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大叔PSY的歌曲MV《江南Style》红遍全球，创下YouTube点击超过4亿次的超高纪录，冲上英国流行歌曲排行榜第一名、美国排行榜第二名。韩国的“骑马舞”，在全球重燃新一波的韩流。
嫁到韩国的台湾媳妇
韩国首尔的江南区代表着高级生活圈。
30出头的台湾媳妇Lisa，就住在江南区狎鸥亭的公寓大厦，先生在三星集团总部工作，人人称羡。
她嫁来韩国5年，努力学会了韩语，融入社会。“台湾每年约有100人嫁到韩国，交流网站上的讨论不脱三件事：菜价太贵、婆媳关系、先生长时间工作。”
可见，韩国人为了这令人艳羡的成功，付出了不少代价。
物价高昂是其一。今年1到8月，韩国物价年增率是2.4%；工时是其二。去年韩国均人工时2312小时，排名全球第二。
韩国式成功，得来、维持都不易，韩国人为什么愿意付出？
在崇尚个人价值、自由主义的今天，韩国强烈的爱国主义深埋在不同年龄层的韩国人心中。
1997年，Lisa的先生从名校首尔大学毕业，准备出国留学，却因亚洲金融风暴，积蓄一夕之间贬值一半。使得这位原本不愁吃穿的中产家庭之子，留美期间得拼命打工。
“现在，我先生也每天工作很晚才回家，偶有抱怨，但公公勉励他，要为‘韩国’的未来打拼。”Lisa说。
她观察，韩国看起来很国际化，社会价值观却很传统，愿意牺牲一切。因为，只有向上，才能得到好生活。
为了赢，韩国政府选择大开国门。
1997年金融风暴，韩国被IMF接管后，政府的国家经济战略，就是以FTA（自由贸易协议）为主。打开韩国大门，也打开韩国商品在全球市场的渗透率。
从2002年，韩国谈下第一个FTA伙伴智利，2003年起韩国更加速猛签FTA。至今，韩国是唯一与东盟、欧盟、美国三大经济体签下FTA的亚洲国家。签有FTA的国家贸易额占韩国总体贸易额，已达35%。
去年，韩国贸易总额突破1万亿美元，跃升全世界第九大贸易国。
但若以为韩国模式，就靠FTA的国门大开，让产业自己在市场竞争，就大错特错。
韩裔的英国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张夏准，在《富国的糖衣》一书中指出，外界以为韩国是新自由经济的代表，市场愈自由愈好，政府干预愈少愈好。
事实上，韩国的成功是选择特定产业扶植保护，直至其成长到足与国际其他同行抗衡的程度。可见，韩国政府对产业环境的保护有清楚的拿捏。
政策落实vs.口号计划
韩国最大网络公司、市值最高（超过800亿人民币）的网络企业NHN执行长金相宪承认政府对他的成功有贡献。
在网络初兴的上世纪90年代末期，韩国政府就大力扶植网络产业。在全韩铺设基础设施，成为全球网络最快速、覆盖率最高的国家。
“韩国政府永远走在市场需求之前。”金相宪说，韩国政府发展网络产业，并不是直接金援重点企业，把它养大；而是创造好的环境，让企业自己拼。而且，韩国政府的政策（FTA蓝图、推动韩流、重振汽车产业等）落实度都高，具国际竞争力。以FTA的谈判人员为例，韩国外交部的通商交涉本部，就有220个人才。
价值导向vs.成本导向
1997年金融风暴后，韩国中小企业爆发倒闭潮，大财团大宇也不支倒地。面对全球化竞争，韩国集合全国之力，扶植大企业，走价值提升和品牌路线。韩国企业选择投资技术研发与建立全球品牌。
10年来，韩国研究开发占GDP比例一直很高。2006年韩国整体研发经费占GDP比例超过3%，超越日本成为亚洲第一。去年，韩国在手机、面板（LCD电视）、DRAM居世界第一，半导体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以十英寸以上的面板为例，到今年第二季，韩国市占率已经跃升全球5成以上，LG、三星分居第一、第二名。
韩国服务业也急起直追。韩国国家智库开发研究院院长指出，由于韩国必须对外开放服务业，除了以更高透明度与世界接轨，“未来移民政策将以吸引白领专业人士为主，包括法律、金融与医疗专业人才。”
今年，韩国启动韩资企业回流计划，以赋税与土地优惠为主，但外劳开放上限，仅有条件的引进10%。
当全球都要吸引企业回国投资，韩国跟美国用的是租税优惠。
代价一：连炒年糕，都得吃财阀品牌
当然，韩国的发展模式，也产生极大后作用力，造成严重的贫富不均、大财团压迫中小企业，已经到了爆发的临界点，蓄积了反扑的政经势力。
《国际先锋论坛报》的特派员崔相熙批评韩国大财团压迫中小企业毫不留情，“韩国现在最重要的思潮是‘经济民主’（economic democracy），让全民共享财富。”他说。
三星集团的成功，除了自己的努力，也靠削减上游供货商利润。“我们称这个体系是‘三星动物园’。其利润结构由三星决定。就像居住在动物园里的动物，我喂你什么食物，你就吃什么。”
崔相熙指出，在李明博担任总统时期，大财团更加扩张势力与领域，大小通吃，甚至是庶民小吃的辣炒年糕、豆腐与泡菜。例如，韩国现代汽车投入养牛业；LG集团做竹盐牙膏；GS集团大股东，要开炒年糕全国连锁店。
被贴上靠拢大财团标签的总统李明博，邀请前总理郑云灿，主持“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共同成长委员会”希望改善贫富差距。
出身贫寒的郑云灿提出许多具体建议，包括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利润分享制度；列出82个行业，希望大企业不要介入经营；今年并公布56大企业的双赢指标，衡量大企业是否对中小企业友善。但三星集团会长李健熙与韩国工业总会强力反弹。
代价二：贫富两极、社会对立
去年底，郑云灿进总统府青瓦台，希望争取更多的预算与影响力，李明博当场沉默。
“他对于公平正义的想法是表面的，我却是尽了最大努力，所以我就提出辞呈。”郑云灿说。郑云灿并不寂寞。社会反扑的民意，反映在今年年底的韩国总统大选。
独立候选人安哲秀的政治旋风，就是例子。《朝鲜日报》评论指出，“这个时代渴望安哲秀的现象，背后所象征的政治价值就是‘福利和正义’。”
韩国模式，值得学吗？
韩国从国家、社会、企业所信仰的“优胜劣败”生存法则，像一刀两刃，成就了一个经济强人，却同时是个“幸福弱者”。专家也提醒，韩国模式容易大起大落。
韩国是垂直整合大财团，而不少国家中小企业走水平分工。与不少国家中小企业的多元活力比较，韩国中小企业研发动能极低，因为只能仰赖大财阀喂养。
根据数据，比较美、日、德、韩300到999人的中型企业的研发密度，韩国只有1.2%，约是日本的一半。
事实上，今天全球经济正进入产能过剩、成长“大停滞”状态。中小企业的灵活度，反而能针对市场需求更有效、快速地应变。
（编辑/唐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