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与世永别了。他享年84岁。 张大千是四川省内江人。他比我整整大了33岁。1956年，他匆匆过港去欧。我在日报上偶然得知他住在郎静山先生开设于尖沙咀的“国际艺术人像馆”，就去探见。
那次见面一共不到十五分钟。他告诉我，他已在巴西定居，我说不久将去西德求学。我们没有交换地址，也没有再约会日期，就这样在黄昏中分手。记得他送我到门口，深深鞠躬告别，这种礼节我已多年不见了。
我一去西德就开始了六年半工半读的苦学生活，直到1963年底才考得学位。次年与德籍女友结婚。正巧表哥来西德举行画展，我从当年任职巴黎联合国文教组的远亲郭有守先生处得知他的住址，就请他们一齐来参加我的婚礼。
在西德他仍是长袍布鞋，一派中国绅士风度，处处引人注意。记得我们为庆祝他65岁生日曾在莱茵河游艇上举行宴会。船上游客见到这样一位中国的“美髯公”，纷纷前来请他签名留念。当时我们一群身着西服的“华人”骄傲地站在他身旁，内心却感到万分羞愧。因为我们已“西化”到连穿中国衣服的勇气都没有了，而张大千却能一身布衣走遍天下，四川方言从不离口。他“有所恃，而无恐”该是多么的幸福。
西德科伦城之会也只有几天的时间。要找他说话的人太多，我们仍未能作畅谈就又匆匆分别了。他经日本回巴西时，曾在横滨谐乐园小住，赶画了一幅山水寄来作为补送我的婚礼。这幅画一直挂在我的书房里，如今见物思人，而他已永离了人世。
1965年秋，我与内人终于踏上征途，飞越大西洋去巴西她的家乡度假。
张大千离开四川已久，但他“本性不移”，仍然健谈，好客爱吃。可惜他晚年深为糖尿病所苦，必须注意饭食，鱼肉油荤已不能多吃。为了替我们洗尘，他还是叫私厨特地做了一桌精美的酒席。又亲笔写好菜单，送去厨房，然后给我留作纪念。
“八德园”两周日夜相处，畅谈阔别，使我们之间的关系更为亲近，它早已超越了年龄、地位、学识的差别，而有了不止于表亲的友谊。回想当年在港初次见面时，彼此相对无言，宛若路人的情景，这份友谊就显得更加可珍，可贵了。
1967年我考得博士学位后，抽空与内人去纽约拜会她战前移民去美的亲属。那时张大千正在加州克密尔城办画展，他得知我们已在美国，就坚邀去加州与他相会。我日间看他画画，或陪他散步，而他总是边画边讲，一面走一面讲。终日听他用乡音讲故乡人物、轶事，常不知身在太平洋彼岸，离四川内江何止万里!
有一次我突然问他:“你这样道地的中国人，入了巴西籍有何感受?”
他睁着眼大声的回答:“这有什么关系，我这个人仍是中国人嘛!”
那次克密尔城一周的相聚想不到竟是最后的一次了。临走时，他挥毫为我画了一幅墨荷。在一枝挺干的荷花旁陪衬了一大片残叶。画完后他信手在画旁写道:“钟烈表弟分袂三年顷来访于克密尔。欢聚数日又将去西德，别绪不任，写此黯然矣”。最后一句多少带悲伤之意，不知他是否当时已有预感:此一别，后会无期了。
他的死讯传来，我站在客厅里，面对此画良久。他豪迈的笑声，拂髯的神态，朴实的衣著，一切都似昨日情景，却已一去不复还了。
4月12日，西德《西德日报》登出了他的照片，追念他为用“泼墨”结合中、西艺术最成功的画家。而这位驰名中外的一代画师在我心中将永远是一个平易近人、可爱、可敬的长者。他象千百万真正的中国人那样，总是在平凡中显露出他们的崇高与杰出，所以他们是难忘的，永远存留在人们的心中。
(忠明摘自《广角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