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对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现在早已彻底平反了。当时的知识分子还未经历过这样的风波，这成为了他们非常独特的一段人生经历。本文梳理了当年的材料，使我们看到了许多富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各种不安的心态，这也有助于总结我们所曾走过的曲折的道路。
一次奇特的座谈会
1954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当时被称为“两个小人物”的李希凡、蓝翎合写的第三篇文章；同一天，在中国作家协会也召开了批评俞平伯的会议。但这次会议并没有出现一边倒的现象。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主持会议的郑振铎一开始就“扩大”了批判范围，他说：“几年来我们的思想改造是不彻底的，因此经常出毛病。”他使用“我们”，而不说“俞平伯”，并一再强调“彻底的批判自己”，然后才说批判“人家的过去工作”。继郑振铎之后，首先发言的是俞平伯自己，接着是他的助手王佩璋。之后，批判俞平伯的戏才算正式开场。其中吴恩裕的发言虽然表面上是在批判胡适、俞平伯，但主旨却是在替自己的考证作辩解。其余的十四个人，又大致可分成以下几类：一、既高度赞扬、肯定“两个小人物”的文章，又对俞平伯、胡适进行批判或批评的人有：钟敬文、王昆仑、黄药眠、何其芳、周扬；二、不提“两个小人物”，只批判或批评胡适、俞平伯的人有：舒芜、聂绀弩、老舍；三、既肯定、批评俞平伯，也批评、肯定“两个小人物”的有：吴组缃、启功；四、虽然批评俞平伯，但却明显是在替俞平伯说好话的有：杨晦、浦江清；五、只把目前学术界的弊端批评一通的有：冯至；六、不批评俞平伯，反而批评“两个小人物”的有：范宁。
第一、二类发言，虽然也是在“批”，但与后来的批判文章相比，明显缺乏火药味。比如老舍、王昆仑的发言，用词很柔和。钟敬文和聂绀弩的发言，重点是在批判胡适。另外四类是很奇特的，如第三类的吴组缃，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他认为：“俞先生在《红楼梦研究》序文中说，《红楼梦》是中国文坛上一个‘梦魇’，愈研究愈糊涂。我觉得这话说的很有意思。”“俞先生的研究总是着眼于极琐屑的问题，总是从‘笔法’，‘章法’，‘穿插’，‘伏脉’等去看，从一句诗一句话的暗示去猜。”“由于孤立地，琐屑地看问题，使他愈钻愈迷惑……这样，俞先生自己昏头昏脑，也把读者们弄得昏头昏脑。”接着他对俞平伯又作了肯定：“但俞先生的研究态度也有一些好处。他不大固执己见，肯接受不同的意见。”吴组缃对李希凡、蓝翎的《评红楼梦研究》也提出了不同意见：“说俞先生的研究是自然主义观点，这我看不出来。”“说贾府败落原因的那一段和注释，我也不很同意……对曹雪芹的文艺观也未免评价过高。”
与吴组缃相比，启功的发言重在自我批评，说自己的工作“比起考证来更下一层”。杨晦与浦江清的发言，虽然也在批评俞平伯，但替他开脱的意思却非常明显。杨晦说：“在解放初，俞先生对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曾经自认是二元论者。他说：‘他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不搞假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既显示了俞平伯倔强耿直的一面，也说出了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心里话。杨晦还提出了一个令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感到困惑的问题：“对文学研究是从考据、资料来着手呢？还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方法来着手呢？到现在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还认为“李、蓝二同志的文章也许不是很成熟的”。另一个替俞平伯说话的浦江清认为，俞平伯对《红楼梦》有几十年研究，从他那里我们还是可以学习一些东西，应该尊重他的劳动。对于李希凡、蓝翎的文章，浦江清也提出了不同意见。
在这次会议上，冯至的发言最值得关注。他既没有批评俞平伯，也没有评价李希凡、蓝翎的文章，更没有谈马列主义及对唯心论的批判那一套，而是对当时古典文学研究的现状，从几个方面进行了“批评”：“第一、很多文章是公式化的，以为把下边这套公式在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上一套，便可以解决问题：（1）作者生平；（2）作品内容；（3）作品的人民性（从书中找出一两段描写人民的，便算是人民性）；（4）现实主义精神（有时把描写逼真就认为是现实主义精神）；（5）结论。如果作品中有什么落后思想，不加分析，只说是‘受时代的限制’。把这样一套公式到处去套，是不解决问题的。”冯至的批评，切中了当时古典文学研究界的要害，可惜这种现象后来不仅没有得到纠正，反而愈演愈烈。也许是为了应景，直到最后，冯至才说了一句：“近来读李希凡、蓝翎批判俞平伯先生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文章，这是给古典文学研究者敲起了一声警钟。”仍然没有褒贬，看来他对李、蓝的文章是持保留态度的。
周汝昌惹火烧身
周汝昌先后毕业于燕京大学外语系及中文系研究院，胡适《红楼梦考证》等系列文章及俞平伯《红楼梦辨》的出版，对周汝昌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1953年9月他的《红楼梦新证》由棠棣出版社出版，从而奠定了他在现代红学史上的地位。
1954年秋，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烈焰烧到了俞平伯身上。当时年仅34岁的周汝昌刚从外地调到北京，他也撰写了批判胡适、俞平伯的文章。10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我对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错误观点的看法》，文章甫一开篇，他便拉出鲁迅来做自己的“挡箭牌”。他在《红楼梦新证》中既力主“曹雪芹家事说”，又认为《红楼梦》与清代政治有关，现在他强调这些观点来自鲁迅。恰恰是这些自我开脱的话，招致了更为强烈的批判。
首先对周汝昌的文章作出反应的，是俞平伯的老朋友魏建功。1954年11月26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他的《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论观点的意义》，在批判胡适和俞平伯后，有意地点出“在他们影响之下又产生了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新证》简直是烦琐考据变本加厉的典型，也就是这种思想方法毒害最可怕的标证！”俞平伯的另一好友宋云彬也在这年11月30日的《解放日报》发表了《展开思想斗争提倡老实作风》一文，对准俞平伯批判一番后，重点批判起周汝昌来。《人民文学》1954年12月号刊登的胡念贻的《评近年来关于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又对俞平伯、周汝昌、吴恩裕三人在“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进行了全面批判。胡念贻说：“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所表现出来的，仍然是十足的胡适的实验主义思想。”他们的文章都点到了周汝昌以鲁迅挡箭的“透顶的不老实的态度”，宋云彬还借此委婉地替俞平伯打起抱不平来：“如果俞平伯也是这样，他拒绝人家的批评，说：‘请你们看看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罢，他也认为《红楼梦》是写实，是作者的自叙呢。鲁迅还引用了我的话……’那么我们难道就偃旗息鼓，承认我们的批评倒是错了吗？”
惶恐中的周汝昌住进了医院。在这紧要关头，“两个小人物”“奉命”充当起周汝昌的保护神来。蓝翎后来曾谈及此事：“周汝昌因病住进了医院，大概日子不怎么好过。邓拓找我们说，要写一篇文章，既严肃批评他的错误观点，也体现出热情帮助和保护的态度。我们按照这个精神，写了《评〈红楼梦新证〉》。周汝昌看到后，大出意料之外，来信表示感激得流泪云云。”李希凡、蓝翎的一句“《新证》是不同于后二者的”，将周汝昌从“胡适派”的阵营中解救了出来。李希凡还奉命去医院看望他。所谓“上边的意思”，恐怕还是来自毛泽东。
周汝昌迫于外界及心理压力撰文批胡适，这也引起了时在大洋彼岸的胡适的关注，他读了周汝昌的文章后，反而向他人推荐起《红楼梦新证》来，称其为一部“很值得看的书”。他说：“周汝昌是我‘红学’方面的一个最后起、最有成就的徒弟。”“汝昌的书，有许多可批评的地方，但他的功力真可佩服。”还说：“其实我的朋友们骂我，我从不介意。”
王佩璋的人生悲歌
王佩璋是俞平伯的助手。许多人并不知道，正是她的一篇文章，激发了李希凡、蓝翎向俞平伯挑战的豪情，从而引发了那场举国震惊的批判运动。王佩璋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至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协助俞平伯从事《红楼梦》的研究工作。俞平伯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红楼梦》与中国古典诗词，王佩璋恰恰在这两个方面都很有造诣。1953年年底，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由汪静之整理的新版《红楼梦》，这是建国后的第一个排印本。当时正协助俞平伯整理《红楼梦》八十回本的王佩璋，从中发现了许多问题，不久她便写成了《新版〈红楼梦〉校评》一文，认为《新版红楼梦》“首先是关于本书的作者曹雪芹的生卒年与他的旗籍都有错误”，接着指出，“‘新本’虽然自称是根据‘程乙本’，但实际上却是1927年‘亚东图书馆’发行的‘亚东本’。与原来真正的‘程乙本’出入很大。”
王佩璋将此文投寄《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编辑部。《文学遗产》采取了谨慎的处理方式，他们给作家出版社写了一封信，并将王佩璋的文章一并寄去，让他们核实。作家出版社收到转来的文章后，重新审查《红楼梦》新版本，证明王佩璋的批评是合于事实的。王佩璋的文章与作家出版社的信于1954年3月15日在《光明日报》发表后，引起了李希凡与蓝翎的注意，从而激发了他们对《红楼梦》的浓厚兴趣及向名人挑战的愿望。批判运动开始后，在10月24日中国作协召开的座谈会上，继俞平伯之后发言的就是王佩璋，她实事求是地说明自己到底“代俞先生写了哪些文章”。但在会后第十天，王佩璋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我代俞平伯先生写了哪几篇文章》一文，语气已与会上的发言大不相同，从“由我个人负责”变成了明辨是非的批判者，甚至提出了要说明“事实真相”。
是什么原因导致王佩璋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北京日报》1954年10月5日编印的《北大教授对红楼梦问题的反应》中，有这样一段话：“俞平伯教授……说，王佩璋批评我的文章，说是我叫她写的。她写的文章，还不是乔木叫她写的。”形势逆转，王佩璋很快成了批判大军中的重要成员。1954年11月28日，王佩璋又在《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谈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研究〉工作中的错误态度》，对俞平伯进行了再批判。在人们眼里，王佩璋成了苦大仇深的“被剥削者”。然而，从“反右”直至“文革”，遭到万炮齐轰的俞平伯躲过了一场又一场运动；而曾一度成为“新生力量”的王佩璋，却是一路坎坷一路悲歌。1958年，在“大跃进”浪潮中，王佩璋下放到北京某国棉厂劳动锻炼，年底传来消息，说她往机器里放铁砂，破坏“革命生产”，单位小范围内对她进行了批判。大约在1960年初，王佩璋被开除公职。爱惜人才的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负责人何其芳推荐王佩璋到中华书局去当编辑，但王佩璋不愿意去。“文革”中，王佩璋成了“革命对象”，不久便自杀，离开了人间。
（选自《红学：1954》/孙玉明 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1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