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战争中和新中国建立初期，人民解放军俘虏和逮捕了许多战犯和其他敌对分子。随着建国后我国经济建设的顺利展开和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需要，如何处理战犯就成为我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毛泽东的一个建议，使许多家庭有了“月圆”的希望，也极大地促进了对台工作的顺利开展。
特赦政策出台之前
1956年，中共中央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确定了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这样，如何处理战犯问题就提上了议事日程。1月30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提出：“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当天。他在陆定一起草的《为配合周恩来同志在政协所作的政治报告向台湾展开相应的宣传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中作了“政协会后，可放十几个战犯看看”的批示。
中央政治局专门就周恩来的建议进行了讨论，认为释放一批战犯的条件已经具备，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当时，国内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实现，“一五”计划提前完成，政治经济稳定。从战犯本身的情况来看，他们虽然有过重大罪恶，但他们过去一般都高高在上，同人民群众直接接触较少，不像直接压迫人民群众的恶霸地主那样，不杀掉一批不足以平民愤。经过几年的改造，他们之中的多数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悔过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释放一批战犯，不仅有利于独立、动摇、瓦解境内外的敌人，并且有助于安定社会上和统一战线内部对我们抱有疑惧的人的思想，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获得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另外，当时根据周恩来阐明的对台方针和中央的部署，政府宣布了对国民党去台人员凡返回祖国大陆者则既往不咎的政策。在这个时候，释放一批战犯，有利于加强大陆与台湾的关系。
3月14日，全国政协二届十九次会议专门讨论了周恩来关于释放战犯的提议，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一个不杀”的原则作了发言，阐明了释放战犯政策的积极建议。当时，会上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应该全部释放；另一种意见认为应该逐步释放。周恩来同意后一种意见，他说：“虽然前一种意见处理起来很简便，但工作不圆满，收获也不大，一下子轰动一时，过去后就没有下文可做了。”他提出：“我们要影响台湾，还是一步步地来做好，先放少数，试一试，看看有效没有，放出去的工作也要循序渐进，急不得。”周恩来还对释放战犯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安排意见，第一步先集中释放的战犯在北京参观，然后到各地去参观，其间允许亲友看望他们，等这些人对新生活适应后，对祖国形势有所了解后，再做第二步工作，即同他们一起讨论如何开展对台湾的工作。周恩来最后强调：“他们出去后，愿意到台湾的到台湾，愿意到香港的到香港，允许来去自由，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致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进一步就宽大战犯的政策问题作了说明。毛泽东指出，党的政策的精神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杀了这些人，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对我们除四害没有帮助；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如果不杀，或许对台湾还会产生影响。对释放战犯的时间问题，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后，在5月2日的一次会议上表示：目前马上释放，时机尚不成熟。其理由是：“放早了，老百姓还不那么清楚，我们也不好向老百姓说明，老百姓生活得更加好了，我们再来放。”“不讲清楚这个道理，一下子把他们放掉了，大家就不了解。也没有这个必要。”经过上上下下几次充分讨论和酝酿，对战犯实行特殊的政策方针终于确定出台了。
“喜悦和羞愧之情的交织”
首批特赦的战犯是在解放战争时期被人民解放军俘虏的。特赦消息公布后，立即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特别是在功德林一号关押的战犯，他们欣喜若狂，无比激动，感谢党和政府的英明决定。10月2日，他们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以表达他们的兴奋和感激之情，内容如下：
敬爱的毛主席：
当此伟大祖国国庆十周年之际，党和政府对我们这些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颁布特赦令，对确实改恶从善的给予释放，这是无产阶级崇高的革命人道主义的体现，是中外历史上对于罪犯从来未曾有过的深恩厚德，使人们深深地感到无比的兴奋和无限的感激。
我们过去都是蒋介石集团发动反人民内战的实际执行者，破坏民族民主革命，用各种手段残酷地压榨和残害人民。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把国家拖到绝境，论罪真是死有余辜。十年来在党和政府的耐心教育下，使我们逐渐恢复了人性，明辨了是非，从而树立了认罪服法、改恶从善的思想基础。党不仅宽恕了我们的罪行，而且把我们的灵魂从罪恶的深渊里拯救出来，使我们得有今天的新生，党之于我们，真是恩同再造。
今天当我们将要走向新生活的前夕，我们谨向您庄严地保证，今后在思想上、行动上，积极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在工作和劳动中，诚恳踏实，力争上游，在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解放台湾的斗争中，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生命。
最后，我们谨以无限感恩图报的心情向您致崇高的敬礼!
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特赦首批战犯33名，其中包括杜聿明、王耀武、陈长捷、曾扩情、周振强、杨伯涛，郑庭笈、宋希濂、邱行湘、卢浚泉等国民党高级将领，还包括从抚顺战犯管理所释放的末代皇帝溥仪。同日，特赦大会在北京、抚顺、济南、西安等地隆重召开，这在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
12月14日，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了这批特殊的客人。这批刚刚释放的人员见到周恩来，个个惊喜万分。杨柏涛回忆说：“当时能够见到周总理感到很幸福，但是想起自己从黄埔军校毕业之后。走了一段漫长的反革命道路，成为罪行累累的战犯，真不知该说什么好，喜悦和羞愧之情顿时交织在一起。”周恩来同客人一一握手后，详细询问每个人的学习、家庭、自身身体健康状况以及出狱后的感想，使大家如沐春风。这次会见，不但使释放人员更加形象化地认识了共产党，而且对加强统战和对台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不知所措的台湾当局
“文革”之前，党和政府分六批特赦了战犯296人。随着战犯改造工作的不断进展，以后又陆续给予特赦，至1975年3月19日，在押战犯554名全部释放，其中包括国民党高级将领200余名。毛泽东主席首先批准释放军级以上24名在押国民党军官，周恩来和邓小平先后批准释放了县、团全部在押的国民党官员和在押的全部从海岸线偷渡被捕的武装特务，并宣布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照样欢迎。
当时，国内外各大报社纷纷发表评论，对党和政府的这一系列重大决策给予积极评价。德新社说，此举证明北京有极大的自信心，表明中国的团结和稳定。南通社说，对台湾做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政治行动，对国内具有重大意义，实际上在告诉台湾的人：只要及早回头，为台湾解放作出贡献，立功赎罪，可得到同样的待遇。它还评论说，特赦的某些细节也非常有趣，特赦人员的工作、补助、医疗都和干部一样，还发新衣服和100元的零用钱。受到高级领导的接见和邀请，又开欢送会。这一切无疑是在支持台湾回归祖国……
祖国大陆的一系列特赦行动引起台湾当局的极大恐慌。1975年4月，国务院应特赦人员王秉钺、陈�、周养浩等10人的请求，批准他们转香港回台湾与家人团聚。消息公布后，台湾当局立即想方设法阻止。4月22日，台湾当局扬言：不准这10个人回合，一怕引起和谈谣言，二怕再有二批三批，他们还公开诬蔑王秉钺等人为“间谍”、“统战工具”，逼迫他们发表“反共声明”，要以“难民”身份申请入境，千方百计阻止他们回台湾。当这10名特赦犯转到香港后，台湾特务想从张铁石、王秉钺当中先行拉拢分化，他们把张铁石拉到香港一个叫富都的地方策划，后张死在富都，台当局又不敢公开。对此，香港舆论纷纷表示不满和谴责，其余9人也不满台当局行径而不愿返台，这使台湾当局完全陷入被动和孤立的境地。
祖国大陆对战犯的特赦政策，不仅赢得了民心，加强了对外统战工作，而且使台湾当局陷入震惊和不知所措之中。正如周恩来所说：我们团结各方面代表都联合或影响着一定的阶级、阶层和群众，他们背后站着一批人。我们党的政策对头了，争取的就不仅是几十，几百人，而且是成千上万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