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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论“天人合一”与“以人为本”:天人合一以人为本

    来源:六七范文网 时间:2019-04-11 04:41:38 点击:

      摘 要: 本文从“天人合一”学说有利于现代社会协调发展的角度,立足“天人合一”的时代内涵,分析了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环境生态危机及其相关因素;通过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阐释,进一步理解“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 天人合一 环境危机 可持续发展 以人为本
      可持续发展作为解决日益严重的经济、环境等社会问题的一种对策,长期以来一直是各国政要和百姓议论的热门话题,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政府就将可持续发展确立为国家战略。十六大以来,胡锦涛进一步提出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标志着当代中国正在努力走向一条独特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新道路。然而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潜伏着人口、资源、环境等各方面的危机,生态问题日益严峻。而中国哲学历来关注人文价值,同时极为重视自然,强调天与人的和谐共处。我们相信,解决人类面对的生存困境,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智慧必能给予今人有益的启迪。
      一
      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命题,贯穿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发展史,众说纷纭;但从理论思维的角度看,天人合一学说大体上经历了“天人感应→天人交相胜、还相用→天人能合惟其异”这样的过程。[1]殷周之际,先民认为天上与地下,神的世界与人的世界是相联结、感应的,天子是天的意志的传达者和执行者,是代天理物治世,如《国语·周语》载:“天道赏善而罚淫”。战国时期,孟子提倡天人感通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西汉董仲舒适应汉武帝“垂问乎天人之际”的需要,建立了“天人感应”的理论体系,为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作了理论论证。唐朝刘禹锡提出“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主张,他说:“天之所以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以能者,治万物也……万物之所以为无穷者,交相胜而已矣,还相用而已矣。”(《天论中》)第一次辩证地探究天人关系,看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而王夫之在批判总结程朱陆王观点的基础上,认为天(道)人(道)既分又合,合中有分,分中有合。“道一也,在天则分天道,在人则分人道”、“惟其本一,故能合;惟其异,故必相须以成而有合”(《乾称篇下》)。王夫之“天人能合惟其异”的理论达到了中国古代哲学所能达到的高度,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回顾天人合一学说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国哲学一直关注着“人文化成”之事。它最深刻的内涵之一,就是承认自然界具有生命意义,具有自身的内在价值[2]。儒家鼻祖孔子,对天有着一种深深的敬意和热爱,“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明确肯定了自然界的生命意义。在他看来,天之“生”和人的生命及其意义又是密切相关的,人应当像天那样对待生命,对待万物。荀子也说:“天地者,生之本也。”(《荀子·礼论》)认为自然之天是人类生命的真正根源,提出开发自然要“适时”、“有节”,反对违背自然规律肆意掠夺自然资源。在今天,儒家追求“天人合一”的生存世界观和关爱自然、珍惜生命、追求和谐的生存智慧,对于抑制人类向大自然的巧取豪夺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我们认为,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在自然万物面前,始终具有一种博大的胸怀,具有一颗仁厚之心,始终认为天地万物与人类一样,都是平等的,都有存在的合理性。尤其是在道家传统中,“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庄子·齐物论》),万物平等的观念更为明显。“天人合一”的哲学不仅教给人们一种承认万物多样性的世界观,而且教会人们用审美的眼光看待大自然。《易传》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就其本来意义而言,“天人合一”是个整体性范畴,是真善美的统一。中国历代文人墨客均把“取法自然,妙在天成”作为艺术追求的最高境界,不难想象天人合一思想是如何地潜移默化、深入人心的。
      可见,中国古代哲学一直追求着“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这种境界,强调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统一。中国哲学天道与人道、宇宙自然与社会伦理的整体思考,从形成到内容都是和谐的、圆满的。在中国的先哲眼中,自然界不仅是人类和一切生命的源泉,而且是人类价值的源泉。正因为如此,“究天人之际”的问题才成为中国哲学不断探讨、不断发展的重要问题。
      二
      近代以来有些人却认为,天人合一是一种落后民族原始的世界观,是一种人的主体性尚未充分发展的“靠天吃饭”的哲学观点,而工业革命后人们广泛应用新的生产力,极大地摆脱了自然条件对人的束缚,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征服自然的辉煌胜利,因此人是自然界的主宰者,人类可以控制自然为我所用。
      不可否认,这种观点是人类充分发挥主体作用以认识改造世界的反映,在实践中指导和推动了整个现代文明的发展。但是,伴随大工业的发展,人类不加控制地伸手向大自然索求财富,已经产生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破坏,引起了极为严重的生态危机。恩格斯曾在《自然辩证法》中举例说,美索不达米亚、希腊等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竟砍光森林,结果成为荒芜之地;西班牙农场主在古巴焚烧森林以获得草木灰作为咖啡树的肥料,不料大雨冲掉了沃土只剩下赤裸的岩石。100多年后人类面临更加严峻的环境:沙漠化、水土流失、酸雨、沙尘暴、温室效应、臭氧空洞、动植物大量灭绝,例子举不胜举,大自然的报复使人类为自己的盲目和贪婪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面对触目惊心的环境生态危机,人类开始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分析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原因。本文就有关的三个问题来进行探讨,希冀得到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认识。
      第一,关于自然环境在人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自然环境是指人类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各种自然条件的总和,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是人类社会的自然物质基础。人们肯定了环境对人和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但不起决定性作用。
      今天,“地理环境决定论”早已没有了市场。然而,我们在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时,也要注意不走极端,斯大林曾经认为,地理环境在几万年间几乎不变,而人类社会制度的变化只需几百年,所以地理环境绝不可能成为影响人类社会变化的主要原因。他的这种地理环境不变论就是错误的,工业社会以来人的活动作为一种重要因素就已经引起了环境剧烈的变化。前苏联学者维尔纳茨基指出,人对地球有越来越突出的影响,人正在把自己的影响扩大到全部化学元素,把新的物质引入地质过程,整个人类正在成为强大的地质力量。特别是人类社会对环境的不良作用,即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也在整个地球表面普遍地表现出来了,严重地损害了自然界和人类自身的利益,这是个深刻的教训。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人类与自然环境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统一体,既要重视环境对人的作用,又要重视人对环境的作用,人类的前途依赖于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第二,关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
      近代以前,科技落后,生产力不发达,人类的生存发展极大地受限于自然环境。但即使是在“刀耕火种”时期,人们为了发展农业和畜牧业,焚烧和砍伐森林,就已经使一部分地区环境恶化。古人破坏生态平衡的行为同样受到了自然界的报复,古玛雅文化的消失,楼兰古国的覆灭皆缘于此。
      工业革命后,科技迅速发展,经济突飞猛进,人类利用、改造自然的能力极大增强,古人梦想的上天入地、足不出户而知天下事等早已成为百姓寻常事,人们甚至可以改变DNA,飞出太阳系。然而,科技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让人类逐渐品尝了滥用科技的苦果,不仅自然环境日益恶劣,连人类自己的命运仿佛都受控于科技。如果没有电、汽车、计算机、塑料、杂交水稻,人类的生活将变成怎样?如果核战争爆发,人类又能躲在地球的哪个角落里生存?
      当然,人类决不会因此而抛弃文明,退回到茹毛饮血的蒙昧时代,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改善环境的努力同样离不开科技。采用新技术,可以节约能源和原材料,减少废弃物排放;开发新技术,回收和再利用废气物,可以实现污染控制;研究新技术,可以用无污染的替代品实现安全生产……
      因此,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并不是离开科技进步谈天人合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它将在环境保护领域发挥重大作用。但是,科学技术始终是“工具”,要让它为人类的和谐发展服务,关键在于掌握工具的主体,即人类应该树立天人合一、协调发展的人文价值观。
      第三,关于“人类中心主义”及其对天人关系的影响。
      迄今为止,学界对于“人类中心主义”或“人类中心论”有着不同的理解。但一般意义上人类中心主义多被界定为是一种以人为宇宙中心的观点,它的实质是:一切以人为中心,或一切以人为尺度,一切从人的利益出发[3]。客观地说,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表现了人类自我意识的提升,对人的自我力量和人类价值的信仰,以及对人的伟大能力的理解[4]。近代社会以来,正是在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指导下,人类发挥出了巨大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依靠科技进步,改变了人依附于自然的状况,创建了整个现代文明社会。但是,正如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第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5]人类改善自己生存条件的斗争,却出现了从根本上破坏人类生存条件的结果,人陷入了自己制造的悲剧。
      究其根源,人类中心主义忽视了一个问题:自然界的价值问题。长期以来人类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只有人的目的是绝对的价值,自然界是没有价值的,是无条件为人的利益服务的,因而人类毫无节制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破坏了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恶化。人类的盲目无知,最终危及到人类自身根本利益,危及到人的生存和发展
      今天,大多数学者的共识是:自然界不仅有经济价值,还有生态价值、科学价值、支持生命的价值、审美和娱乐价值等许多外在的和内在的价值。恩格斯指出:“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6]认清这一点,将有助于人类摆脱当前的生态困境,避免陷入自己制造的悲剧,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和共同进化。
      三
      1972年,西方社会普遍还陶醉在高增长、高耗费的“黄金时代”中,著名的“罗马俱乐部”却在《增长的极限》一书中警示世人:自然界的资源是有限的,环境的自我调节能力也不是无止境的,人类的发展终将受到资源和环境的制约。同年,第一次环境大会在斯德哥尔摩召开,共同发表了“人类环境宣言”,呼吁“只有一个地球!”,标志着人类对资源和环境问题的觉醒。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一文中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观。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新的发展观,它把过去形成的人与自然界的对立关系转变为和谐关系,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危及后代人的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资源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相协调。它既不同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模式,同时也区别于只要环境不要发展的“零增长”观点。可持续发展思想符合经济、社会、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内在联系和要求,是人类发展观、文明观具有革命性的进步[7]。
      我国资源虽然十分丰富,但是由于人口过多,对自然界的过度索取,已经导致了严重的环境问题。1994年3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和发展白皮书》,标志着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开始。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必然选择,也是解决自然环境生态问题的唯一选择。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对于保护全球生态环境,促进全人类的共同繁荣,必将起到巨大的推进作用。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实践中,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与时俱进,勇于创新,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人为本,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际上,辩证唯物史观在本质上就是以人为本的历史观和发展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直认为人的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标志。邓小平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8]他把培养“四有”新人提到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来认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归根到底就是高素质的劳动者是首要的生产力。“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以人为本”发展观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即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可见,科学发展观是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发展的发展观,是强调人的全面发展的可持续发展观,是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继承和发展。
      任何发展观的第一要义都是发展生产力,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就是协调各种积极因素,促进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地发展。在生产力诸要素中,劳动者即具有一定生产经验、劳动技能和知识、智力的人是主导因素,劳动者的素质能力决定了利用劳动资料的效能,决定了劳动对象的开发利用水平,劳动者是首要的生产力。特别是在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推动作用,而科学技术的进步归根到底就是人的知识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劳动者生产实践能力的发展。因此,科学的发展观,必然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协调的可持续发展。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闪耀着中国古代哲学“天人合一”思想的光辉。的确,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只有既充分发挥人的主体能动性和创造性,大力发展生产力,同时又认真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不断加强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才能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才能顺利建设和谐社会,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张立文.中国哲学范畴史——天道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60.
      [2]李振纲,方国根.和合之境——中国哲学与21世纪.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36.
      [3]余谋昌.生态文化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233.
      [4]童天湘,林夏水主编.新自然观.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212.
      [5]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158.
      [6]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149.
      [7]吕书正.理论创新70例.广东教育出版社,2003:124.
      [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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