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受到学界认可的､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沈从文研究专著,一本是国内的沈从文研究专家凌宇先生的《沈从文传》,另一本是美国纽约圣若望大学历史系教授金介甫先生的《沈从文传》｡两本专著因其写作者的国别､研究领域等的不同,选取角度､视野所及自然也各异,难分伯仲｡而这两部作品恰好代表了人物传记的两种风格:偏于文学描述和偏重学术考证｡但无论怎样,它们都对沈从文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最先注意到沈从文作品文学价值的是海外及港台地区的一些华人学者｡夏志清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20世纪60年代出版)中曾为沈从文开辟专章进行论述｡邵华强主编的《沈从文研究》:《沈从文著作及研究资料》第一辑(1978年香港版)､《沈从文资料集》(1972年香港版)､《沈从文资料集》第二辑(1976年香港版),也是研究沈从文较早的学术资料｡1977年,当很多国内中文系的学生尚不知沈从文为何人时,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学者金介甫却已完成了他在哈佛大学的博士毕业论文:《沈从文笔下的中国》｡1988年他的这本《沈从文传》(翻译书名有不同)出版时,震惊了海内外的汉学界,开了沈从文学术研究之先河,曾让国内许多学界同人尴尬不已｡
一
金版《沈从文传》全书正文分九大部｡一至七章较详细地介绍了沈从文建国以前的思想发展转变及其文学创作道路的兴衰起伏｡作者始终不忘将其时代､思想与文学创作相结合来考察对象,他总的思路是“沈从文的思想帮助我们阐明他的艺术,同样,他的艺术也帮助我们阐明他的思想”,①而金介甫处理这些题目,最终是“为了要说明20世纪中国文学走过的道路”,②――又回到了历史发展的角度｡本书最大的特点――也是其不同于凌宇版《沈从文传》的特点――便是注重“史实”的记叙,引证广博,考据精当｡作为一个异国的学者,要了解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文化里的作家作品､文学艺术自然主要依靠来自对历史文献的考证,从具体的民族文献､文学作品出发来考察沈从文思想形成的文化渊源,分析抽离出沈在具体作品中渗透的人生理想,再以此综观在这种思想统摄下的文学道路的走向｡
正因为存在这样的距离,使得金介甫的论证显得更加理智和客观,处处让作品说话｡前两章概括了沈从文少年时代在湘西的生活与成长经历｡从第三章开始――即沈从文到北京之后――到第七章(建国前夕),概述了沈从文三十年人生际遇的同时,对其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还进行了让人耳目一新的批评分析,并通过沈从文作品风格的转变来论证其思想的演变过程,从而达到了时代､思想与文学的互动｡金介甫很看重沈从文早期作品“创作的大杂烩”,金认为,沈从文把当时流行的各种文学体裁,全部兼容并收――把古今中外各种观点､体裁､文学传统通通融会在一起――这种胡乱采用的方法值得将来的文艺评论家去作出精要阐释｡同时,对文学史家和传记作家来说,沈从文早期的作品留下的一道辉煌的踪迹,是一条有趣而值得探寻的线索｡
人们通常的解释,一个作家只要有一部非常出色的作品便足以奠定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所以国内一般的文学史论著很少有提及沈从文在20年代时创作的一系列作品,而是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聚焦在沈从文的几部扛鼎之作上｡当然,这自然要与文学史编写的要求相符｡但金介甫却很看重沈从文这一时期的创作,他看重的是沈从文的“敢于‘挣开束缚’(用西方的说法)”,是他的“极为珍贵的‘创新’”,是他开拓性的奠基作用｡
事实上,沈从文在中国文学史上之所以声名卓著,并不在于他写过一部不同寻常的纪念碑式的作品,而在于他在文学方面的贡献非常广泛多样｡不拘一格是沈从文的弱点,然而在相当程度上这也是他的伟大所在｡即使在他的较差作品中,他的实验对中国文学也是贡献,当时的确需要这种不墨守成规的创新｡本书正想着重指出这一点｡③
金介甫一直强调沈从文文学创作上的自觉自为,独立不倚｡前者表现在金对沈不同风格作品的具体分析上:不论是初期的乡土小说,还是30年代的传奇小说､思想性小说,著者都强调沈从文在创作思想上受到的欧风美雨的影响,诸如:西方神话学､变态心理学､人类学､精神分析学､现代派､达尔文进化论､尼采､康德等等｡因此分析文章也很有西方汉学家的一贯风格,手持某一种或几种理论的解剖刀,仿佛庖丁解牛似地将文章剖析得纹理清晰,字里行间多流露出科学的理性精神｡金介甫很强调沈从文在创作中对技巧的使用,其中他对沈从文抒情诗歌和戏剧的鉴赏值得人们关注;他采用弗洛伊德理论对沈从文思想性小说的分析别具洞见,在当时让人耳目一新｡
对于沈从文思想的阐释,凌宇与金介甫都注意到了“中西文化碰撞”这一历史命题｡但不同的是,金介甫曾用了多个章节详细地分析了沈思想中受西方哲学文化影响的部分,并将这种影响看作是沈从文人生思想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而凌宇对此却只是一笔带过｡凌宇始终侧重的是沈从文的生命哲学在与湘西土地的互动中､在对都市与乡村对立交流的思索中自身的延展与升华｡凌宇将沈从文全部的文学创作作为一个整体,而“都市人生”和“乡村世界”的“对立统一”是沈从文笔下人生世界的基本结构｡这种思辨的思想来源,也是多种精神思潮､不同的民族文化､各时代的哲学伦理相互碰撞､渗透与融汇的结果｡
凌宇指出,沈从文一生的哲学思想大部分都倾注在了对人类和谐的“生命形式”的探寻和人类发展进程的思索上,他(沈)强调了都市“现代文明”急速发展带来的人的本质的失落和伦理沦丧｡但他也同时意识到了传统的伦理与民族的封闭性､保守性不可分｡这不仅是困扰了沈从文一生的历史命题,也是整个20世纪中国几代知识分子难以摆脱的精神桎梏｡
应该说,沈从文用笔尖构筑的“湘西世界”,是后来的阅读者与研究者们最神往的空间｡金介甫与凌宇也不例外,“湘西世界”的原始与神秘性成为他者建构与自我认同生存的温床｡金介甫在他的另一部著作《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称该书“真正目的,并不在于提供一个概貌的介绍,而是要探究蕴含在沈从文作品深层结构中的真正宝藏”,④而在随后的阅读中不难发现,他所谓的“真正宝藏”依然不外乎是历史地理､风俗人情､甚至是文学语言方面的材料,跟这部《沈从文传》相比则更加细化,同时他认为,这些材料“应该是进一步评价沈从文小说的必要背景”,“把沈从文的小说和其他作品当作社会历史的附录来读,可得到双重的报偿”｡⑤
毫无疑问,沈从文正是那为湘西社会填补了历史空白的人｡正如金介甫所指出的:“不管将来发展成什么局面,湘西社会的面貌与声音､恐惧和希望,总算在沈的乡土文学作品中保存了下来｡别的地区却很少有这种福气｡”⑥金介甫最看重的恰恰正是沈从文的这种类似“社会历史评论员”的角色,“沈从文的特长是描绘而不是社会学的剖析,但他的作品却可以理解为在文化边缘的最佳视角对中国文化所作的广泛批判｡他想从一个地区性或一个少数民族(苗)的观点出发,而不是从西方观点出发去观察中国文化｡广义地说,这是在中国文化内部对中国文化所作的批判”｡⑦
对于沈从文一生最钟情的“湘西”,金介甫的评价颇为理性,剑走偏锋,让人们在神话一般的故事背后,看到了更多的警醒｡
1､外界人误以为的湘西土著居民与世无争的态度,原本是出于仇外心理,却把它看作怯懦退让……
2､沈从文其实并不理解苗民的社会生活,只听到一些苗民讲的故事,他很少写苗民的真实故事,只敢写苗民的神话小说｡所谓苗民,是指尚未汉化的苗民,而不是指山区那些为数众多却只带一点西南苗族风味的人｡沈从文笔下的“苗民”已深受儒家城市文化的支配｡
3､沈从文笔下的农村人物很像他写的神话角色里的对立面,他常常把几代人之间写成一成不变的性格,单纯天真,甚至愚昧迟钝,可以说他的乡下人世界闪现出了沈从文自己的价值｡
4､沈从文虽然坚持认为农村的艰苦生活使得乡下人身体健康,但沈在作品中很少写农村的苦活(只写水手和拉船的纤夫)｡写农民像畜牲般干苦活,却不写他们内心的潜在能力｡沈从文没有写过饥饿这个主题｡沈没有写20年代他亲眼见过的湘西大饥荒中那些人,写他们也没法反映人类尊严的场景｡
5､沈从文把乡下人写得理想化了,再劳累的活计､再丑陋的情景都被他描绘得像一幅画｡这种描绘当中包含着深思熟虑过的社会学因素｡⑧
而凌宇对沈从文与湘西的解读似乎有着更切肤的体会｡因为同样来自湘西,所以凌宇似乎更有自信去体会沈从文对湘西土地的复杂深情,以及受这种精神潜移默化影响的其他的思想情绪｡这股精神的脉流贯穿了沈从文的一生,细枝末节抵达了生活的各个角落｡如果说金介甫是站在沈从文的对面关注并质疑的话,那凌宇则更像是站在沈从文的身后体贴入微的追随｡凌宇的论著注重对沈一生经历的叙写,且多细节上的描述,然而作者最关注的还是这些人生情节背后思想情感的生发和演变｡
二
金介甫在书中提到:“本书不是文艺批评,而是一部传记｡”⑨其实,更准确地讲,它是一部“评传”,全书夹叙夹议,论证翔实,言必有据,言简意赅｡对史实,多描述概括,详略得当,而在概括选择的同时也巧妙隐蔽地进行了评判｡说它不是“文艺批评”,倒是事实｡作者金介甫是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出身｡他从1972年开始研究沈从文｡之所以选择沈从文,多是因为他看中了沈从文小说的史料价值｡沈从文的许多乡土小说都描绘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军阀割据的黑暗现实,因沈出身行伍之家,又与苗族土家族血脉相连,对中国西南域偏远山区的历史书写自然来的特别深切,将一直漂流在正史之外的湘西民族历史拉进人们的视野,而其作品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寓言｡也正因为如此,沈从文独辟蹊径的创作在一位异国的学者眼中具有了特殊的历史价值｡金介甫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出发来阅读沈从文的小说,以文学资料作为史料来解读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历史变迁｡从金介甫书后面的三百多本参考书目便可看出,除了一半是沈从文的作品之外,还有一半的书目绝大多数是一些历史性资料,如军阀､传教士回忆录,西南地区的部族志,地理志以及民间宗教风俗､礼节等等｡这类书目既是研究沈从文思想的辅助材料,同时也是结合沈的小说研究中国民国历史的必要参考｡
金介甫作为西方学者,一贯坚持的人类学与社会历史学的客观立场,使得他能够始终保持写作的距离,避免了过多主观情感上的介入,用他者的思维建构出不同于自我的开阔视野,他坦言“促成写作本书的是沈从文对中国社会状况的敏锐感受,而不是他对中国新文学的成熟的贡献……”{10}
从某些角度讲,凌宇的《沈从文传》是一本能够跟金介甫的著作形成互补的论著｡凌宇用饱蘸深情的笔墨详尽地描绘了沈从文传奇的一生｡以顺序结构依次展开人物一生的命运遭际,相伴而生的是复杂多变而又独立不倚的精神情操｡沈从文一生的跌宕沉浮浓缩了中国近一个世纪风云变幻｡凌宇的论著与金介甫最大的不同是他选取文化关照的角度,用文学的笔调,富有哲理和诗情地描绘了沈从文的一生｡
值得肯定的是,金介甫的《沈从文传》是一本学术含金量很高的著作｡由于他的研究,是要“从一个湘西人观点来审查中国现代史”,“从边疆看中国”,客观上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脉络｡所以,金介甫对建国后的沈从文介绍得很简单｡投入了古文物研究的沈从文再也不能为金介甫提供透过文学作品看中国的条件,自然沈后半生的发展就被舍弃了｡一个事物独特性本身往往也正是局限所在｡从历史的角度去研究沈从文的时代､思想以及文学作品,在提供了“历史”这个宏阔背景的同时,使得沈的文学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沦为了历史的注脚｡金介甫对沈作品所作的细致的分析,多是为了阐明沈思想发展脉络,因此,科学实证的味道多一些,文学审美鉴赏的味道便少一些｡身为国外的学者,这一身份有利于他客观理智的分析,敢发国内学者不能发之言,但与后者相比,则又多了难以从情感血液深处来体会的隔阂｡于是要更多地求助于书本上的考证｡这本研究专著,译名为《沈从文传》,若从通常意义上理解的人物传记来讲,人物形象精瘦有余,丰满不足｡
金介甫的不足也正如凌宇所担心过的,传记作者“所要面对的,主要是‘人’而不是‘文’,它不容许生平事迹的断裂,也不容许回避史实和随意想象……至于由‘形’入‘神’,从整体上把握传主的神韵,就更难了……”{11}
凌宇曾坦言:“一旦开始认真阅读沈从文的作品,我便从中感到了一种极强烈的审美愉悦｡尤其是他的以乡土为题材的创作,对湘西人生透骨地切入,一份淡远而又沉厚､平静而又强劲的乡土､民族乃至人类的悲悯与忧患情绪,那种不断创新的艺术变现才能,使我一读便不可收……然而甫念及此,我又悚然而惊｡这是不是我的偏爱?一种源于我的精神结构中的乡土文化因素与沈从文有着太多契合点的共鸣?也许我需要冷静……”{12}
相形之下,凌宇版传记侧重从“人”的角度来研究传主,而金介甫则侧重从“作家”的角度下笔｡
在海峡两岸的文学界里,有很多人把沈从文当作抒情的田园诗人来理解,就像沈从文自己说的:“我因为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作家李锐曾形容,沈从文是一个“肝肠寸断的柔情诗人”,和谐悠远的画面背后始终暗流汹涌,一种根植于生命深处的天长地久的大悲恸不时地溢出文字地表｡而在这一点上,凌宇自然会比金介甫有着更多感同身受的体验｡
事实上,一本作家传记的主角应该有两个,一个是显在的“传主”,一个是“潜在” 的传记作者｡毫无疑问,一部优秀的作家传记应该是传主与传记作者平等对话的平台｡传记作者对研究对象的选择无法避免地会具有一定主观倾向性,会将自己的传记创作作为心灵“自证”的一种方式｡安德烈・莫洛亚认为:“撰写传记,这意味着要证实自己对人的信念……”作家传记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人为的“叙述历史”,在这一过程中,作者作为独立的生命个体以或隐或显的方式进入传记就成为必然｡所以,有时,传记作者的理性精神与价值尺度难免会受到对传主崇敬或者认同意识的困扰｡这一点上,金介甫因其特殊的研究身份而得以幸免｡而凌宇却因为对沈从文难以抑制的欣赏与精神认同而在不知不觉中美化了人物及其历史｡在凌宇版的传记中几乎看不到沈从文的历史过失,无论是对其作品的评价还是对当时历史事件和文化冲突的介绍,凌宇对沈从文的体谅与理解有时难脱溢美之嫌｡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始终困顿的作家如何坚持不懈地走向心灵的淡泊与高尚｡连沈从文本人都认为凌宇撰写的《沈从文传》“还不能从深处抓住我的弱点”｡{13}
这两本传记都是研究了解沈从文的不可多得的优秀论著｡在如今篇目繁多的研究沈的文章中,它们依然有着难以取代和超越的价值,他们之间的优势互补也能让读者对沈从文获得一个较全面和细致的印象 ｡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①②③⑥⑧⑨[美]金介甫《沈从文传》全译本,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8月｡第1页,引言第1页,引言第2页,第291页,正文第8页､160-161页､169页､175-176页､169页､176页，引言第1页｡
④⑤⑦{10}[美]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虞建华､邵华强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7月｡中译本作者自序第1页，第4页,第3页｡
{11}{12}{13}孙冰编《沈从文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1月,第101页，第122页，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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