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间，《四库》藏书残佚过半，都人传言，英、法、德、日四国运去者不少。又言洋兵入城时，曾取该书厚二寸许、长尺许者以代砖，支垫军用器物。武进刘葆真太史拾得数册，视之皆《永乐大典》也。”
如今的古玩一行参与者众多，但却没有民国时期的疯狂与肆无忌惮。民国时期的中国，国内环境复杂、动荡不安，许多古玩商趁此机会大发横财。心怀鬼胎的各国洋商也不断涌入中国，大肆搜购中国古董，一些古玩商铺与洋人交易频繁，国外拥有者之间的相互买卖。这一时期的古玩交易场基本可用“混乱”二字形容。
“民国初期西安古玩店铺总数为40余家，截至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西安古玩店铺总数达60余家，新增加者有十余家之多。尚不包括来往快捷，难以计算的古玩摊贩与众多形形色色的市场行为人。”
宋联奎《宣南客话》卷一记：“余弱冠后会试至都，尝见西人游厂甸，于红宝石碧玺珍珠多买之。此外古玩则非所问。今阅二十余年，而于名人书画以及三代铜器之最新出土者，康乾瓷器之五彩工细者，无不竭力以求，且鉴别极精，辨晰毫芒，有非吾国人所能及。住京之江藤、美利坚人之爱璧图，皆精鉴赏。”
《清季野史第一编·都门识小录》载：“庚子间，《四库》藏书残佚过半，都人传言，英、法、德、日四国运去者不少。又言洋兵入城时，曾取该书厚二寸许、长尺许者以代砖，支垫军用器物。武进刘葆真太史拾得数册，视之皆《永乐大典》也。”
当时，外国人对中国古董文物的瞩目，很大程度上推进了中国古玩奸商们的“洋庄生意”。
外国人逛琉璃厂是在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后。侵略者恣意掠夺珍贵古玩文物，满载而去。从此，我国奇珍异宝在国外大放光彩，引来国外客商在北京成立洋行，进行古玩交易。1900年至1927年这一时期，外国人到琉璃厂买古玩字画、铜器、玉器、陶瓷、漆器、石刻、壁画、牙雕、缂丝等文物者很多。买中国古玩玉器时间最长、品物最多、档次最高的则有美国的福开森和日本的山中。
山中商会于1900年后由日本人山中在北京开设。收购古玩珠宝近半个世纪，直至抗战结束。从清末起，日本文求堂书店主人田中庆太郎每年到琉璃厂购买旧书、字画、法帖、古籍，价格十分低廉。日商曾托琉璃厂商店代为搜集《永乐大典》，每册现银100元，购去数十册。清末，法国驻华第三公使魏武达，卸任后在巴黎开设中国古玩店，与其时北京最大的古玩铺“彬记”经营者岳彬来往甚密，1933年从“彬记”商店得到商代双凤重耳彝。
1927年，盐业银行准备出售溥仪1924年抵押在那里的清室珍宝。盐业银行是个官方背景、私人性质的商业银行，是由著名文物收藏家张伯驹之父张镇芳创办的。张镇芳（1863—1933年）是袁世凯长兄袁世昌的内弟，为晚清最大的盐官。为了集中管理盐税，1915年3月，在袁世凯支持下，创办盐业银行，股董都是腰缠万贯的清廷旧官僚。
在当时的环境下，有出售自然就有诸多争购之人。最后，这批珍藏由玻西瓦尔·大维德购得。这40多件器物中，大部分为宋代名窑瓷器，其中官窑、哥窑瓷器居多，近20件，很多上面有乾隆御题诗，如乾隆御题哥窑簋式香炉（2件）、乾隆御题哥窑葵口碗（2件）、乾隆御题官窑弦纹贯耳壶（2件）、乾隆御题官窑鼎式香炉、乾隆御题官窑胆瓶、乾隆御题官窑碗等。没有御题的有官窑玉壶春瓶、官窑羊耳尊、官窑兽面衔环方壶、官窑六方形香炉、官窑胆瓶、官窑印花莲瓣纹碗、官窑八卦纹香炉、哥窑钵式香炉、哥窑水盂等。宋代其它名窑瓷器也为数不少，如乾隆御题钧窑瓷枕、龙泉窑鬲式香炉、定窑纸槌瓶、定窑方洗等。此外还有少量明、清官窑精品，如乾隆御题明宣德款霁红碗、明“内府供用”款蓝釉罐、雍正款仿宋汝窑纸锤瓶、雍正款岁寒三友斗彩茶壶、康熙款桃红釉碗、清仿宋定窑刻花碗、定窑象尊等。除瓷器外，这批清宫旧藏还包括了一些漆器精品，如乾隆御题明宣德款红底黑漆八仙盖罐、乾隆御题明嘉靖款剔红碗等。
聚珍斋——由上海的张仲英经营明清官窑瓷器的店铺。聚珍斋曾在上海著名古玩收藏家仇焱之的指引下卖与大维德三万银圆的货物。被看作是20世纪中国文物收藏史上充满传奇色彩人物的大维德，不只与北京、上海等地古玩商、收藏家及相关人士有生意往来，也与其他一些在中国和海外有实力的外国古玩商和收藏家如日本的丸山（Mayuyama）、根津 （Nezu ）、法国的迈克·卡尔文（Michael Calmann）、美国的弗雷斯特（De Forest）等有着密切的联系。
美国宾大博物馆周秀琴《昭陵两骏流失始末》一文披露德国古玩商马塞尔·宾（Marcel?Bing）民初曾以10元钱廉值于西安古玩市场收购石刻佛头并转手以高价售于布鲁塞尔斯道克（Stoclet?Collection）。其他如英国的纽满（E·A·Nawman）、丹麦的荷尔姆（HOIm）、法国的格鲁尚（A、Grosjean）、戈兰兹（Calenzi）、德国的阿道夫·沃什（Adolf?Worth）、日本的早崎氏、江藤涛雄等，均是当时众多古玩商铺的座上常客。
日本、欧洲等海外公私收藏机构与古玩商长期派人坐镇古玩集中城市或径直派人进行现场交易。
繁复密织的输出网络在使民国时期的古玩行业交易猛增的同时，也造成了中华艺术瑰宝的无限制盲目流失，由于没有行之可效的国际性法律，致各国商人甚至公然致函中国税务处与中国海关，宣称其输运中国古物盖为“各该国博物院陈设，并非售品，要求免税。”而中国“海关以向无专章，（竟）不能禁止。”“使得重大器物之盖藏于地者，偶有出土，非秘藏不宣，即盗运外售。”
1948年曹仲谦《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概况说明书》谓：“关中为周秦汉唐故都，号称金石渊藪。海内博雅君子涉足秦中，无不肆力搜求，以偿耆古夙愿。以故历来出土古物，旧家所藏彝器，随时流传国内，所在皆有。邇者商贩贾胡复挟重金收购而转徙海外者，不知凡几……”。近人周肇祥《琉璃厂杂记》记述：“河洛之郊，近禁石像出境，外人因变计购佛头。于是，土人斫佛头置筐篮走都下，雕刻精者亦值百数十金。龙门洛阳山壁间法像断首者累累，且有先盗佛头，后运佛身，以其残缺，视为废石，不甚禁阻。抵都，再以灰漆粘合，售巨价。残经毁像，魔鬼时代不图于民国新创见之，可悲也已！”
郑振铎《劫中得书纪》续记称：“然私念古籍流落海外，于今为烈。平沪诸贾，搜括江南诸藏家殆尽，足迹复遍及晋鲁诸地。凡有所得，大抵以辇之美、日为主。百川东流而莫为之障，必有一日，论述我国文化，须赴海外游学，为后人计，中流砥柱之举其可已乎？”
没有行之有效的法律约束下的交易市场一片混乱。金钱的驱使，促使民国时期的盗墓成风。
如在1933年4月21日《新秦日报》以《古董商钱锦涛大受检查搜出古金鼎一对恐与咸阳窃案有关》为题刊登了一则新闻：
“本省大灾连年，一般饥民，铤而走险，致各县抢粮劫墓事件，所见不鲜。值兹青黄不接之际，此项盗风较前更形猖獗。然各县劫墓犯，将所劫之各种古物，多售于本市。前次有咸阳某，适遇此事，告发于省会公安局，嗣经该局侦缉队长吴踰仲各处探查，兹悉马坊门东来栈西一号钱锦涛者，收买古董处，搜出金鼎一对（虽然尚不明）及宝贵物品甚多，究其来源，诚与咸阳劫案有关。现此项金鼎，暂存该局督察处，旋经第二分局长及总局人员商同检查，而名贵物件，尚属不少。昨日二局长赵联甲监社将所有存物一概具单封存，以俟总局讯究核办法云。”
民国时期，能如此事一般被披露关注的相关事件毕竟不在多数，更多的繁密复杂的非法文物交易活动并未得到应有的禁止。诚然，这一混乱的现象自然与民国时期复杂的国内外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回顾历史上的古玩交易活动，再看如今国内古玩行业的兴起与发展，不难发现某些问题也还依然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古玩行业发展历史的梳理与回顾并不是毫无作为的行为，相反，甚至能够让人更清醒的认识到某些问题，为当今的古玩行业发展提供建设性的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