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的法国大革命历史教学和研究中，我们总是把路易十六描绘建构成为这样的形象：专制君主、暴君、不理朝政，生活上奢华糜烂，挥霍无度，终日与锁为伴，浑名“锁匠”，就在人民攻占巴士底狱的那一天，他仍然在日记上写着，今日无事。总之，正是路易十六的昏庸和残暴引发了法国大革命，并把自己送上了革命的断头台。在国内所出版的各种教科书和各种读物中，对路易十六的描写几乎大同小异，我们就是这样建构起对路易十六的上述形象。
难道这就是完整的路易十六形象，这就是法国历史中的路易十六的全部？现在，是该在更为宽广的视野和历史中重构路易十六的新形象了。
一
１７７４年，当路易十六执政时，他所承继的是一个自路易十四时就已达到空前鼎盛的专制的王朝，它表现在：国王的权力被看作是上帝的代表和化身。国王在其诏书中都要宣称自己是“按照上帝的安排，法兰西和纳瓦尔的王”。在神授权力的名义下，国王拥有一切权力，成为专制的君主。首先，国王是国家法律的本源，国王即法律就是对此的真实写照。１７７０年１２月，路易十五在高等法院声称：我依靠上帝来执掌王权。我的臣民要受这些法律的指导和统治。于是，国王的诏书、敕令和手谕就是法律。其次，国王拥有最高司法权，国王有权受理和重新审理任何案件，干预一切诉讼。国王掌握着最高的行政权，他有权任命官吏，征收税赋等。最后，国王还是军队的最高统帅，决定对外政策，决定战争与和平。这正像路易十五在高等法院所讲：“我本人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整个立法权都属于我自己，我不依赖别人也不与他人分享。我是整个国家秩序的中心。民族的权利与利益和我本人的权利与利益必然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只能掌握在我的手中。”在国王的集权下，从中央到地方整个国家的集权体制已经形成。
斯塔尔夫人曾经说道：自由是古老的，专制是近代的。那么，我们如何看待这一时期的专制集权。如果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王权的确立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历史的进步，王权成为逐渐形成的民族国家的象征，而这一切正是从中世纪迈向近代的标志。美国政治学家萨拜因认为，在封建领主制下，国家权力的概念含糊不清，并且权力本身从来不曾完全集中于国王一人之手，当国王变得专制的时候，这乃是现代国家而不是中世纪国家的一种发展。恩格斯也曾指出，“在这种普遍的混乱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而与分裂成叛乱的各附庸国的状态对抗”。
但专制体制的历史合理性并不能成为现实存在的合理性。在现实的层面上，我们看到，专制体制对人的漠视，对人的权利的剥夺和方式上的横暴也都是空前的。例如，国王可以用“密札”随意监禁或流放任何人，用充公的办法来剥夺人的财产权，用税捐来搜刮人的合法收入。在基层，按照托克维尔的说法，保障公民不受专横侵害的制度已经不存在了。各省的地方官员，逼迫人民百依百顺，还常常处以罚金，有时还将他们下狱。例如有一位总督说，我把私下抱怨的几个村社负责人关进了监狱，将他们轻而易举地制服了。特别是在农村，尽管农民获得了土地所有权，但农民的负担也是空前的。请看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描写：农民终于有了自己的一块土地；他把他的心和种子一起埋进地里。在这广阔的天地里，这一小块地是属于他本人的，对此他心中充满自豪与独立感。可是那一帮邻人跳了出来，把他从他的地里拉走，强迫他无偿为他们在别处干活。他想保卫他的种子不受他们的猎物的糟蹋，可是那帮人阻止他这样做。他们守候在河流渡口，向他勒索通行税。在市场上，他又碰上他们，必须向他们交钱以后才能出卖自己生产的粮食。回到家中，他打算把剩下的麦子自己食用，因为这是他亲手种植，亲眼看着长大的，可是他不得不到这帮人的磨坊里磨面，用这帮人的烤炉烘面包。他那小块土地上的部分收入成了交给这帮人的佣金，而这些租金不能赎取，也不受时效约束。在这样的体制下，第三等级承载着整个国家的重负，但却享受不到任何政治权利。
当然，在这样的体制中，只有贵族是享有特权的，他们不仅可以免税，还享有其他种种特权。正是在这样不合理的分配中，整个国家在经济上虽然繁荣，但却在财政上连年亏空。造成这种困境的主要原因是国家的税收制度弊端百出，征收方法混乱和税赋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就在于贵族特权阶级自私自利，拒绝纳税。这样，在一个繁荣的国度里，国家却处于破产的边缘。正像法国历史学家索布尔所说：税收制度的弊端尤其使王权实力大为削弱，捐税分派不均，征收不当，以至不见收益。税收负担全落在贫困者身上，使他们更加怨声载道。同时，官僚制度充满惰性、政府人员腐败懒散、行政管理庞杂而且混乱。
这样，专制体制的暴政和不合理性自然引起了种种不满和反抗，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的爆发自然是其典型的体现。从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到卢梭，他们举起了理性的大旗来批判专制统治，用人权来对抗王权和封建特权，用自由和平等来反抗压迫和不公正，要建立一个符合人的理性和权利的新社会。这场运动直接动摇了旧制度的合法性，难怪路易十六后来在监狱里读到他们的这些著作时感叹道，是伏尔泰和卢梭的著作灭亡了法国。
这就是路易十六当上国王之后所面临的局面。对此，新的国王该如何治理这样一个庞大而又被旧制度缠绕的国家，他该如何去进行选择。
二
面对这种困境，路易十六认识到现存的专制“旧制度”必须要进行改革，但当务之急是要解决国家的财政危机，因此，在路径的选择上，路易十六决意要借财政问题向贵族开刀，并且对让人生厌，举国怨恨的“旧制度”进行改革。这种改革，是前所未有的一项举动，是一次事关国家前途的关键性的改革。
路易十六当政后，首先任用了７３岁的重臣莫普，想借他的威望和经验来帮助他理顺现存体制的混乱，但这样的目标没有实现，国王旋即起用有新思维的杜尔阁。杜尔阁上任后，他制定了一个宏大的计划，准备取消一切奴役，一切特权。具体来说，他建议免除农民的徭役，取消省界的壁垒，废除贸易的关卡，振兴工业的发展，最重要的是让贵族和僧侣同第三等级享受一样的税率。在政治上，他想利用现存的省议会的途径，扩大政治开放，让人民能够获得政治权利，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这项改革，按照路易十六的说法，杜尔阁和他自己是想要为人民谋求利益。但是，这项改革计划由于受到特权阶级的反对而无法推进，在特权阶级的一片反对声中，路易十六只好免去了杜尔阁的职位，改由马尔泽布尔来继任。与杜尔阁一样，马尔泽布尔也是主张要给每一个人以权利的。在法律上，取消拷打逼供，给被告人以辩护的权利；在政治上，取消国王的“密札”和新闻出版检查，让所有人都有人身安全和言论出版自由；在宗教上，反对宗教迫害，实现宗教自由。由于他的改革与杜尔阁差别不大，依然无法进行，他也同样落了个下台的结局。随后克吕尼走马上任，但好景不长，仅仅６个月他就下了台。继任者为大名鼎鼎的瑞士银行家内克，接受了前任的经验教训，他的改革目标不象前任那样操之过急，要革除一切弊端，而是仅仅限于财政问题和与财政相关连的一些内容，紧缩开支，量出为入。平时的国家开支主要靠税收，在紧急情况下，才发行公债；税率由省级会议来决定，建立把收支数目公布的制度以利公债的发行。事实上，聪明的内克把对体制的改革隐含在了财政的改革之中，因为要发行公债，必须要有信用，这就要求行政公开；同样，税收要人民同意，也就意味着人民要分享政权，参与政治。于是，财政的问题也就自然关连到国家的政治体制问题。尽管内克在改革方案的设计和措施上都非常谨慎，但仍然不能为特权阶级所容。１７８１年，就在内克抛出财政改革“报告书”几个月后，他就被迫辞职，再次成为改革的牺牲者。内克之后，由卡隆接任，上任后，他一反内克所提出的方案，采用刺激消费的方法来解决财政问题。事实上，这一方法也不为特权阶层接受。
于是，布里安走马上任。经历了前面这么多任的失败改革，此时的他也无良策，他提出的开征税收的方案也不为特权阶层接受。现实的状况表明，小修小补是无济于事的。于是，他觐见国王，说道：“倘使要保持国家的安全，零碎的办法是无济于事的，必须将整个根基改造才可使之免于倾毁……加税已不可能，靠借债只是毁灭，单注目于经济改革是不够的。唯一真正能够使国家财政走上轨道的方法，就是清除国家组织中一切有害的东西，只有这样方能使国家重新恢复生机。为此，布里安提出以纳税平等、建立省议会为核心的新计划。其主要内容为，统一税收，在经济上，实行谷物贸易自由，取消关卡，统一国内市场；政治上，建立以财产为基础的各级议会。当这样的改革方案提交给“显贵会议”讨论时，特权阶级死保他们的权利不受到一点点损失，坚决抗议这一计划。在特权阶级的抗议下，改革再次失败，１７８７年４月４日，布里安被解职。
在这样的状况下，１７８８年８月，国王重新召回内克?熏希望以他的理财能力来解决这场财政危机，并重新推进改革。内克上台后，面对贵族的对抗，只能采取新的方法。
这样，我们看到，从莫普到内克，其方针的指导思想是希望贵族们能够识大体，顾大局，主动放弃一些自己的特权和利益。但是，令人惋惜的是，贵族们根本不愿意这样做。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拯救危机中的国家，只有召开多少年没有行使过权利的三级会议了，１７８８年的８月８日，国王同意在第二年的５月召开三级会议。
三
１７８９年的５月５日，三级会议如期召开。当国王走进会场时，全场热烈鼓掌。随后国王发表了热烈的讲话。他说，诸位先生们，我殷切期待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现在在我的周围，是我荣幸地统领的国家的各方代表。自从上次三级会议召开以后，已经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尽管召开这样的大会似乎有点过时，但我仍然坚持要恢复旧传统召开三级会议，因为王国可以从中吸取新的力量，因为它可以为国家开辟新的幸福源泉。他还说，人们所能期望的一切，从最小利益到公众的幸福，都可以指望得到我的关切。我希望会议能够和衷共济，希望这对于王国的繁荣幸福将永远成为不能忘怀的时期，这是我衷心的愿望，最热忱的祝愿；这是我，由于我的正直意图和对人民的爱所期待得到的报偿。
但令国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希望能够在现有的体制和程序内解决问题，但会议期间，由于贵族阶级拒绝合作，第三等级只好自己单独组成国民议会。这样则意味着对体制的重大改变。革命已如箭在弦上。而这时，路易十六犯下了致命性的错误，他没有冷静地看到应该顺应第三等级的这一要求，反而错听了属下的建议调集了军队来威胁第三等级，于是，双方展开了冲突，导致了第三等级宣布独立议事的“网球场宣誓”。随后的一系列演进步步走向革命的方向。７月１４日，人民群众攻占巴士底狱，以此为标志，革命正式爆发。
革命之初，对“旧制度”的改变还是渐进的，因为国王的权力还在，整个民族对国王仍然继续效忠，“法律、民族、国王”则是这一时期革命的原则和成果的浓缩，也就是说，要按照法律来治理国家，要体现和维护全民族的利益，实现民族的统一，但整个国家仍然还需要国王。准确地讲，在革命的这一阶段，只是将原来的君主专制转变成为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而这样的一个结果，恰恰也是国王长期改革所期望的。
后来，情况的发展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不仅在三位一体的原则中废弃了国王，而且还将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那么，哪些人导致了这一局面，是路易十六的过错，还是其它。概括地说，路易十六之死完全是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雅各宾派要继续推进革命的结果，是雅各宾派对吉伦特派的胜利，是激进主义对君主立宪的胜利。所以，我们要从雅各宾派的理念和实践中来理解路易十六之死。可以说，他的死，完全是雅各宾专政的牺牲品。
回顾路易十六的一生，他的确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从１７７４年开始执政一直到１７８９年的革命爆发，路易十六一直不停地在进行改革，因为他看到了“旧制度”的弊病，他要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除旧布新，希望通过体制内的渐进改革来完成体制的新旧转换。所以，他将改革的重点指向了“旧制度”的中心：贵族及其特权。但恰恰在这里，困难最大，阻力最大，由于贵族的反对致使改革无法推进。究其原因，这是路易十六的个性使然，或者说也是他的错误。因为在路径的选择上，他没有首先在外围进行改革，而是直指中心，同时，他也没有使用铁腕来保证改革的进行。历史告诉我们，改革要有权威来作为保证，改革要先选择好目标。对此，正如法国著名历史学家米涅所说：路易十六，以他的胸怀和品德来说，是最适合于他那个时代的。当人们对独断专制的政治体制不满时，他就自愿地放弃这种专制的做法；当人们对路易十五的荒淫挥霍感到愤恨时，他能够品行端方，生活俭朴。人们要求作一些必要的改革时，他也能够体察公众的需要并立意要给予满足。但是，改行仁政和继行暴政都是困难的，因为要改革，就要有力量使贵族特权阶级服从改革。在这一改革的过程中，路易十六缺乏坚强的意志，实际上只有这样的意志才能完成国家的重大变革。他头脑清楚，心地正直、善良，但是性格不够坚定，在他的所作所为中缺乏坚持到底的精神。他的改革计划所遇到的阻力是他所意想不到的，也是他未能加以克服的。因此，正如一个君主因拒绝改革而遭到毁灭的结局那样，他是由于尝试改革而毁灭的。的确，任何一个君主，当他启动除旧布新的体制改革后，这场改革的终极目标都将是旧体制的自我毁灭。
正是由于路易十六持续的改革，在这一时期，法国在经济上迎来了长期的繁荣。由于新技术的使用，工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农民获得了土地所有权，大大激发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农业产量持续增长；金融贸易业这一时期也都有明显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住房、饮食和服装都比以前要好。过去，我们受到了某种既定理论的引导，总是认为，革命往往是由于经济衰退而爆发。其实不然，对于法国来说，这种说法明显违背历史事实。正像法国大革命历史学家马迪厄所说：这次革命并非爆发在一个贫穷的国家里，反而是在一个正在极度繁荣的国家里。贫困有时可以引起骚乱，但不能造成伟大的社会激变。社会的激变往往是起于阶级间的不平衡。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研究了旧制度与大革命后也认为，大革命是在经济繁荣的情况下而爆发的。对此，我们应该有一种新的认识。
在推动体制改革和创新的过程中，路易十六本可以成为一个君主立宪体制下的君主，但历史的结局却是将他送上了断头台。尽管如此，这丝毫不影响他是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纵观这位法兰西帝国君主的作为，难道不是凸显了一个因为启动了体制的改革而埋葬了自己以及整个王朝的路易十六的另一种形象？所以，历史是异常丰富复杂的，我们需要在更为宽广的视野中来理解和把握，构建起多维的人物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