触新学。在吴永锟的带动下，吴玉章阅读了不少新学书籍，了解了许多新知识，自认为是“康梁信徒”。同时，吴玉章不仅自己学习新学知识，还大力宣传新学，在当地产生了很大影响，一度被戏称为“时务大家”。
戊戌变法的失败，没有打消吴玉章追求新学知识的热情，但根深蒂固的传统思维也时刻影响着他。他一面追求新学，赞成维新改良，改革旧制度，一面又尊经崇儒，想成为“中兴名臣”。传统士绅阶层的思维模式困扰着吴玉章，让他无法摆脱科举制度的束缚。正如他在谈辛亥革命的一番讲话中所说，“19世纪末，中国知识界尚未从旧意识形态范围内转变过来”。1902年，吴玉章先后前往荣县、乐山、成都参加县考、府考和院试，最终落第。
对于参加科举考试，吴玉章在回忆时提到过一些细节。他说自己当时在县考和府考中都考得很好，府考还拿了一次第一，因此得到了阅卷人的赏识，称其“此古之贾长沙，今之赫胥黎也”。但在院试时，吴玉章因为文章写得太长，在规定时间内没有写完，遗憾落第。
科举不第的经历，让吴玉章内心对新知识的渴求愈加强烈。他先是去考经纬学堂，准备学习些新知识，结果失望而归。适逢吴永锟从成都回家，带来了留学日本的消息，吴玉章兴奋不已，从此踏上了东渡求学之路。
谢觉哉：传统作祟，末科秀才
谢觉哉是“中国科举最末一次的秀才”，他早年的生活经历和当时中国大多数的读书人并无二致。
谢觉哉4岁开始习蒙，学习四书五经，11岁时便读完了五经。在这之后，无书可读的谢觉哉开始翻阅《康熙字典》，阅读父亲收藏的小说，翻得久了，有些内容都能背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