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想必此刻他正走在一片黑乎乎的土地上，脚步踉跄得似乎有点滑稽，这或许是酒的作用。但看他的表情，却是如此肃然。如同一尊武士的神像，只是身上没有刀剑。南方九月的太阳是炙人的，火一般的光泼在这块名叫安源煤矿的土地上，将洒满煤灰的路烤得发烫，仿佛要燃烧起来。
不远的地方是洗煤台，再过去，是洋炉炼焦处，这是他做工的地方。走进炼焦处的大门，他就看见了洋炉炉膛里发出的灼人火光。煤真是好东西，它燃起的烈焰就像无数恣意伸展的舌头，可以直舔到你的心窝子里去，十分燎人，也十分动人。在地底下埋藏了千年万年的黑黝黝的它们，被汉子们挖出来就变成了灼人的火。而火竟有如此大的威力，可用它推动火车这个庞然大物。自从盛宣怀在安源用机械开矿，运煤的火车就在这里常喷着热气。
他没有念过书，15岁就到了安源做事，担脚炭。那时这座煤矿才开了十多年，在湖南湖北名声很大，周围几个省的人都来这里做工赚钱。他本是湖南醴陵姚家坝人，是个穷得“叮当响”的乡下人，他跟着几个老乡来到安源谋生。不料刚来不久，就被工头无端打了一顿，打得他皮开肉绽。这一顿打，打出了他的仇恨。他于是一咬牙拜师学起了武功：“等老子学了功夫，看谁还敢欺负老子！”先是学南北少林拳法，后又学武当拳术，一连拜了三四个师父，每天挥刀弄棒，搅得灰土飞扬，昏天黑地，十八般武艺，都学了个遍。而最为精到的是他的武当拳。在武当山流传着一首《武当拳歌》：“太极真传出武当，功夫全在辨柔刚。若能悟得真妙理，强国强民亦自强。”他也是会哼唱的。
他一身功夫回到矿上，首先找到那个欺负他的工头，只是动了一个指头，就让他趴倒在地上，啃了一嘴巴的煤灰。从此，袁品高这个名字，就在矿上响了起来。过去他怕工头，现在工头怕他。
B
这是1922年的一个大热天。
他一屁股坐在炼焦炉前的一块大坑木上，痴痴看着炉子里的火在“呼呼”地蹿。他有些走神。最近，脑子里总会装进一些从没有装过的东西，让他忍不住去想，想得太阳穴发胀发痛。有两个人的影子老是钻到他的脑壳里，让他这个平日里天不怕地不怕的汉子生出一些敬意。
前些日子，他鬼使神差地走进了一间屋子。这是位于牛角坡的一间旧房子，屋外门前有一块写着“工人补习学校”的牌子。听说这个学校白天让矿工子弟读书，晚上让工人上课。矿工们不交钱就可以读书。他想这可是破天荒的奇事，哪有读书不要钱的呢？他还听说学校的教书匠和他一样也是湖南醴陵人，名叫李隆郅，是个刚刚从法国留洋回来的读书人（很多年后他才知道，他就是做了党的领导人的李立三）。
他看着书就脑壳痛。他的祖父曾经就是个教书匠，常把学生打得“哇哇”叫。他不想读，也不是怕挨打，他练得一身武功，一人可敌十拳。可他对教书的没有好印象。他来到这里是想去看看热闹，他不相信不交钱就可以进学堂。他朝教室门内探了探头，正拿着书本讲课的李先生就招了招手，他不由自主走了进去，坐在了凳子上。这一坐就改变了他的一生。
那时候是没有什么本子的，工人学生们只是用粉笔在石板上写字。当他用沾着煤灰的手在石板上写下“工人”二字时，李先生说：“工人二字，加在一起，就是一个‘天’字，你们做工的不必小看了自己，你们才是天下的主人呢！”这些话，袁品高听了很舒服。后来，李先生又讲到了几个外国人，什么马克思呀，列宁呀，一开始他只觉得好笑：“这些洋人关我们什么事？”可接着听下去，又似乎听出了味道。后来的日子，他就忍不住想去听了。这座屋子好像有种魔力粘住了他，教书先生在教他们认字时，好像总在暗示着什么。让他开始懂得了一个道理：人的命运要在自己手上握着。
不久矿上又来了一个人，一个瘦高个子的书生，也是湖南人，名叫刘少奇，一口的湘音听上去就倍感亲切。这天，书生来到洋炉炼焦处，问他：“你一个人能拢得十个人不？”他回答得也干脆利落：“�得问题�，还多都可以！”
于是他当上了洋炉炼焦处的工人总代表，眼珠子里开始放出异样的光。
黑黝黝的土地上悄悄发生了变化。正好又值三伏天，矿上更有一种热烘烘的味道。他发现，这些书生办的夜校，就好比烘干了一根根的湿柴，而后来成立的路矿工人俱乐部就好比把烘干的柴收拢来，这时只要有人来一点火星，就会“轰”地燃起冲天大火。
不久，矿上果然闹起了工潮，这就是后来震动了南北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一万七千多工人，说不上班就不上班，说不下井就不下井。一条横幅在黑乌乌的土地上亮了出来：“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白布墨字，让人看了就有一股热血直往头顶上冲。
他思忖着这些读书人真不简单，不显山不露水，一呼百应，山摇地动。越发对这些书生敬重起来：自己拳打脚踢十几年，也弄不出个大动静。
C
或许是命中注定，几天后，有一事让他“光彩”了一辈子。
俱乐部主任李立三派人来找他，要他作为工人代表刘少奇的随从去矿局公事房，和资本家谈判。说是随从，其实就是保护刘代表的侍卫，可他更喜欢用“保镖”这个称呼。
跟资方谈判，其实就是跟戒严司令谈判。工潮一起，路矿当局生怕工人闹事毁了矿山。急请了赣西镇守使署派兵护矿，9月14日的午后1时，镇守使署的军队就来到了安源，宣布将安源划为特别戒严区，设戒严司令部于矿局公事房，由赣军旅长李鸿程任戒严司令，情形很是紧张。但军队始终没敢乱动，是因为有人从中斡旋，希望不要动武，以免闹出大的乱子。
戒严司令李鸿程就在公事房里等着。但袁品高不怕，他有功夫在身上藏着，不练练还手脚发痒呢。这时的袁品高其实是满脑子的荣耀感。他虽不懂什么历史，但他听别人说过，古代皇帝出行时，刀呀枪呀什么的都不带，就带保镖。
他同刘代表将要走进的矿局公事房，是一座红墙的两层楼房，虽说只有两层，可对矿上的工人们来说，如同一座令人敬畏的大山，过身看一眼都有些胆寒。何况如今有荷枪实弹的士兵守着，齐扎扎排列在大楼上下，更容易让人发怯。他在矿上做了这么多年事，也从来没有踏上这楼台阶一步。可如今，他要跟着刘代表上去了。他把步子迈得“咚咚”响，一副气宇轩昂的样子。夜校先生不是说“工人”两个字叠起来就是一个“天”字么？眼前还有比“天”更大的东西？
这一去，他就成了安源大罢工中这桩大事的亲历者。
罢工谈判后来演绎成了一个流传很广的英雄故事。“少奇同志一身是胆”的赞誉迅速传播开来。因为，当戒严司令用威逼的口气喝令刘少奇要他叫工人复工时，刚满24岁的青年刘少奇并没有示弱。他显得从容不迫，说：“路矿两局如不答应条件，就是把我剁成肉酱也无济于事！”话语间一副凛然之气。这话，在现场的袁品高当然亲耳听到，并事后用他的嘴传播了出去。
从此，他开始敬佩这个读书人。
不久，李立三离开安源，刘少奇接任了路矿工人俱乐部主任，他更是不离刘少奇的左右。后来，他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年又经刘少奇介绍入党。其实，那时候的袁品高对共产党并没有半点认识。记得入党那天，他同九个工人一起在小洗煤台宣誓，第一次看见挂在墙上的红色党旗，瞟见旗子上画着的图案，他扭头就要走。旁人拉住他问他怎么回事。他气冲冲指着旗子说：“上面画着‘十字架’，这组织也是传基督教的，我不想参加了！”旁人一笑，指着旗子给他解释：“这是镰刀、斧头，镰刀代表农民，斧头代表工人。”可他还是不信，走近去借着微弱的灯光仔细一看，这才发现旗子上的图案确实不像“十字架”。
就这样，他一跟跟了刘少奇两年多。他亲眼看到刘少奇怎样组织工人建起了新的俱乐部大楼；亲眼看到二・七惨案后刘少奇如何运用策略，使安源红旗不倒，成为中国工运低潮时的“小莫斯科”；也亲眼看到刘少奇如何巧妙与资本家周旋，为工人争利益……
一直到刘少奇离开安源去上海工作，他才暂时结束了他的“保镖”生涯。
不久，他被党组织派到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在此期间，他曾再一次作为警卫人员陪同毛泽东、刘少奇和肖楚女去陆海丰，考察农民运动，之后又作为特派员被派往湖南搞农运。从此各奔东西，几十年里没有见到过刘少奇。
解放后，当他知道曾与自己朝夕相处的俱乐部刘主任成了国家主席时，一种自豪油然而生：
“晓不晓得，我做过刘主席的保镖！”一有机会他就忍不住想说。当然，此话一出，无人不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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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日子，荣耀总是像光环一样环绕着他。他当上了萍乡矿务局工会副主席、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主任，还成了江西省政协委员。尽管如此，他还是“上身穿黑棉衣，下身穿青布棉裤，还用带子扎了裤脚，衣服是旧的，戴个棉帽，留着光头”，一副安源老工人的本色。与众不同的是，他喜欢拄着一副木质拐杖。并非腿有什么大毛病，只是觉得拄着它看上去更精神些。那时他可是红人，到处有人邀请他去讲安源革命史，俨然一个从历史风云里走出来的英雄人物。
“我是袁品高，湖南醴陵姚家坝人，刘主席在安源闹革命，我是他的保镖……”每作报告，他总是以这样的自我介绍作为开场白。
1964年5月，是他一生都难忘的日子。他被选派去北京参加全国民兵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他接到刘少奇办公室的通知：刘主席请他到中南海福禄居家里做客。
中南海，这地方早就如雷贯耳。“皇帝”做事的地方，一个百姓也去得？但他觉得他有资格去，他做过刘主席两年的“保镖”。
在这之前，他曾叫醴陵老家的一个读书人代写过一封信给刘主席，并恭恭敬敬地贴上邮票，小心地投进了草绿色邮筒，寄往了国务院。他想，刘主席肯定是收到了，不然怎么会记起他，还叫他去家里。
他去了才知道，中南海并不是一个海，而是叫中海和南海的两个湖泊。刘少奇居住的福禄居，就坐落在南海西侧，怀仁堂的后面。他跟着警卫人员走了一所两进小院的老式庭院，都是平房。从大门进去，转个弯就进了前院。南房也是一排平房，那是刘少奇的办公室和卧室。西厢一间较大的房子，是会议室兼会客室。听说，平时由刘少奇召集的小型会议，都在这里举行。
他忐忑不安走进了这个对他来说有些神秘的住地，走进了会客室，然后小心翼翼地坐在软软的大沙发上。
近在他咫尺的是一个国家的主席，他一个普通的老工人，就并坐在他的旁边。“新社会真是好，‘皇帝’和‘百姓’可以并排坐着讲事。”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他总是这样说。
几十年前在安源的事情，也就如云一般再次飘到了两个人的脑子里。讲罢工，讲俱乐部，自然讲起了俱乐部前的两棵梧桐树。“你栽的两棵梧桐树现在长得又高又大，蛮茂盛�！”袁品高对刘少奇说。在袁品高的印象中，这两棵梧桐树就是刘少奇亲手种下的，不会是别人。
也许刘少奇并没有听清楚他说的意思，也许几十年前的事记不得那么真切，刘少奇并没有否定。
“哦？这两棵梧桐树还在呀！”刘少奇显得有点意外地应了这一句话。
袁品高的心里就是这样推断：刘主席没有说不是他种的，那就肯定是他种的！
袁品高离开北京回到安源，带回了两样东西：一是离开福禄居时，他请刘主席在自己的笔记本上题下的“坚持革命到底，为最后在全中国和全世界都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这一句话；二是带回了他的这个“推断”。他立即嘱咐纪念馆工作人员，在俱乐部旧址前的梧桐树下立一块木牌，上书“刘少奇同志当年在安源亲手栽种的梧桐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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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天的火光，烧红了安源煤矿半边天。这是炙烤了袁品高许多年的一场灾难之火。这火烧得他心里一把一把的痛。而之前斧头砍伐梧桐树的挥舞，大树倒地的“轰隆”之声，都足以撕裂他的五脏六腑。这些日子他如同癫狂，好像是有人挖了他的祖坟。他实在想不明白，这世道怎么说变就变。
前些日子他还能对前来安源参观的人大讲刘少奇的“一身是胆”，可有一天突然来了群东北的红卫兵，要他这个老工人讲安源的历史。他讲了，当然还是讲刘少奇的故事。他讲得眉飞色舞，当然也忘不了表现他做“保镖”的得意。谁想到说着说着就传来红卫兵的一声大喝：“住口，你这个刘少奇的吹鼓手！”随后就是一阵“打倒……”的口号声。袁品高一听懵了，心想讲了十几年的刘主席，怎么今天就不让讲了？脸一时胀得发紫，气得两眼一瞪，同样对着红卫兵一声大喝：“不讲刘主席？不讲刘主席我就�得讲！”
他于是受到了运动的冲击。两棵梧桐树成了他“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忠实走狗”的佐证。从此戴高帽、挂黑牌、游街、挨批斗……成了他生活的主要内容。造反派们还将他押到梧桐树前，强迫他看这两棵梧桐树怎样被砍断，被焚烧……
这无疑是对他精神的最大摧残。刘少奇早已成为供在他心里的“菩萨”，哪里容得他人玷污。他不懂什么政治斗争，只晓得刘少奇是个好人，也是个好官。袁品高脑子不会拐弯，他只有一根筋。他突然发力推开按着他双臂的人，发狂似地扑向正对梧桐树拉动大锯的汉子，一掌将他们打翻在地上。
可这时又有更多的人扑向了他，用麻绳将他捆了个结结实实……
随着运动的深入，他敬重的刘主席已是万劫不复。可他不甘心，别人要他批刘少奇，他不批，要他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他不喊。“大丈夫以信义为重，不忠不信，何以立于天地之间。”他只信刘少奇。
虽然后来他也听别人说，这两棵梧桐树并非刘少奇亲手所种。可他不认账，他认定了是刘少奇所栽，他为梧桐树叫屈：那么好的两棵大树，说锯掉就锯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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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后，1975年，十年动乱还没有结束，已患病多日的七十多岁的袁品高闭上了他那双不甘的眼，带着诸多的疑问走向了生命的终点。听说病中他老说胡话，而人们些许听得一点清楚的还是那句老话：“刘主席，我不讲你就�得讲啊……”
五年后的1980年，一个洒了些阳光的日子。有好心人来到袁的墓前，从衣兜里拿出打火机，点燃了一张登载着平反刘少奇冤案消息的报纸，意在告慰这个忠实的“保镖”，为亡魂了却一桩缠绵多年的心事……
链 接
中国工人运动的摇篮――安源：
1906年，安源工人参加萍（乡）浏（阳）醴（陵）起义。这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举行的第一次武装起义，为后来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进行了一次重大演习。
1921年，毛泽东来到产业工人最多最集中、且在全国社会经济政治中占有一席地位的安源考察，足迹遍布矿山处处，并深入矿井与工人促膝谈心。从此，安源工人运动翻开崭新一页，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的策源地之一。
1922年9月，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组织和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震惊全国，为全国“绝无而仅有”的最成功范例。上世纪20年代的安源，展开了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演绎出有声有色的辉煌史诗，被誉为“中国的小莫斯科”、“无产阶级的大本营”。
1927年9月初，毛泽东来到安源主持召开秋收起义军事会议。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安源的工农武装二千余人组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首先举起旗帜，奋勇投入战斗。
责任编辑 陈蔚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