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平县位于冀中平原东南部，东汉时属冀州，明帝时封给皇帝的子孙为国，始称“乐成国”，公元122年改为“安平国”，“安平”一词由此而来。 汉时，此地曾出过一些有名的世家大族。如与班固齐名的崔驷(其子崔瑗，著有《草书势》，为我国书法史上第一篇书法理论文章，对后来书论影响极大)和灵帝时在朝中擅权的宦官赵忠。
逯家庄位于安平县城东南约5华里处，村西南有一个直径约40多米，平面略呈圆形的大土丘。1971年春，农民在此取土垫地修渠。才发现了这座大型的砖室壁画墓。
这座墓由墓门、甬道、前室及其左右侧室、中室及其左右侧室、后室及其西壁龛、北后室及其西壁龛等组成，共十室二龛。墓室坐西朝东，东西长近23米，南北最宽处约12米。由于曾遭受过大规模的破坏，墓中所剩遗物寥寥无几，且大多残缺不全，然而墓室中的壁画却较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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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画主要分布在中室、前室的右侧室和中室的右侧室。内容主要有车马出行、侍从属吏、乐舞百戏、墓主坐帐和庭院建筑等。壁画的色彩有朱砂、石黄、石绿、黑、青、白六种，其中以朱砂、黑、石黄三色为主。在壁画墨线下，常常能看到绘制壁画时起稿的划痕。 绘于中室四壁的墓主人出行场面颇为壮观。画面高1.43～1.73米，用黄格线上下分为四层。绘马车82乘、骑吏约94人、步行仪仗96人，场面壮观、气势宏大，极尽渲染了墓主人引以自豪的仕途生涯。
人物的勾勒极其简练。面部的五官仅寥寥数笔，点到为止，也不施色。人物的黄衣用平涂的方法着色，而黑袍，则在勾勒后，用阔笔画衣纹，之后再平涂着色。虽然只有一种黑色，但有浓淡变化，色彩也显得很丰富。值得注意的是，在接近外轮廓的部位并不施色，使人物有了很强的立体感，丝绸的那种光滑圆润的质感也得到了一定的表现。
马的姿态，都呈昂首飞驰状。画师同样不注重其细节的描绘，而着重表现其矫健的身躯和浑圆的体态，画得如同符号一样简练。每辆车的轮子，画得很圆，且近处的总比远处略大些，反映了画师对空间透视的理解。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车轮是借用圆规画成的，圆心的痕迹至今仍依稀可见。
面对如此宏大的车马出行场面，画师特别注意整体的把握。整个出行场景，并不强调每个形象的具体细节，而是侧重于情节和气氛的渲染。
如衣摆长带、马头和轴头彩带都向后飘扬，表现了行进的动态。不表现辐条，却能强烈地感受到车轮的飞转。车上伞盖，下面的盖弓帽用红色点成，那种用笔的节奏，让人能感受到马车的颠簸。画中那看似草率的线条和疾速的笔触，本身就给人一种紧张、热烈而激动的感觉，再加上那些大同小异的车马人物繁复排列，成功地烘托出了那种煊赫、浩荡的气氛。
前室的右侧室和中室的右侧室壁画，表现墓主生前的生活及其下属官吏治事、谒见的情景。前室的右侧室绘属吏、伎乐和守门卒，中室右侧室南壁绘墓主人及其近侍。
壁画中墓主人方面大耳，体态丰肥，浓眉长须，神情端庄，仪表威严。头戴尖顶黑冠，身穿红袍，端坐于帐中，身旁曲屏环列。左手放于胸前，右手持便面。其下面因地下水的浸湿黑色已混为一片，应是一长条形几。
看得出，画师在表现墓主人形象方面是花费了不少心思的。
为了突出墓主人，画师首先采用了对比和衬托的表现手法。用写意的手法表现下属官吏的形象，显得很随意。但对端坐帐中的墓主人却做了精心的描绘，色彩浓丽，笔墨精微，面部刻画细腻。就连他周围的屏风、帷帐也是笔笔到家。红色帷帐上面的五脊式顶饰有五条红色条饰，看上去异常华丽。
其次，在构图上以身躯的高大来突出他。他坐着都比身旁站着的近侍个头高，4个属吏身体之和还不及他一人。这种处理方法，在唐代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和《步辇图》等画中仍能看到。
再者，画师还运用了勾勒、平涂和晕染的绘画技法，如红袍的衣纹是用浓墨勾勒，然后再平涂施色。衣襟为白色，上绘红色的锯齿纹，显得很精致。面部和手部就有晕染的效果，使墓主人的形象更加细腻、真实和生动，完全具备了肖像画的特征，水平之高在汉墓壁画中极为少见。
到目前为止，墓主画像最早见于战国时期，长沙出土的《人物御龙图》《人物龙凤图》中的人物，已被普遍认定是墓主肖像，长沙马王堆西汉铭旌上也绘有墓主形象。但这些人物均为侧面，也没有细节的描绘。山东出土的一些东汉时期画像石中，曾出现过正面墓主像，但雕刻的画像毕竟不易表现细节。
而这幅墓主肖像，开启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墓主坐帐肖像画的先河。
这种曲屏环列、帷帐上张，墓主左手放于胸前，右手执便面，前面放一长条形几的经典的画面，反映了当时的时尚。或者画师没有料到，这种造型，一直延续到魏晋时期。如晚于它181年的冬寿墓墓主肖像就和他十分相像，仅仅是把遮挡脸的便面换成了麈尾。
中室右侧室北壁西侧，是一幅规模宏大、庭院重叠错落的建筑图，这是当时一处地方高级官吏的府第。房屋为人字形顶，其下有台基。建筑群远处并排三个院落，中间院落内有一高耸的�望楼。楼体为方柱形，顶为庑殿式，从画面来看，这个楼是在画好各个院落后，补绘上去的。因漏绘了一条线，所以就少了“一面墙”，因此楼上层的后部有了悬空的感觉。楼顶的正脊两端有鸱尾，顶上有旗杆，杆顶是一黑色鸟形物。旗帜呈束腰状，中间为红色，周边为黄色，在上部和中部的两侧共有四条灰色飘带随风飘扬。旗帜前端裹着的横杆和鸟身相连，檐下立扁圆形大鼓。这种鸟形物是“相风乌”，用来辨识风向，旗帜是“测风旗”，用来测风力。这样可以鸟随风转，风吹旗飘。
东汉末年，豪强割据，为了战争的需要，建楼橹修坞壁，形势十分紧张。在这幅建筑图上，我们可以看到：那深宅大院紧闭的院门，高耸的�望楼射孔洞开，以及相风鸟、测风旗和报警鼓，都透露出了动乱年代的战争气氛。事实上，著名的黄巾起义就爆发在中平元年(184年)，比此墓的年代只晚了8年。
这幅庭院建筑图采用了鸟瞰式的构图，透视合理，使这一庞大的建筑群和高大的望楼尽现在我们面前，表现出了纵深的空间效果。建筑的瓦顶部那些借用界尺画出来的排列整齐的直线，再涂于淡墨，显得古朴庄重，堪称为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大型界画。对我们研究当时建筑的形制和格局，提供了非常好的材料。
我们无从知道画师的姓名，又是何方人氏，但可以肯定，他的这一倾心之作，当时一定得到了墓主的赞赏。从壁画的绘制到今天已近1900年了，虽然经过无数次雨水的冲刷，色彩依然艳丽。
此外，在墓室和券门的顶部，有古人用毛笔蘸白粉浆书写的文字，内容主要是《急就篇》《论语》《孝经》中的句子，和表示方向的东、西、南以及数字。这些供修建墓室民工看的、为砌券排砖所书写的文字，无意之中却为我们书法史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尤其是东汉灵帝“惟熹平五年”(176年)题记的发现，提供了该墓的确切年代。有助于其他年代不明确的汉代壁画和画像砖、画像石的断代，更增添了这座壁画墓的学术价值。
这些壁画对于了解东汉的房屋建筑、衣冠服饰和车马出行制度等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在历史考古学、美术史学的研究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有关墓主人是谁，我们不妨做一下推测。在汉代，使用步行仪仗、(王巢)弩伍佰和辟车的数量，按不同的官阶有严格规定。根据出行图，参照《后汉书・舆服志》，可知墓主相当于二千石的官吏。当然，石，在汉代是官吏的级别，并非实际的月俸，真正的月俸另有规定。当时最高的是“万石”，低的到“斗食” “佐史”。二千石官吏，在王国中应是傅、相，在郡中应为太守，是地方最高行政长官。从壁画出行图中看，墓主人出行时前呼后拥，连车列骑，走卒护卫，摇戟执棍，张弓舞箭，喧嚣街上的景象，总能感觉到墓主人与飞扬跋扈的赵忠有关。
另外，在前室东墙正当门上部的一大扇面砖上，平面上写了许多“人”字。侧面竖写“惟进口”三字，另一侧面竖写有大小不同的“赵”字，可能与墓主的姓氏有关。也可能，把“赵”写在“惟进口”的砖上，应是示意赵某由此进入墓中。
翻遍史籍，没有发现与墓主官阶和埋葬时间相合的人。但这个“赵”字总会给我们一些联想。灵帝时在朝中擅权的大宦官赵忠，家就在安平，该墓的修建时间也是在他正得意的时候。
墓室曾被公开破坏。两个后室壁上的文字被凿掉，绘有墓主人的部分似被铁锤重重地敲凿，甚至尸体也被截肢弃之外面。据史书所载，在惩处赵忠的父亲僭用天子之制埋葬，就采用了“发墓剖棺，陈尸出之”的办法。以此看来，墓主极有可能是赵忠的父亲。
灵帝死后，赵忠被袁绍所杀，袁绍盘踞冀州时，对赵忠家族进行狠狠打击，也在情理之中。那么，此墓遭受的大规模破坏，除了墓主因罪受惩那次，或许还有一次是袁绍的“功劳”。
责编 孙 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