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提起符号学，总遇到如下追问：什么是符号？符号学何用？传统符号学给出最常见的回答是：符号学是研究符号的学说。它是一门方法论，用于分析符号表意行为，是人文学科通用的方法。然而，这个答案并不能让人满意，并导致进一步的质疑：符号到底是什么？
上述的追问不仅来自初次听到“符号学”的普通大众，学界也一样有类似的存疑。在笔者看来，回答“符号学何用？”的追问是符号学家的使命，是衡量符号学著作是否具备价值的根本原则。
符号学作为一门学科，是上世纪初开始的。从皮尔斯和索绪尔分别提出“符号学”的学科设想，至今有一百年的历史。要查看当代符号学的系统理论，可从两本专著考察：巴尔特的《符号学原理》（1964）和艾柯的《符号学理论》（1968）。这两本理论著作，都对符号学理论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努力回答“符号学是什么”。罗兰·巴尔特的《符号学原理》在中国一版再版，影响很大。但巴尔特并未真正建立符号学理论体系，主要是对索绪尔为代表的符号学思想的总结和梳理，按照语言符号学的体系来构建符号学理论，从“语言和言语”开始讨论，进而讨论能指、所指和意指，组合段和系统；最后讨论直接意指和含蓄意指。这个理论体系严重受制于语言符号学，只能说是符号学理论的起步。
巴尔特之后，诸多符号学学者都做出了不少成绩，推进了符号学发展。其中，艾柯是集大成者，他的《符号学理论》努力摆脱语言学局限，将符号学推广到图像、修辞等领域。然而他并未全面系统地建立面对非语言的广大符号对象的理论体系，更未能实现符号学理论在文化中的全面应用，因此也就无法真正回答符号学面临的两大追问。
艾柯《符号学理论》之后的近半个世纪里，符号学在世界范围内进展极大，已经成为一门显学。但是学派林立，大师辈出的背后，其理论基础却没有得到系统的推进，以至于今日符号学的教师和学生，依然要用巴尔特和艾柯40年前的这两本书，作为必读书和入门书，应当说这种情况不仅严重过时，而且令人焦虑。
2012年出版的赵毅衡的《符号学》打破了这一尴尬的局面，书中系统地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符号学理论，这本身就是一桩令人瞩目的事。这一新理论体系的最大特点是：建立了一套彻底超越语言符号学的，更具操作性和解释力的完整的符号学体系。
赵毅衡的符号学理论之所以具有根本性的创新，首先在于解决了“符号学是什么”这个最为基础同时又最为根本的问题。此书一开头就为“符号”下了一个清晰的新定义：“符号是携带意义的感知：意义必须使用符号才能表达，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而“意义就是一个符号可以被另外的符号解释的潜力，解释即意义的实现”。
因此，赵毅衡给符号学也下了个新定义：“符号学就是意义学”。其研究的范围甚至超出艾柯的界定：“很多人认为符号学的目的就是研究人类文化，文化实际上的确是符号学研究的最大的一个领域，但是符号学还研究一切有关意义的活动，包括个体的认知活动、心灵活动，甚至包括‘有灵’之生物的认知与心灵活动。”换句话说：“符号学要处理的对象，是本质上意义歧出丰富的社会与人文学科，很难有益于‘强编码’的任何学科。”此观点更准确地指出了符号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基点。
基于上述基点，《符号学》展开了系统而又充满创见的论述：既然符号是“携带意义的感知”，这就意味着，符号的传统定义“一物代一物”并不准确，可感知的不一定是物质，有可能是“心灵符号”，甚至有可能是“物质的缺失”。这就纠正了学界长期以来对“符号”的误解，重新界定了符号和物的关系。赵毅衡进一步提出了物和符号之间的滑动，大多数符号学都注意到了物可以符号化为“符号－物”，但却极少有人意识到，符号也可以降解为物，“富二代用百元人民币点烟”，“皇太后用玉玺打逆臣”等都是这方面的例子。事实上是，符号化和去符号化，可以因解释而上下滑动。这给我们提供了全新的理解符号与物之间关系的视角。
符号是携带意义的感知，符号如何携带意义便成了符号学的重点论题之一。赵毅衡梳理了各家的观点，将符号（文本）携带着的影响其意义的附加因素命名为“伴随文本”，并将伴随文本分为若干类型，将长期来纠缠不清的文本间性和语境问题解析清楚了。更具创新的是，赵毅衡提出了“伴随文本偏执”，描述当今文化中的特殊现象，即“伴随文本更可能喧宾夺主，甚至接管了符号接受者的解释努力”。买衣服不管是否好看却关注logo，歌星受欢迎的关键不在于唱功而在“人气”。用伴随文本偏执来形容这些当代文化的流行现象，犀利而精确，充分体现了符号学的解释力。
皮尔斯认为，符号可以无限衍义。理论上说确实如此，但在实际的表意行为中，符号不可能无限往下解读，发送者期望接收者的解释在某个理想点中止。学界没有注意到此问题，赵毅衡用“意图定点”来描述发出者意图中期盼的停止点。此概念的提出，极大地提升了符号学的解释力。对于很多学科，特别是广告等意图性极强的学科来说，如何设定意图定点，以顺利达到传播目标，是最为核心的问题。
许多传统学科很难讨论清楚的问题，在符号学视野下则能处理得一清二楚。用符号学来讨论这样的问题，既是理论创新，也间接地证明了符号学理论本身的力量。比如，象征这个问题，不管是西方学界还是中国学界，都有众多讨论，但一直都没有讨论清楚，甚至越讨论越混乱。语言学无法讨论清楚象征的主要原因是，象征文本及其对象，更多是非语言性的。
赵毅衡从符号学视角考量，提出“象征不是一种独立的修辞格。象征是二度修辞格，是比喻理据性上升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它的基础可以是任何一种比喻（明喻、隐喻、提喻、转喻、潜喻等）。象征与被象征事物之间的联系，可以取其相似性，也可以取其邻接性”。把握住象征这一根本本质后，赵毅衡进而提出生成象征的三种方法：文化原型（基于无意识的原型象征），集体复用（社会性的反复使用），个人创建（艺术家等自己设置的“私设象征”）。要高效创建象征，最好是整合这三种方法。
普通认同的对符号学理论的评价标准有二：全新的系统性和超越语言的开放性。这也是巴尔特、艾柯等符号学家追求的目标。赵毅衡的符号学思考始终以非语言符号为重点对象，在已有的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和解决了其他符号学没有注意或者未能讨论清楚的论题，提出了潜在符号、元语言集合、解释漩涡等理论，从而实现了巴尔特已经提出但未能实现的“大胆”构想：建立一个更具普适性的符号学理论。
开放的符号学系统必然带来更强大的解释力，这也就可以回答学界和对符号学感兴趣的人们对该学科的另一个追问：符号学有什么用。《符号学》下篇名为“推演”，即将符号学理论应用到广大的意义世界中。与一般的符号学应用不同，赵毅衡有自己独立标准：用符号学解释其他学科无法解释的现象，在解释符号现象的过程中抽象出符号学理论。赵毅衡这种“理论推动应用，应用生发理论”的模式，本身就是一次颇具借鉴意义的符号学演练。
用符号学清理人类文化中一直无法说清的一些问题，这才能让人看到符号学的力量，也更容易让人触摸到符号学的力量脉搏。举“艺术的定义”这个问题来说，艺术由来已久，对艺术的讨论也有非常长的历史，但对艺术的定义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管是功能论（艺术具有教益与愉悦、美学价值）、表现论（表现情感）、形式论（有意味的形式）还是“体制—历史论、开放概念”恐怕都无法解释纷繁复杂，日益更新的艺术事实。比如，这些定义无法解释：马塞尔·杜尚的“小便池”为什么被认为是艺术？
赵毅衡借用符号学理论，对艺术进行了重新界定。他认为，艺术必须具备三大特征：非自然符号、非实用意义、意指跳过对象。具体而言，不管是自然物还是人工物，要成为艺术，首先必须是被当做艺术品展示，因为“艺术展示，启动了社会文化的体制，把作品置于艺术世界的意义网络之中，从而让一个符号文本被视为携带艺术意义的文本。”每一件物都可以是“物—实用表意符号—艺术表意符号”三联体，要成为艺术，艺术表意部分必须是主要部分。
恐怕只有借助符号学家的视野，才会得出上述的开放式的“三非”艺术定义。但若仔细审思，便会确证，这样的开放式定义，和艺术本身的开放性相一致，具有高度的解释力。杜尚的“小便池”之所以是艺术品，是因为这件物，脱离了作“小便池”的原有物功能和厕所意义，并且在作为艺术品展现时，仅剩其艺术表意部分。
这本书从“双轴”角度，审视当代的“经典”生产，提出了全新的看法。在过去，经典的重解、重估、更新一直是由知识界来进行的。这种经由知识分子担当评估的批评性经典重估，是在符号聚合轴上的比较选择操作。而当前的经典评估更多是“大众的‘群选经典化’，是用投票、点击、购买、阅读观看等等形式，积累数量作挑选。此种遴选主要靠的是连结：靠媒体反复介绍、靠亲友口口相传，靠生活轶事报道，就因为此‘积聚人气’成为今日常用话。”这种通过组合轴上的连接操作产生经典的方式，迥异于过去的批评式评估：过去根据文本之间比较来确定经典，而当代则是“从人到作品”，确定经典的决定性因素在于人气。看看当前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的娱乐明星、比例越来越高的政治明星，赵毅衡所陈述的符号连结式经典产生方式，确实处处可见。
《符号学》中用符号学理论解决类似“疑难杂症”的案例还有许多。从符号学表意过程来讨论自我，赵毅衡提出“自我是身份集合形成的”。分析当代社会文化时，赵毅衡认为，当代社会已经由过去的异化劳动、异化消费、进展至以追求符号价值为主的“异化符号消费”阶段。而生产和消费和对符号的过度依赖，通过广告等手段刺激无限度追求对欲望的欲望，可能带来难以想象的符号危机。
借用相关理论对文化表意作独特的观察，是符号学的应有之用，但《符号学》并不满足于此，它还从具体的符号现象分析中，抽象出普适的符号学理论。在讨论文化中的“标出性”时，赵毅衡提出“标出性在文化中普遍存在，只是原因不在形态上，而在符用上”。据此，把语言学中的标出项和非标出项对立，拓展为三项：正项，中项和标出项。中项偏边，造就了正项，同时也标出了异项。这三者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有可能出现历史性的翻转。比如，正因为标出项的翻转，文明的人类，与动物界和原始人正好相反，女性成为标出项，“不得不”自愿纷繁复杂地打扮自己，而男性着装则变得单调但“正常”。
赵毅衡用符号学解决谎言与虚构的问题，同样处理得非常精彩。他拓展了格雷马斯的“述真”模式，把“述真”模式归纳成八个类型，彻底清理了符号表意中的诚信与谎言的各个类型。第十一章《理据性及其滑动》也充分体现了作者的寻找普遍符号学理论的目标。在之前的符号学看来，符号的理据性是相对固定不变的，该书则提出在符号使用中的再度理据性的问题：在不同的使用语境下，理据性有可能上升，也可能会滑落，甚至出现滑落后陡升的情况。全书充满了这样的可谓是前所未闻，但让人耳目一新的新解。
《符号学》符合了人们———不管对符号学感兴趣的普通大众，还是置身其中的理论研究者———对符号学应然状态的设想，它系统地解决了众多困扰了符号学多年，并影响到符号学学科之本的根本性问题；此书提出的全新的系统的符号学理论，不仅在中国，即使在一个多世纪的世界符号学运动长河中，也具有独特贡献。它是中国学术终于摆脱了“不是跟着洋人说，就是关门自言语”两难之境的标志，是近30年来最重要的符号学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