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历史天空中曾经闪耀着无数颗星星，若论及大，则未必有他；若论及亮，则此公必列其中！而若论及奇，则除却梁启超，再无可出其右者”。 这是笔者看完有关章太炎先生史料后的感叹。
作为民国人物，章太炎的确是太奇了。
章太炎的奇，奇在一枝如椽大笔上。横扫千军，犹如卷席！因为这枝笔，犀利非常，锋芒如刀，又终不能为一家所用，最后竟弄得相互为敌的阵营都共同忌惮这把刀笔：清廷恨他，革命者恼他，北洋袁世凯也怕他。以致章氏一生“七被追捕，三入牢狱”，不但住过清政府的牢房，也享受过袁世凯给他安排的囚室。至于革命阵营送来的冷饭，章氏也没少吃。
所以，章太炎的“奇”有时是“疯”，有时是“狂”，更多的则是“痴”：痴迷于自己信奉的政治理念，而绝不看时代的风向潮流，绝不作亲疏计较。但倘若后人据此说他完全没有个人利益的概念，则似乎又有太多的例子作着相反的证明。譬如他为文替杜月笙祝寿，则不能说没有银元方面的考虑。
章太炎的“奇”给人的感觉，半是雄浑，半是诧异。
总之，正是以其独特的行世风格，章太炎先生给中国近代史留下了太多的一惊一乍。
“革命家之巨子”、“鼓吹革命之大文豪”、“国学界之泰斗”、“新中国之卢骚（梭）”、“学术宗师”、“狂生”、“名士”、“异端”、“在野党领袖”、“学阀”、“反动分子”、“神经病”、“章疯子”。
这些名号，都是历史给他这位民国独行侠的馈赠。其中伴随他一生最久的就是“神经病”和“章疯子”两大绰号！
章太炎这种“特立独行”的行世风格，命中注定与同样“特立独行”的孙中山不会一路同行、终生交好。
二人在“推翻清廷、反对帝制”的起始目标上，或许有着本质上的一致。但在怎样推翻清廷结束帝制和如何建立共和体制建设国家，则孙代表的两广系与章所代表的江浙派分歧立现，终难弥合！
所以，论及孙章二人之间的关系，确乎难用一词概括。
任何历史人物本身都是时代环境的产物，章太炎也不例外。
章太炎，浙江余杭人，1868年出生于一个世代书香门第而后败落的家庭。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更名绛，号太炎，后改名炳麟。从他的名字上看得出，最初他是十分欣赏西汉辞赋家枚乘的。至于炳麟，蕴含“彪炳史册一麒麟”之意，大约是章氏自作伟大的期许。但他的这些名字，似乎先验性地预示了章氏的一生：先参与康梁维新，后投身辛亥革命，一枝笔左冲右突，俨然成了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可迨之革命初成，即退居书斋，钻研学问，醉心著述，广泛涉猎经学、哲学、文学、语言学、文字学、音韵学、逻辑学，一位民国政坛上呼风唤雨的思想巨臂、革命先锋，粹然成为学界宗师一代大儒，终于了却了“学习枚乘”的文化情结。
章氏一生，恰逢近代中国处在戊戌维新改良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两大社会运动蓬勃兴起的重要历史时期。所以，他的那番自我伟大的期许，命中注定了要与两位同时代浪尖人物同行一段曲折艰难的路，这两位人物就是康有为与孙中山。
章对康的好感，起始于1895年甲午海战后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不久，康有为发起的变法运动。据史料记载，那一年十一月，章氏曾寄会费银十六圆，加入了康有为在沪设立的上海强学会。
但康有为自大孤傲的性格，与其不能与时代“咸与维新”的保皇立场，注定了毕生“仇满”的章对康氏的好感犹如流星，转瞬即逝。
走出康梁阵营的章太炎与孙中山在革命的道路上倒是越走越近。
但历史有时是十分搞笑的。1899年6月，章孙二人第一次在日本相识的中间引线人，却是康有为的得意门生梁启超。
那时，三人同在日本流亡，章孙两人经梁启超介绍，彼此在梁主办的《清议报》报馆见面并作了一番深谈。
尽管此前，章太炎在与梁启超谈论孙中山时，曾亲口说过他对孙的看法：“果能主张革命，则不必论其人才优劣也”，显然不大同意梁氏所谓“孙氏主张革命，不过陈胜、吴广之流”的评价。
但与孙中山谋面深谈之后，章太炎又忍不住“论其人才优劣”了。章氏当时对孙中山的认识是“其人闪烁不恒，非有实际，盖不能为张角、王仙芝者。”居然认为孙中山连汉末造反的张角，唐末造反的王仙芝都不如。
章太炎的个性禀赋，一旦对某人某事产生印象，极易形成定见。他对孙中山的这个观感，为后来二人的关系涂抹了一层灰色基调。
章孙二人携手革命之前，章太炎由于多次发表反清文章，遭到清廷不时通缉而闻名海内；而孙中山也因竭力鼓吹革命，多次组织会党起义，成为清廷缉拿的“要犯”而蜚声海外。
对于清廷而言，章太炎可谓“以文乱法”，而孙中山则是“以武犯禁”。
但对于章孙而言，则对方无疑是自己的思想同路人！
一个是思想先锋、文坛斗士，一个是革命主帅、盖世英雄。两个都是掀天接地的人物，难免惺惺相惜，相见恨晚。
1906年6月29日，因《民报》案吃了三年清廷牢饭的章太炎终于出狱。孙中山闻讯后，立即自东京派人将章太炎接到日本，并组织留日学生为他举行了雨中欢迎集会，“是日至者二千人，时方雨，款门者众，不得遽入，咸植立雨中，无惰容。”据说当时留日学生不过数千人，而为迎接章氏这位手无寸铁的书生，竟然来了两千人！足见章太炎的影响和孙中山的热忱！
环顾欢迎者，章氏激情爆发，即席发表演说，指出中国当前最紧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
欢迎会后不久，章太炎决定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
但是命运似乎有意在他与孙中山之间埋下不和的种子。
作为江浙地区革命团体光复会另一重要成员的徐锡麟因为瞧不起孙中山，所以强烈反对章太炎等人以光复会名义加入同盟会，最后章氏等人只得以个人身份入盟了事。
在同盟会成立之前，孙中山革命依靠的主要对象是国内的帮会力量，这也是当时清廷为何将孙中山鼓动组织的各地起义人员称之为“会党分子”的渊源所在。但浪费大量革命经费组织的多次起义失败的惨痛教训，使孙中山逐渐认识到帮会力量的局限性，于是同盟会的力量就不再以帮会为主体，而是让位于黄兴、刘逵一等留日学生。当时留日学生有三大特点：
第一、视野开阔，在清日两国社会现实的强烈对比下，逐渐清醒，反清意识浓厚，革命热情高涨；
第二、学习军事专业的居多，所以军事素养远非国内会党分子所能比，加之公派性质，回国后多为清廷重用，投身行伍，掌握戎机，革命的便利性和隐蔽性大大提高，革命起事的社会影响力非同一般；
第三、文化素质较高，有着中国知识分子感怀国事的传统情怀。
有此三点，留日学生注定要成为晚清历史舞台上的革命担纲者的角色，为孙中山等人瞩目倚重，自是情理之中的事。
摆在孙中山面前的唯一困难，就是如何发动舆论影响教育这些留日学生，因势利导地将之引上革命的道路？
革命需要枪杆子，也必须依靠笔杆子。
黄兴是孙中山枪杆子，那么谁来做孙中山的笔杆子呢？
正在这时，章太炎加盟了。以当时章太炎的声望和笔战的功力计，孙中山的笔杆子毫无疑问非章莫属。
于是理所当然，主持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重任就落在了章氏的头上。
事实证明，章太炎入主《民报》后的一系列表现，也当得起“笔杆子”这个名号。
一方面，章氏投笔作刀猛砍立宪保皇的康梁师徒。当梁启超为配合清政府的预备立宪运动，在《新民丛报》鼓吹立宪，反对暴力革命时，章太炎即在《民报》上撰文予以批驳。
此后，《讨满洲檄》、《中华民国解》、《五无论》、《定复仇之是非》、《国家论》、……等一系列战斗檄文在《民报》上接连而出，如密集的炮火轰向清廷，打得先前的保皇党、后来的国民宪政会大笔杆子梁启超睁不开眼！使得梁氏在东京一度筹组推动立宪的政闻社始终无法与《民报》相抗衡。
章氏频频运用上天所赐的如椽大笔，与康梁在思想阵地上交战争夺留日青年学子、使其纷纷倒向革命党人的同时，还运用自己的学术优势，于1906年10月在日成立国学讲习会，设筵讲席，作《论诸子学》等讲演，并广收门徒。一时间，留日学生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等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干将都一一拜倒在章氏门下。
章氏的言行举措在留日学生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乃至章氏1936年人生谢幕之后，就连傲骨满身、从来吝啬美言，且绝少公开褒奖别人的鲁迅先生都慷慨撰文，赞誉章氏为“后生的楷范”，说他有“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的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和“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的先哲精神。
章氏当年的魅力和影响，有此可见一斑。
顺便说明的是，章氏言行不仅对孙中山革命党阵营的文宣工作笔战有功，而且亲创“国学”一词，延用至今。少为人知的是，“中华民国”这个国号也是章氏在《中华民国解》一文中率先公开提出来，并最终得以被时人接受。
章太炎主持《民报》笔政之初，在争取留日青年、鼓吹推翻清廷进行民族革命的文宣工作方面，的确功劳卓著。但从自视甚高、好逞英雄的个人禀赋而论，章氏当时未必能够认识到，此间功劳，实非章氏一人之力。孙中山等同盟会同仁鼎力相助，特别是孙氏的革命行动和背后的经费支持，对章建立笔战之功，有着举足轻重的支撑作用！
虽然对于章氏是否以此自傲，历史并无确切的记载。但在章氏主持《民报》笔政一年后，他与孙中山之间便渐生误解、纷争不断、终至貌合神离、情感疏远却是事实。
章孙二人的矛盾渊源实际上源于两点：
一则前光复会成员徐锡麟等人本来就对孙中山本人的革命领袖地位远非一致认可。这势必会影响到章太炎等人对孙的态度。
二则在推翻清廷的战略设计方面，章太炎等人和孙中山存有分歧：孙中山主张将革命活动重点放在其家乡两广一带，而章太炎等人主张重点应该在江浙和两湖。因为这一地区接近清廷统治中心，容易造成更大社会影响，起事成功即可切断清廷财赋之源，动摇清廷根本。不应再浪费稀缺的革命经费，自中国南方那些偏离清廷统治中心的省份发动暴动。应该说，章太炎等人的这一战略认识，的确有其高明之处，后来辛亥革命果然最先在两湖的武昌和江浙一代取得成功，武昌起义已经作了最好的证明。
可惜孙中山并未接受，1906年底仍积极募集经费准备发动萍浏澧起义。
这就势必造成同盟会活动经费紧张,直接影响到《民报》的运营，加之孙中山先生彼时的革命脾气和专横武断的作风，亦已引起同盟会员张继等人的不满。
这时，一起意外的事件终于引爆了众人的情绪。
1907年初，清政府在镇压革命党人的萍浏澧起义后，发现“罪魁祸首”正是流亡在日的孙中山，于是要求日本政府逮捕并引渡孙中山。日本西原寺内阁采取两面政策，一面向清政府表示同意驱逐孙中山，一面又力图拉拢革命党人以便将来谋取更大政治利益。所以，他们在驱逐孙中山的时候，好言相商，并由日本政府资助孙五千元（有说为七千元），另一日本证券商人铃木久五郎也资助一万元，作为孙中山离日后的活动经费。孙中山很满意日本政府这样处置。
但当时已加入同盟会并主持《民报》的章太炎闻得此一消息，怒火中烧，引发一场地震。原来，铃木久五郎资助孙中山一万元一事，章太炎是知道的，孙中山还从中提取二千元交章太炎作《民报》经费，但对日本政府资助的五千元，章太炎等人事先则一无所知。于是，章太炎等留日同盟会员等人不免认为孙中山“受贿”，被日本人“收买”，“有损同盟会威信”。虽然持此看法的不止章太炎一人，但章太炎性子最为火爆，反应最为强烈！最后竟然把挂在《民报》社的孙中山照片撕下来，批上“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撤去”等字。他以为孙中山在香港，便把照片和批语寄到香港，以羞辱孙中山。孙中山闻讯后，尽管十分恼怒，但仍然本着团结同志的原则专门去信自辩。
可章太炎等人并不罢休，最后竟说孙文贪赃自肥，臆测孙不是“资助兄长孙眉发展商业”，便是“用以自建华屋供家人享受”。
对此不实之词，孙中山恼怒非常，便不再理睬。可章太炎等人仍旧吵闹纠缠不休，甚至公开提议同盟会开除孙文，幸为黄兴等人坚决反对而作罢。但同盟会为消除误会和了解真相，还是委派南洋同志专门调查孙中山在九龙的家产，结果发现“先生在九龙的家，只有几间旧房子，住着先生的母亲、原配夫人卢慕贞和女儿，此外别无所有。”至于孙文之兄孙眉，这位檀香山富商此时也因多年资助孙文从事革命活动而濒临破产，日常不得不“自己修补房屋、耕种自食”。总算证明了孙中山的清白。
按说此事至此应告结束，不想一波才了，一波又起。是年6月17日，孙中山为筹备在广东钦州、廉州一带起义，委派日本朋友代购买村田式快枪二千枝，每枝带弹六百发。不想日本朋友中有人告之章太炎，说村田式快枪在日本已经淘汰了。其实，此类枪械在中国还算先进，孙中山权衡经费不多，所以决定购买，本来也无可厚非。但章太炎闻讯后大为光火，说孙罔顾革命者人命。恰好此时，对孙中山的专横武断早有不满的宋教仁从东北回到东京，于是便纠集同盟会在东京的一帮人，以《民报》社的名义用明码打电报给香港《中国日报》，说是“械劣难用，请停止另购”。不想此举竟将军事计划泄密，导致钦、廉起义搁浅，让孙中山准备半年的起义计划胎死腹中，令其恼恨不已。当时章太炎、张继、陶成章等人还一致要求罢免孙中山，让黄兴接任同盟会总理，幸而黄兴忠厚正直，不肯倒孙，所以这一波倒孙的风潮才不了了之，但孙中山和章太炎这帮人已经大伤感情。
此后，孙中山有意疏远章太炎等人，并决心“另起炉灶”，抛弃日本同盟会总部，在南洋另建组织以图替代。不久，孙中山便在新加坡创办《中兴日报》，取代东京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同时将南洋的同盟会机关改组为中华革命党，使得同盟会南洋支部实际上成为一个与东京总部并峙的中心。
1908年后，失去中心地位的东京同盟会总部日渐涣散，加之这时候清政府查禁日严，《民报》难以运销国内，以致销路大减，经费极为困难，愁得章太炎常常守着《民报》“印刷房饭之费，不足自资”，窘迫得开不了伙，有时就靠啃几块“麦饼”充饥。为解决《民报》经费的问题，章太炎不得不硬着头皮求孙中山从南洋解款接济。左一封信，又一封电报，前后不下十次，但结果“或无复音，或言南洋疲极，空无一钱，有时（孙中山）亦以虚语羁縻，谓当挟五、六千金来东相助，至期则又饰以他语，先后所寄，只银元三百而已。”对此，章太炎非常气恼。
更让章太炎不能容忍的是，孙中山黄兴等人竟然擅自“剥夺”了主编《民报》的资格。
1908年10月，日本政府迫于清政府压力宣布封禁《民报》，本来孙中山黄兴等人和章太炎约好，将《民报》移往美国出版。对此章太炎颇为热心，连去美国的护照都办理好了。但孙黄等人因对章太炎主持《民报》的笔政不满，遂临时变卦，决定邀汪精卫到东京任编辑，为避日本政府干涉，托名以巴黎《新世纪》为发行所。对此，章太炎极为愤慨！自己多年困苦维持《民报》，现在恢复，却被排斥在外！于是便大闹了起来。1909年，章太炎亲撰一文《伪民报检举状》，指斥汪精卫等复刊之《民报》为非法，并对孙中山进行攻击，甚至诋毁孙是“忘本背初”的小人。同时，章氏开始修正文风，追求“俗或末之好”的“传世”之文，大有偏离革命立场的倾向。章的这一颓废行径，最终激怒了孙黄等人！1910年1月，黄兴在《日华新报》公开发表《章炳麟背叛革命党人之铁证》，指斥章太炎为清政府特务、革命党之叛徒。连素具雅量的孙中山也骂章是丧心病狂的“陋儒”。
至此可以说，章氏彻底改变了对孙中山的态度，由先前的信任追随到后来的怀疑否定，最终叛逆作对。
一个月后，章太炎与陶成章等在东京重组光复会，章太炎任正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并亲创《教育今语杂志》作为机关报，与以孙黄为中心的同盟会正式分裂。
不久，陶成章在上海被蒋介石刺杀，章太炎与孙中山之间鸿沟益深。此后，章太炎逢孙必反，几乎到了不问是非的地步。
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回国在上海成立临时政府，章表示反对，说什么“宜先认武昌为临时政府，虽认金陵且不可，况上海边隅之地”。当大家一致希望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独他反对！说“今日承认武昌为临时政府，但首领只当称元帅，不当称大总统”。大总统人选“论功当推黄克强（兴），论才当推宋教仁，以德当推汪精卫”，言下之意，怎么着也轮不到他孙中山。全然不顾当时孙中山是海内外众望所归的大总统人选！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不顾众人反对，函聘章太炎为枢密顾问，但章并不领情。当袁世凯力主建都北京，以便摆脱孙中山等革命力量的监督时，章太炎却支持袁的主张，为袁世凯呐喊！不久又欣然接受袁世凯任命，担任东三省筹边使一职，并很快在长春设署办公，俨然形似袁氏肱股，客观上助长了袁世凯的气焰，削弱了革命力量。以致《民权报》主笔戴季陶后来撰文，将章列为必须杀掉的阿权小人。
此外，章还动辄臧否革命阵营同志，遍拿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说事，昨日才捧其是，明日即斥其非！眨眼之间，观点迥异，常常让人惊诧。所以时人多说他“把柁不定”。以致后来民国议立国史馆，有人推荐章太炎任馆长，袁世凯都觉得章断非严肃人选，最后还是礼聘年过八十的王�运了事。
可以说，孙章结怨后的十几年间，章太炎的一枝大笔总是如影随形，不曾有一日清闲。
二次革命期间，章说孙黄是“祸乱天下之元凶”。
1923年，孙中山在南方成立大元帅府，章又调侃说“广东帅府之欲以武力统一西南，亦西南之吴佩孚也”。
期间章氏唯一一次与孙合作，便是帮孙起草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中的讨袁檄文，彼时，袁氏反动面目已暴露无遗，章亲撰檄文与其说帮孙，不如说替自己赎回清白。
果不其然，当孙中山主张“联俄容共”时，章太炎又和孙反目了。
直到孙中山去世，章还不忘以笔“报仇”，亲撰数联妄议贤者。其中第一联是：
举国尽苏联，赤化不如陈独秀；
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
竟将死后厝棺北京碧云寺的孙中山比作是魏忠贤！岂止大不应该，简直不伦不类。
另外一联也是贬多于褒：
孙郎使天下三分，当魏德萌芽，江表岂曾忘袭许；
南国本吾家旧物，怨灵修浩荡，武关无故入盟秦。
上联将以段祺瑞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势力和东北张作霖“奉系”势力以及南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势力，性质不分地混为一谈。且有意将孙中山比作三国时和曹魏、刘蜀鼎足而裂国分疆的孙权。流露出章潜意识里更多地认定民国正统在袁世凯开创的北洋一系，而不是孙中山的革命“军政府”，所以他宁愿支持北洋出身的诸军阀而不赞成孙中山在广东“另立中央”，意欲“北伐”。
下联“南国本吾家旧物”，字面上指孙权占据江南立国，实际上恐怕是影射孙中山在民国元年将家乡广东香山县改名为“中山县”，将香山县“据为己有”（“二次革命”后为袁世凯所废，孙中山在广州建军政府时未恢复）。“灵修”一句出自《离骚》，是说楚怀王不听屈原之谏，受秦昭襄王之骗，意欲与“虎狼之秦”修好，至秦地武关会盟，终于被秦劫持，终身不能回国，死于咸阳的典故。同样是“借古讽今”，将孙中山死于北京，比拟为楚怀王死于咸阳。
至于“武关无故入盟秦”，应该是指责孙中山晚年“联苏”政策不当，是在和强秦结盟，迟早有被秦吞并的一天。
总之，这一番议论，对孙中山明褒实贬，足见章太炎对孙中山成见难释。结果他这副挽联未被允许在孙中山追悼大会上悬挂。
据说，后来章太炎有意为孙中山写墓志铭，且不待人请，便先行放话，说“孙公之墓志只有我有资格来写。”的确，论文采，少有出其右者，而论资历，则彼时同盟会诸公如宋教仁、黄兴、陶成章、陈其美等，皆已经先后辞世，惟章一人可与孙中山平辈论交。不过，章太炎终究不改狂傲的本性，竟追加提出一个条件：墓志写成后，别人不能删削一字。
有两联故事在，如彼条件，孙中山的追随者岂能答应？倘若他在墓志铭里臧否孙公起来，那还了得！
但若要说章太炎于孙中山丝毫无尊敬之意，似嫌又过。因为事实上就在孙中山逝世的第二天，章闻讯后，即急速赶到孙宅，与唐绍仪共同担任“追悼会筹备处干事”。1929年，国民党政府在定都南京之后，将孙中山灵柩迎回，举行“奉安大会”，章太炎还补撰了一副挽联：
洪以甲子灭，公以乙丑殂，六十年间成败异；
生袭中山称，死傍孝陵葬，一匡天下古今同。
这副挽联，将孙中山比作洪秀全，虽然仍嫌不够恰当，但对于具有强烈排满意识的民族主义者章太炎先生而言，也算含着他对孙的些许敬意了。尽管这份敬意来得的确有些太迟。
孙中山辞世后，章太炎的老革命脾气和旧名士习气依然不改，政治主张照例不合时宜，先是通电全国，反对蒋介石组织北伐，后骂谭延�进兵湖南是破坏“联省自治”，几乎逮谁骂谁。因为骂人不断，无端惹起了不少是非，以致1927年北伐军占据南京后，南京国民政府将章贬斥为“反动学阀”予以通缉，害得章氏好长一段时间不敢公开露面。
1929年，章氏年六十有二，似乎幡然悔悟，终于不再问世“闯祸”，终年闭门杜客，对国事、学术俱保持缄默。
1936年6月14日，一代宗师、民国怪才的老革命章太炎于苏州病逝。时人评为革命元勋，国学泰斗。后国民政府令以国葬，葬于杭州西湖畔张苍水墓侧。
此时，距离孙中山辞世正好一属。
至此，章孙二人的“恩怨”总算彻底了结。
（选自《民国人物连连看》/叶观澜 著/文汇出版社/2010年9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