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读过他的画。上个世纪６０年代初，在王府井北边有一家和平画店，终年展售李苦禅、李可染、齐白石等名家字画。齐白石的画３平方尺五六十元一幅，李苦禅、李可染的画三平方尺二三十元一张。我常去观赏，很喜欢，不，应该是很陶醉。起过买画的念头，但月薪五十六元，要养家糊口，囊中实在太羞涩。
结识苦禅先生很偶然。１９７９年底，我国恢复了国际奥委会席位。在人民大会堂有个庆祝大会，李苦禅、黄永玉等一批画家送画祝贺。苦禅先生送的是一幅巨鹰。我与苦禅先生同桌，而且邻座。人民体育出版社拟出版一本作家画家养生健身的书《生活在微笑》。我知道苦老好武，便应诺写他。席间，我说起此事。
“到我家坐坐。”苦禅先生很痛快地答允我采访他。
本来约好次日上午去访，记不清有什么公事缠身，未能践约。快十一点时，苦禅夫人来电说，：“苦禅一直等你呢！”我急忙解释，并约好下午去访。
吃过午饭，我便骑车飞奔苦禅家。国家体委坐落在天坛东门，苦老家在钓鱼台对过的三里河，骑车得个把钟头。我上三楼找到苦老家，正准备举手敲门，见门上贴有一字条：上午有事。中午十二点至三点休息。下午会客。离３时还要十多分钟。怕早敲门影响苦老午休，便下楼在院里消磨时间。准三时，我轻轻敲响苦老家门。苦老亲自将门打开连声说：“请，请屋里坐。”
来者都是客。苦老不管来访者的身份和职位，皆一视同仁。有回谷牧副总理来看望他，家人事前就告诉他，来客谷牧是国家副总理。当谷牧与他握手时，苦禅说：“副局长，请坐。”康生来访也如此。家人告诉他，康生是政治局委员。见面不知该说什么，问道：“康局长，俸禄多少？”弄得在场的人哭笑不得。
进了他的画室，墙上挂着齐白石的一幅《荷花蝌蚪图》，还有他自己的《松鹰图》、《育鸡图》。墙角里放了几件“把子”：象鼻刀、银口刀、黑枪……
见我老看那几件“把子”，他来兴致了。他拿起一根一米多长的竹棍舞将起来。
“小心碰到东西。”画室不大，我担心碰碎什么。
“不碍事的。”他一边回答，一边舞着棍。
放下棍，他打开话匣子，山南海北地说起往事。
他在杭州时，人家告诉他，湖边小道上有一个野和尚要买路钱。苦禅正观赏荷花和水中鹭鸶。听说此事，他便信步向那条小道走去。“留下买路钱！“野和尚举起沉重的石担，大喊一声。苦禅也伸出手，大喊一声：“留下买路钱！”两人动起手来。三下五除二，苦禅用武功征服了野和尚。苦禅说：“以后不许作恶！”讲完这个故事，苦禅对我说：“不要写他坏了，这个野和尚以后成了我的一个朋友了。”
他又讲起日伪时期被捕入狱之事。当年，他家常有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出入。他有时还资助一些盘缠。此事被日本鬼子知道了，派人半夜将他抓去。一关就是一个月，严刑拷打，碗口粗的木棍都打断成三截。昏死过去，又醒过来。拷打时，他口中默念文天祥的正气歌，翻译官是个中国人，被苦禅的气节所感动，悄悄告诉他，这是最后一次过堂，你硬顶一下就放人了。审问他的是一个叫村上的日本军官。
村上自称是一个“中国通”。过堂时，装得文质彬彬的模样，说：“军曹们没有文化，让你受委屈了。今天随便说出一个当八路的人来就放了你。”
苦禅破口大骂：“军曹们没有文化，是混蛋。你是中国文化培养出来的，你们侵略中国，屠杀中国老百姓，你更混蛋。你问我谁是八路？你们再杀下去，全中国人都是八路了！……”骂完了，他们真把他给放了。
回家后，他便去天津卖画。那个村上还假惺惺上门“拜访”他，实际上一直在监视他。
苦老是个侠义之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受尽了凌辱。他说，最憋气的事是１９６６年“八・一八”那天。烈日当头，造反派让他和其他几位教授跪在熊熊燃烧的大火旁。大火正烧着清代的木雕和美术书刊。造反派还将维纳斯像砸烂，把碎片放到教授们的头上。这是对艺术的亵渎，对人格的侮辱。他忍无可忍，内心充满愤怒。造反派关押他，打得他浑身伤疤。忆及此事，苦老说：“凭我那时的功夫，拚他几个是不成问题的。但想到孩子和老婆，拚死的勇气就没有了。”
相传，新中国成立初期李苦禅在中央美术学院当教授时贫困交加。有一天酒后，他给毛泽东主席写过一封信。当我问及此事时，他说：“有这事的。那时工资低，我又爱喝二两酒。一天酒后，我用草书给毛泽东主席写信。开头写道，‘我的事找蒋介石解决不了，只好找你来了……’写毕，扔到信筒里。”毛泽东主席还真收到了苦禅醉笔信，派秘书田家英来看望他。
头一次访谈，苦禅滔滔不绝讲了这么多。我认真作了笔记。
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２９日上午，我应约将写他的稿子送去审阅。
苦禅先生刚用过早餐，放下碗筷，与夫人李惠文一起到画室落座。
我将稿子从头到尾念了一遍。他很满意，说：“你很有才华，写得生动，联想也好，记性好，跟我说的一样。”对文中的一段描述，他更为高兴。
那段文字是写５０年代在中央美术学院校尉胡同口，有一位吴桥卖艺人正在耍刀。苦禅路过看了一会儿，说：“不怎么地道。”那个卖艺人火了，说：“看客，你耍一个给大家看看。”苦禅说了声：“稍候！”他回家中拿来套在鲨鱼皮口袋中的双刀，耍得兴来时，还将刀抛向空中。看客们纷纷扔钱。吴桥卖艺人从地上捡起钱，奉送给苦禅先生，“这都是你的！”苦禅将双刀插进口袋，拱拱手，说“我是美院教授，给你帮个场而已。”
苦禅先生听得入神，说：“别人也写过，一笔带过去了，你写得具体生动，水银落地，无孔不入。”
九时半，他站到画案前开始作画。
他拿起一支长毫笔，在一块圆形砚台里蘸足浓墨。先从鹰的背部画起，以排墨法只几笔就写出了鹰背，然后用侧锋勾出翅肩和两侧白翅，接着抹涂下面的飞羽，再以较干的浓墨抹涂尾部。稍停片刻，他拿起一只小银勺，舀了一点清水，放到笔肚上，把墨调淡，抹涂胸部，抹出大腿。画成鹰的身体之后，换成小笔。苦禅先生持笔打量画稿，稍作思考，就勾鹰嘴。鹰嘴成方形，用“金石味”的笔法一笔一笔勾写出来。然后用淡墨画头部和颈部。画颈部是用笔连续横扫数笔，顿时，颈部的动感跃然纸上。最后，又用“金石味”的笔墨，一笔一笔写出足爪，爪子画得长直而厚重。鹰伫立的山石，用的是拖、侧笔，有时还用几笔逆锋，并用“斧劈皴”笔法皴出山石的质感，墨色深浅不一，以增加山石的体质感和厚重感。用清水调色，用色极省，嘴、爪染淡花青，山石染淡赭色。
苦禅先生一边着墨着色，一边给我讲述画鹰的笔墨。他说：“我画的鹰不是普通的老鹰，把山鹰、鹫和隼综合于一体，画我心中的鹰。显神处着意夸张，无益处毅然舍弃之。我将鹰嘴和鹰眼都画成夸张的方形，是为了强调鹰的雄健威猛。我常在鹰画上题写‘苍鹰不搏便鸳鸯’。”
画如其人。苦禅先生的鹰就是他的人格的写照。他对我说：“画思当如天岸马，画家何异人中龙。”他说，“在绘画中，我就是创造万物的上帝。”
鹰是苦禅先生的代表作。求画者无不企盼得到它。我的好友刘勃舒不止一次提醒我，“苦禅先生轻易不给人画鹰，你与他那么熟，还不求他一幅鹰！”
我这个人脸皮薄，有心求画，但开不了口。
画就这幅四尺鹰之后，苦老坐在藤椅上小憩。他对我说：“你要我画画，随时说话。”
我终于鼓起勇气说：“我早就想求一幅画。你的画，那么贵，怎么好开口呢？”
苦老喝了一口茶，说：“讲钱不是朋友，朋友不讲钱。你就点吧，画什么？”
周恩来总理曾赞美苦老为人民大会堂画的巨幅竹子，说，“苦禅的竹子画得好。”我本来想求一幅竹子，但说出来的话却是，“苦老，您老随意吧！”
“鹰画得熟些，就画鹰吧！”他站立起来，又补充了一句，“我的鹰在日本、欧美都有影响……”
画鹰，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他问我：“画多大？”叫李惠文铺纸。
我说：“小的，家里好挂的。”
苦老要了一张四尺三裁的宣纸。他一边挥毫一边与我聊天。“艺术要有创造。光模仿不是艺术。搞艺术就要吃苦。怕苦就不要搞艺术。”“画画要有悟性，要有才。我有一位同乡画到了七十多岁，画的荷花叶还是像四两一个的葱花饼。没有悟性，没有才气，趁早干别的去。”“范曾想在人物画上下工夫，很有才气的。他父亲比我小一岁。有人说他骄傲，不骄傲出不了大成就的……”
画了个把钟头，画成后，等待水墨干了染色，继续聊天。
苦禅说，“画格就是人格。没有人格就没有画格。一个品格不好的人是画不出好画的。秦桧写的字很多，他是大奸臣，千人骂万人唾，字也没人要，流传不下来。商人是只讲钱，一个艺术家却要讲究艺术。光顾着做生意，就把艺术庸俗化了。一个艺术家太富就没有艺术了。你要记住一句话，无法之法乃为至法。……”
从画第一笔鹰开始，苦老就像给一个入室弟子讲课一样，从笔墨技法讲到人品画品。它不仅给我上了一堂绘画课，更让我亲眼目睹了他作画时的风韵神采。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一位大师作画，第一次听大师深入浅出讲画理。这年苦禅先生已八十三岁。丹青成熟在老年。苦禅的艺术已炉火纯青。
“你可以画画！”在等待画干的时候，苦禅先生突然说。
“苦老，我喜欢看画，但我从来没画过水墨画。”听了苦老的话，我既兴奋又感到有些突然，便问他：“苦老，你怎么就能判定我能画画呀？”苦老说：“文人画，文人画，本来就是我们文化人画的。以我的教授经验，我以为你对画很有悟性，你就画吧！”
从苦禅大师嘴里说出来的这几句话，像一把火，一下子点燃了埋在我心中的艺术之火。
我才明白，苦禅先生今天为什么这么热心地给我讲画。这是老师给他的弟子讲的第一堂课呀！
如果不是苦禅大师这么鼓励我，我这一辈子也就是一个画迷而已，永远停留在钟情的层面，而不会动笔作画。
李惠文用电吹风把画吹干了。苦老略染颜色后，就题款盖章。
“鲁光指正……”苦禅刚写上款，夫人就提醒他：“苦禅，落了‘同志’了！”
苦禅不以为然，说：“同志，二百五……”他念“二百五”时，语调很冲，显然是在模仿某售货员对待顾客的生硬口气，“不写也好……”
他盖章时，我提起他对齐白石说过一句话，“画不惊人死不休”。因为这句话，齐白石专门为他治过一方印“死无休”。
“把老师的这枚章给我找出来。”苦禅对夫人说。
李惠文找了一会儿找不到。苦禅走过去，一下子就找出来了。他亲自将这个印章盖到送我的画上。他对我讲，“这是信。”
“画得一般，留个纪念吧！”苦老送我出门时，谦虚地说。
从１９７９年末到１９８３年６月１１日凌晨一时不幸仙逝，在这近五年的时间里，我成了苦老家的常客。我有意为他写一篇报告文学。
苦禅和夫人李惠文请我吃过一次便餐。我们围着一张小方桌，边吃边聊。当时对北京画坛“四大夫人”颇有议论。议论的焦点是她们看丈夫的画看得太紧。席间，我说了这个民间流传的议论，说：“苦老是有口皆碑的，对你（李惠文）有议论……”
李惠文平静地说：“我不是不送画，看送什么人。该送的还得送。苦老还不是主动为你画画嘛。过去我不管，昨天一个部队的人拿来二三十张苦老的画来补章。苦老毕竟八十多岁了，画得少了，总得留些画出画册、办展览呀……”
这一听，我倒同情这些大家名家的夫人了。你只求一幅画，可是你一幅他一幅，怎么应酬得过来呢！如今我自己也画画了，对中国的求画之风深有体会。
那次便餐时，苦老已８３岁高龄。那天，他兴致很高，倒上酒，说：“今儿个我陪你喝两杯。”我听许麟庐先生说过，苦禅年轻时好酒，从东单到西直门外，一路走一路喝过去，见了酒铺，便喝一盅。酒后在和平画店挥毫作６尺大画《豆角》。在场的徐悲鸿、齐白石都赞赏不已。徐悲鸿即兴提笔，“天趣洋溢，苦禅精品也，辛卯春日悲鸿。”齐白石也题了字，“旁观叫好者就是白石老人。”此画后来被我的同乡、诗人艾青所收藏。
餐后，李惠文把我叫到一边，拿出苦老画鲶鱼的几十个斗方，“你喜欢就挑两张走好了，你们体委的宋中拿走好几幅了。”
我一幅幅翻阅着欣赏着。墨色厚重，气韵生动。我正准备挑两幅珍藏。
“黑呼呼的，你不喜欢吧，我叫苦禅好好给你画一张。”李惠文误会了，以为我不欣赏这些水墨画。
她拿走了这些画，我不知说什么好，又不好意思说要挑两张，失去了一次珍藏苦老墨宝的机会。
１９８３年，苦老仙逝的那一年，有一次我在人民大会堂邂逅苦禅先生。他拉住我的手说：“我停笔了。我给你画了一幅鲶鱼。你怎么这么忙，一年多没去我家了。得空去坐坐，聊聊天。”
那时，中央电视台邀请我写电视连续剧《中国姑娘》。演员都物色好几个了，但剧本还未写出来。我住在工人体育场赶写剧本初稿，顾不上去看望苦老。这是一个星期天，我从家里拿来照相机、录音机，准备星期一去苦禅家。都已经跟苦老约好了，去一天。录一次音，把苦老的“神聊”录下来。相识了几年，我为不少来访者照了相，可我自己还没有跟苦老合张影呢。这次带上相机，要多拍几张合影留念。没有想到，当晚上我回工人体育场时，青年演员迟蓬告诉我，“鲁老师，不好了，刚才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了，你要写的李苦禅去世了……”
我惊呆了！我不信。昨天还通过电话，相约明日聚谈的，怎么会突然故去呢？我拿起电话，想向他的家人证实一下消息的可靠性，但拨了几个号码便放下了，这么做太唐突了。
二十二点，晚间新闻证实了这个噩耗。
我悲痛极了，铺开稿纸，连夜疾书，写我未曾动笔的那篇《我是“上帝”》的关于李苦禅的报告文学。
开头几句，“你一生为花鸟传神，如今躺在鲜花丛中，永远地走了……”
从相识写到相知，我流着泪写，没有停顿，一直写到次日天明。写了六千多字，但远未完稿。
我停笔，先给苦禅夫人李惠文写了一封悼念信，说本来要写给苦老生前看的这篇报告文学，却成为一纸悼文。
苦老仙逝了。我改变了写作计划，不写他的报告文学，我要为苦老立传，写一部传记。我写出了传记的提纲，十多年来，我一直寻找苦老的弟子和朋友进行采访。
我倍感珍贵的是，苦禅先生的大儿子李杭，从济南给我邮来“文革”中苦老交待“齐白石一生点滴”手迹复印件。在“文革”中，苦禅忍受凶残拷打，但能如此真实地写出这些文字，没有杜撰，没有夸张，没有乱“上纲”，实属难得。这份“交待”手迹，正反映出一位大艺术家高尚的人品。我每读苦老用钢笔写就的“交待”，心里对苦禅先生的敬意就更深。
有一回，我在人民大会堂偶遇歌唱家郭兰英，得知苦老生前曾给她作“兰为王者香”画幅。为了布置宾馆，周总理让北京饭店邀请一批著名画家作画。黄胄、李可染、李苦禅几位大师在宾馆会议室作画时，想起郭兰英，好久好久没有听她唱歌了。当时郭兰英还未“解放”，不敢唱。几位画家把窗关上，“唱吧！我们想听！”郭兰英边唱边流泪。李苦禅激动得抓起笔画了一幅兰花，并题字“兰为王者香”。此画，印在后来郭兰英告别舞台晚会的请柬封面上。
许麟庐回忆了与苦禅喝酒的往事。他说，东营子胡同有一家浴池，是苦禅的关系户。苦禅经常拉他去泡澡。进了澡堂的大门，满墙都是苦禅的花鸟画……
……
素材，记了好几个笔记本。但我一直在酝酿，未敢轻易动笔。
这些年，我读过几本写苦禅的传记，都不过瘾。我觉得，这些书多半是材料的堆积，不“传神”，没有写出苦禅先生的侠义风骨。我一直在琢磨，写苦禅，需要用大写意的手法，大泼墨大泼彩，形似更神似。每次翻阅记录苦禅事迹的近十万字的素材，感触殊深，我欠了苦禅先生一笔重债啊！２００１年，湖北美术出版社约写《半路出家》一书时，我将访谈笔记整理成一篇二三万字纪念文稿《“上帝”李苦禅》，收录其中。
写就《“上帝”李苦禅》文稿，使我欣慰了几分。苦禅为我盖齐白石为他治的印“死无休”时说过，“这是信”。我终于没有失信于苦禅老师。
１９８６年６月１２日，济南万竹园李苦禅纪念馆开馆时，我应邀参加了。此后，只要我去济南，就必去万竹园“朝圣”，每回都沉醉于苦禅先生的那些大朴大拙的水墨原作之中。
一字可以为师。苦禅先生把我领进绘画艺术大门，即席作画讲画，鼓励我拿起画笔作写意画。数不清多少次的“神聊”，对我的人生、我的丹青艺术，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一回，苦老的弟子赵宁安奉着新出版的《李苦禅画集》，请老师题字。苦禅先生在画集的扉页上写道，“以生命为艺术”。宁安走后，他对我说，“以生命作画，画才有生命。”我知道，这个题词也是苦禅先生送给我的。我虽然没有正式拜师，但绝可视他为师――我的人生和丹青恩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