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20世纪中国民族油画开拓者的名单，吕斯百在今天看来似乎是一个略为陌生的名字。出生于清末旧式知识分子家庭的吕斯百，从小家境清寒却勤奋好学，个人的兴趣和机缘，让他走上了学习美术的专业道路。
对于20世纪中国早期油画家，很多人或许并不了解。相对于曝光率较高的当代艺术家，他们的名字很多都已被人们所遗忘，但历史与市场并没有将他们忘却。在2012年嘉德秋拍的20世纪早期油画家专场中，第一代油画家李铁夫的作品受到了藏家的热烈追捧，显示了早期中国油画的巨大市场潜力，而与李铁夫同处一个时代的吕斯百，却因为各种原因长期淡出人们的视野。
“庚子赔款”的留学生
通常意义上的第一代油画家是指以1887年留洋的李铁夫为代表的李毅士、冯钢百、李超士、方君璧、李叔同、陈抱一、关良、常玉、余本、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潘玉良、吴大羽、颜文樑、朱士杰、常书鸿、庞薰琹、刘海粟、关紫兰、唐蕴玉、周碧初、吕斯百、乌叔养等人。翻开这份20世纪中国民族油画开拓者的名单，吕斯百在今天看来似乎是一个略为陌生的名字。出生于清末旧式知识分子家庭的吕斯百，从小家境清寒却勤奋好学，个人的兴趣和机缘，让他走上了学习美术的专业道路。
在绘画生涯的早期，吕斯百的名字与徐悲鸿牢牢地联系在了一起。1928年的夏天，时任福建省教育厅厅长黄孟圭先生来函，邀请徐悲鸿去福州为该厅创作油画《蔡公时被难图》。福州人蔡公时是“五卅惨遭案”中被日本军阀杀害的烈士。徐悲鸿怀着崇敬的心情塑造了蔡公时凛然就义时的光辉形象，完成后的油画陈列在福建省教育厅。当该厅询问他要多少稿酬时，他要求福建省能给他庚子赔款的留学名额，而不要分文稿酬。于是，作为徐悲鸿学生的吕斯百在同年的12月登上了去法国留学的邮轮。
在法国留学期间，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而与其他同一时期留法的中国艺术家相比，吕斯百对古典、写实的画风更情有独钟，这和当时在法国乃至欧洲所流行的印象派、后印象派、野兽派的风格大相径庭。其中有很大原因是他选择了徐悲鸿推崇的、以谨严画风著称的新古典主义画家——法兰西艺术院院士劳朗斯为导师。在之后的绘画生涯里，吕斯百的画风逐渐转向对夏尔丹和塞尚的追随，他开始研究印象主义的绘画技术和风格。
丰富多彩的灰色调和明显的生动笔触，是吕斯百油画风格鲜明的标志之一。1932年，吕斯百的油画《水果》、《野味》被选入巴黎“春季沙龙”并获荣誉奖，《水果》表现出了其作品坚实的体积感与严谨的结构，具有塞尚的风格，而作品《野味》虽然学习夏尔丹的构图，但已显示出吕斯百的个人画法特点和朴实简雅的风格。徐悲鸿曾赞叹：“吕斯百君之静物，乃在巴黎春季沙龙出过风头，简雅已极，虽夏尔丹何以加焉？”
在吕斯百的作品中，风景和静物占着重要的位置，产生了众多优秀作品，并博得“田园画家”的美称。他用的颜色通常只有七八种，其中土色占多数—土黄、土红、印度红、土绿、赭石、金土黄，再加群青，有时用象牙黑。他用这些土色来组织色彩的交响，往往产生出出其不意的效应。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开始了视野更广阔的风景写生，曾在江苏、四川、陕西、华北、华中等地创作了大量具有个人风格、地方特色的作品，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体现了他执著追求艺术的精神，无愧于当代著名的教育家、油画家。
“田园画家”的教育之梦
在结束了6年的法国留学生涯后，1934年，29岁的吕斯百与在欧洲巡展20个月的徐悲鸿、蒋碧微夫妇同船回国，并在徐家住了一段时间。1年后，吕斯百就任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代主任，次年被任命为主任。该系第一任主任就是徐悲鸿。
在母校国立中央大艺术科任教时期，他将自己的艺术理想和中国美术教育事业联系在了一起，努力宣传和维护徐悲鸿的教学体系和艺术主张。同时，在社会上积极进行油画艺术的推介和展览活动。吕斯百对自己当时的办学想法有这样的回忆：“一、大艺术系思想—我对艺术系首先有一种理想，就是搞成国内艺术教育最高地位，因此无时不以扩展艺术系为目的……二、反宗派主义—我在留学时期，便觉得国内宗派与文人相轻为学术进展的阻力，回国后看到艺术界各据一方的情形，心里很不以为然，因此我想打破宗派主义界限，实现各取所长的目的，如所聘教授，出身的学校不同，作风不同，以为如此便可树立中大艺术系的新面目……三、为学术而学术的口号。”在今天看来，他所提出的这三点要求都是极具想象力与前瞻性的。
在此期间，吕斯百的创作是充满了田园情趣， 由于他重视作品情趣和诗意的表现，因此被人们誉为“田园画家”。“七七事变”之后，他领导中大艺术系师生迅速西迁，并坚持在抗战中继续办学，同时在教学之余写生作画。那时他住在重庆柏溪农村（后来住在磁器口凤凰山），乡村的景色激起这位农家子弟对自然的崇拜。他热爱乡村田野，热爱淳朴的农家生活，并以中国传统写意精神，创作了《庭院》、《蜀道》、《嘉陵江》、《水田》、《秋色》等作品，还有静物画作品《鱼》、《莴苣和蚕豆》、《苦瓜和茄子》等，肖像画《四川一农民》。这时期的代表作《庭院》，以简练雅致的笔调，表现出和煦的阳光下农家庭院的朴素恬静之美，反映出画家在动荡的战争年代，渴望和平安定生活的心态。静物《鱼》，画法简练之极，似乎具有中国画的笔墨酣畅的情趣。抗战胜利后，时局动荡，吕斯百回到南京。1946年他创作《湖上》，作品描绘的湖畔孤舟，透露出画家寂寞的心绪。这幅画也标志着他平静素雅画风的结束。
只身赴西北
在新中国成立后，吕斯百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结业，远赴西北，肩负起创建西北师范学院美术系的重任。在他的精心筹划和培养下，西北师院艺术系白手起家，培养出了大批优秀艺术教师和艺术人才，为西北艺术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0年，吕斯百创办了西北师范大学艺术系，那时中国社会充满着新生的气象，吕斯百以无比的热情投入艺术创作。虽然他还是以画风景、静物为主，但是已经改变了过去那种“冷而静”或“热而静”的小情小趣，而是追求表现一种高昂、宏伟的情调，如《兰州握桥》、《又一条新桥通过黄河》。1956-1957年吕斯百的陕北之行，留下了许多感人的写生作品，如《陕北山道中》、《陕北山村》、《延安小景》、《延安冬日》等，都成为他新田园风情的代表之作。其中作品《陕北山道中》，作者以朴实浑厚的笔调描绘出耀眼的阳光、金色的土地，画面充满山乡泥土的气息，无疑是一曲黄土高原的颂歌。另外，他的静物画创作也突破以往素雅的风格，如《大理花》，画家着意刻画出花卉欣欣向荣、蓬勃向上的气质，而且色彩具有瑰丽辉煌的效果，显示出他高超的艺术造诣。
1957年秋，吕斯百调回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中大艺术系前身）工作，这时他对工作、生活非常满足，创作热情更为高涨。他多次深入部队、农村、矿区、码头写生作画，《长城》、《苏州运河》、《镇江》等都是这时期的写生佳作。在之后的9年中，他为了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的发展，在物质建设、教师培养、经费争取诸方面付出极大的精力。特别是在强调油画民族化，首倡新增书法课等方面，对后世影响深远。然而，正当他期待着再创艺术辉煌之时，“文革”的来临剥夺了他作画的权利。
终不被历史所忘记
吕斯百在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的9年工作使南师美术系的学术地位在全国高师院校中长期居于领先水平，然而其谦逊、儒雅与不事张扬的性格，使他在很长的时间内被历史所遗忘。1973年，处在“文革”中的吕斯百不知写了多少“交待材料”，却仍旧迟迟不能“回到人民队伍”之中，内心极其压抑和郁闷。最终，“历史包袱”终于压垮了他，1月16日入夜，在街头盲目地苦踱一圈之后，吕斯百在家中自尽，终年68岁。
然而历史终究还是没有遗忘他的贡献，美学家宗白华对吕斯百民国时期的作品如此评价：“我们看斯百的每一张画，无论静物、画像、山水、都笼罩着一层恬静幽远而又和悦近人的意味，能令人同它们发生灵魂上的接触，得到灵魂上的安慰。”而吕斯百在建国前后的油画教育工作，不仅培养出一批油画大师，也使得他的学生对其艺术有着很深的理解。油画家冯法祀曾感叹：“吕先生的油画创作，作风雄健、厚实、典雅，有着很深的造诣，他的画没有华丽的辞藻，不尚纤巧繁琐的描画，他是真正地将法国画派的真传奥秘学到手的人，不论是设色和用笔，都能体现出所谓的油画味道……他的画重体积感与重量感，没有耀眼的光彩，也没有夺目的笔触，像老农锄禾，一步一个脚印，加上画中特有的静谧和深沉浑厚的情调，美术界誉之为‘田园画家’，是非常恰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