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石“变身”海洛因 莫卫奇是湖南湘潭人，50多岁了，从没出过省。2004年，湘潭市第一汽修公司改制，他与妻子武小育双双下岗，靠政府低保金和开家麻将馆及打零工勉强维持生活。一年前．他还头发乌黑、精神抖擞，如今却已满头银发，目光也有些呆滞。回家后，他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好，“眼睛不好了，腰也痛，咽喉也不好……”见面时，他刚从湘潭市某医院打完点滴回家。由于老屋已经被贱卖，他与妻子只能挤住在弟弟家不过70平方米的一套两居室里，在客厅铺上凉席就当床。
“我真的以为他是喊我打工，根本没有戒备心。”莫卫奇说，2008年4月的一天，租住在他家附近、一身西装革履打扮的“熊总”跑到麻将馆，提出请他去云南送趟玉石样品，车费、吃住全包不说，10天内若能返回，便能拿到1000元报酬，超过的天数，每天也按100元算。莫卫奇一听。大喜过望，一口便应了下来。随后不久，莫卫奇与老乡谢开其一同随“熊总”乘火车赶赴云南。
4月16日晚，三人到达云南瑞丽，一位叫“华哥”的人接待了他们。此后四天，“华哥”用莫、谢二人的身份证登记，一连换了三四个旅社。白天，莫卫奇和谢开其要么在瑞丽的大街小巷闲逛，要么待在宾馆看电视，直到“华哥”与“熊总”叫他们一起吃饭。
23日上午9时，“华哥”在宾馆将一个装着玉石样品的黑色行李包交给莫卫奇，并当场取出玉石让他验收。紧接着，莫卫奇拿着“华哥”订好的机票，准备乘22点的班机飞往昆明，却在过机场安检时，被安检人员从行李包夹层查出1027克白色粉末。
“包和玉石都是老板给我的。”莫卫奇沙哑着喉咙替自己申辩，但没人在意。平生从未见过毒品模样的他自我安慰：这也许只是奶粉。莫卫奇焦虑地期盼着，希望化验结果能还自己一个清白。可一周后，检验结果显示：白色粉末确系海洛因。而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贩运如此数量的毒品，等待他的，毫无疑问将是死刑。
27日，武小育接到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一名律师打来的电话：“莫卫奇涉嫌带毒，被抓起来了……”她的第一反应就是找“熊总”问问，“怎么回事，不就是去运玉石的嘛!”可“熊总”一家早已没了踪影。
为营救。全家总动员
云南德宏州下面某县级市的看守所，是奠卫奇被羁押的地方。他和十余个狱友一起，挤住在一间不足30平方米的小屋内，屋角的马桶发出阵阵恶臭，低矮的“通铺”又异常潮湿，让人无法入睡。这种生活让莫卫奇几近崩溃，他唯一的希望，就是远在湖南的家人能协助当地有关部门查清事实真相，救自己出去。但自己能提供给云南警方的线索，却只有“熊总”这样一个身份不明的人。
2008年9月17日，云南德宏州中院一审判处莫卫奇死刑。但莫卫奇坚称，自己并不知道行李包中夹藏有毒品，8天后，他向云南省高院提起了上诉。
武小育心急如焚、茶饭不思，人也日渐消瘦。“营救”丈夫需要钱，武小育不得不将买了还不足两年的房子低价转让，然后跑到长沙给人当保姆，再将省下来的工资寄给丈夫；读大学的女儿，也一面将兼职所得交给母亲，一面鼓励她―定要坚强，自己却常躲起来偷偷哭泣。
莫家兄弟姐妹的生活重心，也全部转移到“营救”上。大家出钱的出钱，出力的出力，分头找律师、托关系、搜集证据。莫卫奇的三弟莫卫良，下岗后一直在外做点小生意，为了哥哥，他毅然放弃了生意，频繁往返于湖南与云南之间，每次长则半个月，短则一周。联系律师、走访有关部门的事，全由他一人承担。
一家人就这样四处打听、寻找，不久，他们终于发现了“熊总”的情况。2008年9月26日，在湘潭警方的清扫行动中，“熊总”熊正江落网，并交待，莫卫奇当时并不知道行李包里夹藏毒品。湘潭警方立刻与德宏警方联系，将熊正江押至云南。
各方专家四处奔走
让整个案子产生戏剧性变化的，是2008年10月3日发表在红网论坛的一篇长达6000字的帖子――《建议抢救蒙冤受屈的死刑犯》。发帖人是湘潭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湘潭市法学会常务副会长朱培立。
这个帖子首次披露了此案种种蹊跷之处：“莫卫奇被以运输毒品罪判处死刑，违反了疑罪从无的‘无罪推定’原则，可能错杀无辜；违反了不轻信口供的‘证据定案’原则。”在他看来，该案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能表明，莫卫奇对夹层内藏放毒品的情况“明知”或“应知”，侦查过程未对毒品做痕迹鉴定，也未取到莫卫奇的指纹。至于莫卫奇本人，不仅未作有罪供述，还多次说明自己对毒品并不知情。
朱培立据此推断，很可能错杀无辜，并向莫卫奇的家人提供了救人方案：抓紧向本地公安机关反映情况并提供线索，协助公安机关抓获熊正江和“华哥”等人；将情况反映给全国人大代表或云南省人大代表，争取人大代表监督该案纠错。四天后，“熊总”落网。
很快，全国人大代表谢子龙、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阮鸿献和湖南立仁律师事务所律师郭梁、陈子根也开始为此案呼吁、奔走，希望能抢救“蒙冤受屈的死刑犯”。此案迅速引起了广泛关注。
2009年2月初，云南省高院二审撤销了一审死刑判决，并将此案发回重审；15日，莫卫奇的辩护律师郭梁、弟弟莫卫良和朱培立三人赶赴云南；18日，莫卫奇、谢开其、熊正江三人并案审理。这一次，公诉人员仍对莫、谢二人做出了有罪控诉。虽然二人的辩护律师一直为其做无罪辩护，但他们仍因运输毒品罪第二次被判处死刑。莫、谢二人不服判决，再次提出上诉。
莫卫奇描述自己铁窗内的生活时说，因为带着镣铐，自己的腰、腿都有不同程度劳损，疼痛不巳。在得知重审结果后，他的内心极度绝望，甚至一度产生过自杀的念头。
将出狱当成上刑场
冤案终于等到了峰回路转的时候。 2009年7月14日，云南省高院拨通了莫家的电话：“请家属派人前往德宏州中院。”当时正在广州办事的莫卫良接到家人的电话后，马不停蹄地赶往云南省德宏州。“通知得这么急，难道情况又有变化?”莫卫良暗自盘算着。
果不其然。莫、谢两家家属一同来到德宏州中院，来自云南省高院的法官向他们宣布，经审判委员会研究，熊正江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莫卫奇、谢开其判处无罪。此时，在铁窗内住了近450天的莫卫奇，还不知--道这个好消息。
7月17日，莫卫奇特意点了份湖南口味的辣椒炒肉当早点，正准备动筷子，看守所的工作人员突然出现在他面前。“莫卫奇，请你出来一下!”莫卫奇拖着沉重的脚镣缓缓起身出门。他想起来，就在两天前，一名贩毒者刚从这里被提走枪毙。“莫不是轮到我上刑场了?就是死，也让我吃饱再说啊!”莫卫奇在心里嘀咕着。
很快，莫卫奇被带到两位没穿制服的工作人员面前。“你被无罪释放了。”“什么?”莫卫奇不敢相信，急切地追问了一句。“你被无罪释放了。”肯定的答复，让压在莫卫奇心头15个月之久的大石头咣当落地。
2009年8月10日，莫、谢二人正式向云南省高院提交了国家赔偿申请。3个月后，他们终于等来了迟到的正义，按照法律规定，分别判给二人50507.49元和48491.67元的国家赔偿金。
从一审、重审被判死刑，到终审被无罪释放，莫卫奇的命运如坐过山车般大起大落。如今，车终于开到了终点，但这个“迟来的正义”，却在公众和学者间引发了诸多议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