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是19世纪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艺术家、思想家。随着全球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他作品中蕴涵的对自然与文明的和谐与冲撞的关系的思考也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关注。托尔斯泰在艺术上的现实主义，卓越的艺术技巧，作品中的自然主题、平民意识和人道主义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库普林(1870---1938)。并且，托尔斯泰也非常喜爱和欣赏库普林的小说，并给予其极高的评价：“库普林的作品没有任何虚假的东西。库普林是真正的艺术家，伟大的天才”。库普林对托尔斯泰的评价是“他使我们这些盲目而乏味的人看到天地万物是多么美好。他告诉我们这些疑心重重的吝啬的人，原来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美好的心灵，成为善良的，有同情心的，有趣的人。”
早在1889年，库普林因违反军事院校的学员未经许可不能在报刊上发表自己的文章的军事条例，在其处女作短篇小说《最后的首场演出》发表后被罚关禁闭三天。而这三天是列夫・托尔斯泰的创作深刻影响和鼓舞库普林文学创作的里程碑性质的三天，也是库普林走上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开始。在禁闭室库普林被托尔斯泰的中篇小说《哥萨克》中高加索的人物和自然景色深深地所吸引，更为托尔斯泰的艺术风格所折服。对比托尔斯泰的中篇小说《哥萨克》和与其艺术风格一脉相承的库普林的爱情名篇《阿列霞》，读者在感受两部作品中的诗意爱情时，也能深刻体会到作品所揭示的自然与文明的和谐与冲撞。两部作品中女主人公身上散发的自然之美以及她们对人类美好情操的孜孜向往和对诗意爱情的不懈追求，仍然能引起我们当代文明社会之人的感动与共鸣。
一，“自然之女”与“文明之子”的典型形象
纵观俄罗斯文学史，人与大自然的主题一直是俄罗斯文学的传统的、永恒的主题。俄罗斯作家赋予了“大自然”一词多重含义，它既是真实存在的大自然，也指人的原始本性；既包括现实生活的真实，也包括人的真实的丰富情感。俄罗斯独特的自然环境，熏陶了俄罗斯作家的情操，丰富了俄罗斯文学。它为俄罗斯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文学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人与自然”的话题和素材。不同流派的作家对人与自然及社会的哲理思考的侧重点不同：俄国感伤主义作家歌颂自然及“自然之人”的美好纯洁，大自然与“自然之人”的心灵及精神呼应；浪漫主义作家讴歌自然之美，同时也鞭挞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给大自然和人性带来的生态危机；而现实主义作家更为强烈批判此种不和谐的社会现象。
19世纪中期，由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与自然的冲撞不断激化，对大自然的破坏引起一些有忧患意识的文学家的忧虑，列夫・托尔斯泰对此状况尤为敏感，在其作品中有真切的反映。托尔斯泰笔下的大自然并非仅仅包括自然界，它还包括与文明相对的质朴、诚实、自由、友爱。他在作品中对自然景物的描写并非简单的风景描写，他描写的自然景物与人的情感是相通的，和人的精神生活是可以达到共鸣的。
每个作家在其文艺作品中都是通过塑造典型来反映现实的。“在文学艺术中，典型既具有深刻的个性，又反映了社会演变的趋向。文学艺术中的典型，一方面经过普遍化，把各种个别性纳入综合的联系之中，另一方面又具有多样化的特征，与实际生活中的个人融为一体。”列夫・托尔斯泰的中篇小说《哥萨克》和库普林的中篇小说《阿列霞》都塑造了“自然之女”与“文明之子”的典型形象。库普林信奉19世纪的文学思想。深受托尔斯泰创作及思想的影响，他塑造的“自然之女”与“文明之子”的典型形象可以说是将托尔斯泰艺术中的典型形象的继承和发展，他们之间既有普遍性，又有其各自鲜明的个性。在这两部作品中，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人类使命感的作家托尔斯泰和库普林通过“自然之女”与“文明之子”所处的不同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所受的不同宗教信仰等现实生活的描述，歌颂了“自然之女”对“文明之子”真挚纯洁的诗意爱情，也现实地揭示了他们的性格与社会环境的尖锐冲突，这必然造成其诗意爱情的悲剧结局。当然，在另一方面，“自然之女”与“文明之子”的典型形象的塑造也反映了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托尔斯泰和库普林在批判社会现实的阿时，渴望建立一个崭新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平等博爱、和睦相处的理想社会。
二，“自然之女，”与“文明之子”的诗意爱情
托尔斯泰和库普林在其作品中以理想化的大自然和宁静淳朴的乡村来否定工业革命带来的文明，他们对大自然有着深厚的感情，对资本主义的文明感到厌倦，认为大自然能够启迪人性中的博爱和善良的感情，因而，融合在大自然中能够使人得到真正的幸福。在托尔斯泰的《哥萨克》和库普林的《阿列霞》中，两位作者都不惜笔墨地描写了男女主人公从相遇、相识、相爱到最终分离的诗意爱情的悲剧过程。
小说《哥萨克》体现了托尔斯泰年轻时对自然与文明关系的思想探索。这部闪耀着无与伦比的自然美和道德美的作品，堪称人类艺术史上的一颗晶莹夺目的明珠。在作品中作者将高加索的自然美与人性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统一进行对比，展现了符合自然性的道德理想。托尔斯泰早在19世纪下半叶就已经在关注工业文明给人类造成的种种不理想的生存状况，深爱俄罗斯传统的诗意的庄园生活。并在其小说《哥萨克》中，描绘了高加索美丽的大自然中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诗意生存的画面。托尔斯泰塑造的“文明之子”――奥列宁的形象让我们看到了身陷城市，深受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熏染的人普遍道德腐败、精神空虚，而“自然之女”玛莉安卡的形象则让我们感受到那些亲近大自然的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思想却是多么的纯朴平实、自由健康。在小说《哥萨克》中，托尔斯泰也塑造了哥萨克群体的形象――“自然之子”和“自然之女”的形象，他们过着洒脱无羁、自然的生活，那巍峨的群山、茂密的森林、湛蓝的天空、飘逸的白云就是他们世世代代的朋友。在托尔斯泰笔下，外在美与精神美和谐统一的玛莉安卡是那么的美丽而健康、自尊而贞洁、活泼而自由。奥列宁对待深爱玛丽安卡的哥萨克人卢申卡之死的冷漠态度让玛莉安卡最终认识到；奥列宁对她的爱是一种自私的爱，不可能像她一样发自内心地爱她的族人，当然也不可能真正理解她的感受和思想，尽管深爱着他，但还是最终拒绝了他的爱情。
小说《哥萨克》中的男主人公奥列宁，一个接受了19世纪40年代进步思想潮流的叛逆贵族青年，就是在高加索美丽自然的怀抱中逐步经历了一个心灵觉醒与道德自我净化的过程。奥列宁是一个深受都市文明熏染影响的纨绔子弟，厌倦了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空虚和无聊的他放弃大城市里的生活，来到高加索美丽的大自然中寻求新的生活。高加索山区的巍巍群山面使奥列宁心灵震撼，发现了自我的渺小与卑微。在自然的宁静中，奥列宁原本纯洁的心灵开始渐渐苏醒。奥列宁在静观自然和自然共语的过程中，开始反省自己，思考怎样才能幸福的问题。和未被资本主义文明污染的玛莉安卡交往，让他深深体会到：大自然才是人类美德的源泉，是人类获得诗意 生存的根源。他认真地想到舍弃在文明社会的一切，登记入哥萨克籍，做一个单纯的哥萨克人，买一所房子和一群牛羊，娶一个哥萨克妇人(玛丽安卡)，使自己生活得贴近大自然，不损害任何人，甚至有益于人。他开始努力去融入哥萨克的生活，但因始终无法摆脱都市思想及贵族生活方式的影响，致使他最终不能像真正的哥萨克人那样生活，当然，他也没有得到“自然之女”玛丽安卡的诗意爱情。
库普林的《阿列霞》是俄国文学中继托尔斯泰的《哥萨克》之后又一篇歌颂“自然之女”的作品。女主人公阿列霞是库普林小说中的第一个浪漫主义的女性形象。她和被称为“伊里诺夫女巫”的外婆生活在波列西野边界地区偏僻森林里的一间犄角小屋里，除了一年几次去购买日用品外，几乎是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美丽单纯的阿列霞和森林里的一切有生命的动植物成了好朋友，深爱着美丽的大自然并能感知大自然神密的力量。但是，愚昧的村民把一切自然灾害的发生都推到她们身上而怪罪她们，当局也时不时对她们进行恐吓、掠夺和迫害。身为医生的男主人公伊凡在一次打猎中迷路，无意中走进了她们的鸡脚小屋。阿列霞以稳重而自尊的态度对待伊凡，伊凡为阿列霞的美丽、纯洁而独特且自由不羁的天性，以及虽不识字却带着祖传迷信的智慧所迷恋，时常去会见她。伊凡和阿列霞的爱情从美丽的春天开始，随着其感情与日俱增，短暂的分离使两人感到，“分别对于爱情就像风对于火一样：微不足道的爱情会熄灭掉，而伟大的爱情则越烧越旺”。夏夜月下林中的幽会是他们爱情的辉煌时光。库普林将月光下的景色与当时男女主人公的美好情感完美地融为一体。敏感而具有天生分寸感的阿列霞与伊凡的爱情也“始终没有被任何一个污浊的比喻和任何一个下流的瞬间玷污过”。阿列霞无私的爱情纯洁的就像林区的月光一样皎洁。为了能和伊凡长厮守，融入伊凡的生活，阿列霞鼓起巨大的勇气，试着改变自己的信仰而走进当地的东正教堂。但却惨遭村民的侮辱和殴打。高度自尊的阿列霞甚至不愿让伊凡看到她被打伤的面容，对他也没有任何怨言。大自然似乎在可怜阿列霞，感受她的痛苦，让一场骤然而至的暴风雨和冰雹毁坏了那些村民的庄稼。这也迫使阿列霞和外婆再次流浪他乡，远离了她可望而不可即的爱情。当伊凡策马去通知阿列霞和外婆，村民要再次对她们报复时，犄角小屋已是人去屋空。阿列霞和伊凡的诗意爱情就被残酷的现实给拆散了。
三、自然与文明的和谐与冲撞
“自然之女”玛丽安卡和阿列霞的光彩照人的形象和其感人至深的诗意爱情向人们展示了“人类最为珍贵的心灵之光只有在尚未被资本主义文明污染的偏远乡村依然闪烁”。“自然之女”尚未被资本主义文明污染的的生活及对“文明之子”诗意爱情的追求也体现了“人类是否可以‘诗意，地生存于世，追根到底，则要看人与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人与人以及人自己的身心之间，是否具有自由和谐的空间，以至是否能够建立起富有审美特质的关系。其中，人与自然环境间审美关系的建立，则又是形成‘诗意’之质的重要前提或根源”。杜维明在其《何谓“人诗意地居住在大地上”》(1995年)一文中曾说道，“人诗意地居住在大地上”，说得是何等浪漫，何等美好!可是世上又有如此多的辛酸苦难，残酷斗争，何尝有多少“诗意”?“诗意地”涉及对哲学的一个整体性的理解，即“诗意”在哲学里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诗”的领域里，人才有“真实”的――不是概念的、思想的自由，而是“实在”的自由，也就是说，不仅是自由，而且是自在。“人诗意地居住在大地上”即“人劳作地居住在大地上”，亦即“人自由地居住在大地上”。诗意的爱情也只有在诗意的大自然中存在，一旦有阶级思想和社会等级观念介入其中，诗意的爱情往往难逃悲剧的结局。
托尔斯泰读《老子》后悟出了自然之道，认为大自然自在存在着，并到处渗透着，不停滞在一个地方，人的幸福是与自然同在，与“自然同语”。因此他主张回归自然，反对物质文明。在他看到莫斯科生活在社会底层人民因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造成的日益贫困时，就越发痛恨俄国资本主义文明，更加留恋能与大自然接触的俄国传统的贵族庄园生活。他曾在1892年的一则日记中这样写道：“永不枯竭的欢乐之源是存在的，那就是无时不存在的大自然的美，动物的美，人的美。正是高加索山区充满诗意的大自然孕育了哥萨克人的善良、正直、质朴，赋予了“自然之女”玛莉安卡的高尚与完美。在玛莉安卡身上体现了人自身(生理与心理、感性与理性、肉体与灵魂)、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这“三大和谐”是人类建构理想家园的前提和基础，而实现这种和谐的根本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这在《哥萨克》中体现得最为鲜明。在美丽大自然的启发下，在玛丽安卡的影响下，奥列宁一天天地感到自由自在，愈来愈变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玛丽安卡和阿列霞不仅追求身体上的自在，而且渴望精神上的自由。阿列霞的思想观念中有“敬畏生命”、“敬畏大自然”和人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众生平等的意识，所以她能热爱大自然中的动植物，反对伊凡的打猎行为。这也是自然与文明的和谐与冲突的本质体现。
结束语
“库普林从托尔斯泰那里学会了用描写风土民情来表现心灵的激荡。使库普林最受触动的是，在那些粗野的场面中，早期托尔斯泰对力量的欣赏，对描写对象的确切了解和理解，与晚期托尔斯泰的反文明、反国家主题，与对普遍接受的社会生活形式中包含的虚伪、虚假、做作和违反人性的内核的‘存在主义式的’敏锐感觉全都融合在一体。”托尔斯泰和库普林作为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家，二人都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他们的作品中也不乏浪漫主义色彩，甚至在描述其男女主人公的浪漫诗意的爱情的同时，也对其进行着“理想的考验”：即大自然、人的自然而健康的感情和爱情，还有所有需要道德力量、健康的心灵、勇气及责任心等的事物对人的要求。奥列宁和玛莉安卡、伊凡与阿列霞之间的“文明之子”和“自然之女”式的诗意爱情悲剧，深刻揭示了自然与文明的和谐与冲突关系，即如卢梭的名言――自然使人善良，社会使人邪恶；自然使人自由，社会使人奴役：自然使人幸福，社会使人痛苦。《哥萨克》和《阿列霞》这两音小说批判了现代文明对人性的扭曲与束缚，从而呼唤人们在身心道德方面、在社会生活及物质需求上“回归自然”，在自然中寻觅诗意的生存方式。在当代世界进入后现代化时期，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人类精神日益浮躁之时，在“回归自然”中保持精神的自由与和谐，以达到“人性回归”的思想意识，对人类诗意的栖居，对世界和平发展及我国建设和谐社会仍起着积极现实启发意义，依旧具有不可低估的有益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