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作家说，搞创作的人要具备“三气”――才气、志气、运气。前二气不敢妄言，只说说我的创作运气。我的创作运气的确不错。这运气是《四川文学》给的。那时她还叫《四川文艺》。
写出第一个短篇小说时还不知道短篇小说为何物，居然被组稿的编辑老师带回了《四川文艺》编辑部，还通知我去改稿。《四川文艺》编辑部在我心目中犹如神圣的殿堂，设在成都市红星中路新巷子19号。我永远记得编辑部那道古旧的双扇大门和进了大门便看见的深深大院，以及那宽敞的天井和天井左边的凉亭。散文组在大院的左边，评论组在大院的右边。我的第一篇小说就是散文组老师陈进、刘元工、何世泰、温抒文在凉亭里一次又一次和我交谈、指教修改出来的。每一次的改稿都由主编李友欣老师过目，提出修改意见。改稿期间我在《四川日报》食堂搭伙，住在红旗旅馆。晚上旅馆吵闹，而下班之后的编辑部很是清静，友欣老师就叫我在散文组里改稿。我得到散文组开门的钥匙，但是大院的门却是从里面单闩上的。友欣老师安排我说：“院子里住着沙汀和艾芜。艾芜的爱人叫雷嘉。你晚饭后来编辑部就请他们给你开大门。我已经给他们说过了。”友欣老师的话，让我发蒙了。沙汀、艾芜是何等人物！他们令我高山仰止，是我心目中的泰山北斗。我一个二十岁的农民娃娃，让他们给我开门，实在教我惶惶然不知所措！但是我不得不麻烦他们，不然就进不了大门。头一天晚饭后来到编辑部，我是鼓足了勇气才用力拍门的。开门的是艾老。他的家住在天井右边厢房，沙老住在最里边正房。沙老的耳朵有些背，不如艾老好使。所以艾老听到拍门声的几率要大些。开门后我看见了艾老，他白发多于黑发，身体硬朗，脸上带着微笑。我非常过意不去，却连“谢谢”也不知道对他说。只是在他放我进去之后，欲动手关门时，我抢在他老人家的前面把门关上，就匆匆地开了散文组的门去改稿了。后来我想到去叫门的时间很不对头。因为我在川报食堂吃饭是很快的，赶去叫门正是人家吃晚饭的时候。艾老一定是放下饭碗来给我开门的。我就推迟了大约半小时去叫门。果然不错。我从门缝里瞧见了沙老。他一定吃过饭了，在天井里散步。我就拍着门，叫喊：“沙教师！”沙老就来给我开了门。比起艾老来他显得瘦小，没有说话，两眼很有神，直勾勾地盯住我看，然后就转身往天井里散步去了，留给我的只是那清脆的、快节奏的木底拖鞋的着地声。以后我才知道，那时江青正在进行大清查，凡是文艺界有名气的人，只要知道她当年以蓝平的艺名扮演过赛金花底细，而又还活着者，无一不加以迫害。沙老是被江青怀疑的对象，正在对他展开调查，而且搞调查的人已经找他谈过话了。沙老的警惕性很高，声称对蓝平一无所知，这才躲过了一场劫难。我去叫门的时间大都是沙老在天井里散步的时候，所以以后差不多都是沙老为我开的大门。我的第一篇小说就是在这样的条件和情况下写作修改出来的。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挺有寓意的：沙老和艾老为我开编辑部的大门，就是为我打开了文学的大门！这岂不是预示着我在文学道路上能够交好运吗？所以我的运气不错！
我的运气不错还在于遇上了李友欣这位好老师。第一次见到友欣老师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觉得他酷似画像上的鲁迅先生，尤其是他那高高的鼻梁和两道浓眉简直就是从鲁迅面孔上取下来安装给他的。以后我才知道他以履冰的笔名发表作品，至少又过了七八年之后，我才渐渐知道他早在解放前就发表过小说和诗歌，在解放区办过报纸，解放后一直从事文艺领导工作，是个老作家、老革命。开初他给我的印象是文质彬彬，温文尔雅，和蔼可亲，说一口不十分容易听懂而以后我却非常熟悉的河南普通话。初次见面直觉就告诉我，他是一个完全可以信赖的人。在往后不知有多少次见面中，我都对他实话实说。当时说实话是非常危险的。那时农村人的日子苦得很，穷得很。我给他说的大都是这些。他也觉得我不会出卖他，就把许多埋藏在心里的话讲给我听。他列数了毛泽东诸多错误。从他那儿我还知道了非常得宠的康生助纣为虐，为“批邓反右”煽风点火，推波助澜。有一次他和一位朋友当着我的面谈论诸如此类的事情。我听到他们批评“文化大革命”；他们对老干部遭受迫害愤愤不平。在我的印象中他永远都在忧国忧民，完全是一个典型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中国知识分子。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四川文艺》编辑部召开一次作者座谈会，我们小说组的人思想活跃，敢想敢说。军人作者丁隆炎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提出质疑。我也坦诚发言说神化毛泽东对中国人民没有好处。川大的两位女作者徐惠和龚巧鸣更是把盲目崇拜斥之为愚昧。讨论会开得非常热烈。小说组的召集人是一位老作家，他是过来人，心有余悸，惶恐不安，以为出了大事，连忙向友欣老师报告。我被友欣老师叫去批评一顿，教我以后在公众场合说话要注意分寸。当然，那次开会并非我们小说组才出了大事，诗歌组也联名上书，要求给诗人流沙河平反冤案。不知道这次座谈会后来惹出什么麻烦没有。若要追究起来，组织开会的负责人友欣老师肯定难辞其咎。他受处分没有？受批评没有？不得而知。我所知道的是我没有受到什么影响。那次的与会作者一个也没有受到查处。可以肯定，是友欣老师保护了我们这些“思想违规”的作者。
我是从贫困的年代和更为贫困的农村走出来的作者，幸运的是《四川文学》并不嫌贫爱富，编辑部的老师李友欣、陈之光、刘元工、陈进、谭兴国、温抒文等等，一次又一次下乡组稿，住在公社的鸡毛店里，耳提面命地给我们以指导。《四川文学》还常常举办讲习班、召开座谈会、组织采访等，开阔我们视野，提高我们的写作水平。农民作者周克芹和李显清刚刚崭露头角，友欣老师就兴奋地写评论大加鼓励，还到他们家里看望，找当地党政领导为他们解决生活和写作中的实际困难。看到周克芹生恶疮卧病在床，友欣老师还掏钱为他补贴家用。周克芹成名之后，写给友欣老师的信中禁不住说：“没有您友欣老师对我周克芹的昨天，就没有我周克芹的今天。”周克芹的话，道出了我们这一代作者中许多人的心声。我也要说：“没有《四川文学》，就没有我的写作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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