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读到《杀人不眨眼的比尔・哈里根》，根本没有什么感觉。因为这篇小说写的事情我无法想象到，那个人物比尔离我未免太远。现在辞了工作，在家专事写作，为了治疗失眠，也是为了忘掉一个人，又多次重读这篇博尔赫斯的小说，理解就有点儿改变。至于二者之间有什么联系，我至今说不清楚。那是去年过了春节，我在北京生活了一段时间，准确说是学习了120天，关于文学创作方面的。这个人在网上知道我在北京后，专门在某个豪华的酒店里请我吃了一顿饭。那座豪华的酒店据说是中央某位高官的夫人做后台老板。这些都是胡同里的说法，也没人去考究。在这一百多天里，我接触到许多人物，其中很多都很牛逼。而牛逼的原因大概不外乎很有钱超级有钱，很有才太有才，很大胆无法想象的大胆等等。而请我吃饭的这个人就是一个很牛逼的人。
也许你已经猜到了，我要说的就是杜勇。
当 初
杜勇生活的世界，在我们初识的时候，那是相当荒凉辽阔的。我们那个油田当时在国内排行老四，是中国四大油田之一。油田越大，荒凉的广度和深度就越不可思议，想一想大庆油田以前的环境，你就知道了杜勇少年或者刚进入青年时期的生活环境是什么样子了。杜勇确实是个不错的孩子，随着钻井工的父亲和当家属的山东籍母亲，从辽阔的大西北一个老油田辗转来到国内第四大油田。由于父亲转战南北，孩子上学就无法保障正常，所以杜勇缺了不少课，但还是考上了西南一所国内很有名的石油学校，学了采油专业。毕业就被分配到采油厂的技校，教一门叫采油工艺的课。杜勇被分配到技校教书，没有到采油队实习，之后顺理成章当上技术员，这主要“毁”在他戴了眼镜。
采油厂组织科长是一个军转的将近50岁的男人，没读过几年书，但是很爱才，尤其对戴眼镜的特有感觉。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人们普遍认为，戴眼镜的就必定是有学问的，有学问的，当然是要到最需要学问的地方去。因此杜勇就被重用，幸运地分到了采油技校（关于杜勇到技校教书，他虽然没有公开提出自己的反对，但是，在他的意识里，他是一万个不愿意。当时的教育环境和社会上对教师的看法，以及他父母的意见，也影响到了杜勇对教师职业的看法。他们都一致认为，教师是没有出息和前途的职业）。
现在提起这位组织科长，连杜勇都忘记他姓什么了，我就更没有印象。当时我在宣传科做通讯报道员，和他没有什么接触。因为那时候做组织工作的人很牛逼，很吃香，不敢随便接触组织是我们年轻人的特点。所以杜勇在北京请我吃饭时，叙旧到组织科长这里，对他已经没有什么具体的印象了，只知道他是河南南阳人，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儿。遗憾的是，那漂亮女儿是个跛脚，虽然跛得基本能够让人接受。但是，“如果让她做我的老婆，我肯定接受不了。”那天在北京那家酒店，杜勇喝了一口酒说，“尽管她长得确实很漂亮，但是你和她走在一起，你的感觉只有一个，这个世界总是摇晃的，在摇晃的世界里生活，你的日子能够稳定吗？”我不置可否。因为我知道他为什么会发这个感慨，文利告诉过我，组织科长曾经托技校女校长给杜勇传话，说组织科长的女儿喜欢杜勇。文利当时在采油厂中学当语文老师，因为我们都住在一座公寓的同一楼层，就互相认识了。又因为我们都是狂热的文学青年，就倍感相见恨晚，成了朋友加兄弟的关系。
现在不说这些，因为文利和我们的交往很多，以后有机会说他。还说杜勇。杜勇后来离开采油厂，并不是因为他断然拒绝了组织科长纳为女婿的美意而遭到打击报复。其中原因，熟悉上世纪八十年代政治和历史的人大概都知道，在那个采油厂工作的人也会多少听到一些关于杜勇及其有关的人和事，毕竟采油厂职工连带家属也就五千多人。那是一个理想主义年代，西风东渐，崇尚个性自由成了时尚，政治改良欲望尤其强烈，要求精神自由者大有人在，所以抛弃计划分配固定工作的大学生不在少数。况且一个年轻教师，他走就走了，也没什么稀奇，因为走的人还有文利、大田、大凯。对了，大田大学是学理工科的，大凯是学油画的，毕业都分到采油厂中学教书，大田教物理，大凯自然教美术。人们不理解的是，文利、大田、大凯都去了北京，只有他杜勇跑到了海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去了海南也没有什么奇怪，当初海南开发，那是一个创业和淘金的美妙场所，多少怀梦的有志青年不向往啊！关键是杜勇两年后给人炫耀说，他在那里搞倒（注意是搞倒，而不是搞到）了一百多个女人，大多还是有身份有经济实力的老女人。如果搁到今天，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说一个二十出头的帅小伙子两年多搞了一百多女人，人们肯定不会大惊小怪，会十二分地相信。那时候可就不一样了，更不得了了。据说现在杜勇的发达，混到京城一个区某通讯公司老总的位子，确实受益于那段不齿岁月“疯狂”的经历。据自称很了解他的人说：当鸭子成就了杜勇，要不他咋也混不到年薪一百多万的老总位置。
其实，他们也未必真了解杜勇。就我所知，杜勇还是一个好学上进的同志。参加工作后，我们五个人中，他是最爱学的一个，整天泡在技校的阅览室和不大的图书馆。还经常向我们推荐一些外国的书，比如博尔赫斯就是最早从他那里知道的。但他写得很少，要写也多是读书笔记。诗歌小说基本不写，但是文学观念很先锋，比如说，小说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之类。现在看来，写作的人对这些观念早已耳熟能详，算不得什么了，但在那时候却是惊人之语。大凯整天因为找不到女模特而苦恼，为油田不开放，是个文化沙漠而抱怨不休。大田大学专业是物理，教的是物理，却痴迷于音乐，狂乱地写诗，沉迷到无法自拔。文利理性得多，写小说写剧本，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沉湎于萧红的小说中，几乎溺死。但我理解他钟情于萧红，并非是崇拜萧红的小说，而是对她的情感生活崇拜。这一点也在他的电影剧本《萧红传》里得到印证。他不是欣赏萧红的作品，而是欣赏萧红本人，进一步明确说，他是爱上了萧红的“爱”。当我的这几个朋友都各奔东西的时候，我还在宣传科搞着油田会战报道，整天围着领导转，给厂电视台、广播站写稿子，觉得不错的新闻就送到油田电视台和石油报。听说他们走，我非常吃惊，也很伤感和失落。我的身边一下子就少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人和事，我真是不适应了生活。这些猝不及防的生活变故，对于刚参加工作不到两年的人来说，这样的人生课来得未免有些唐突。可以说，我们五个文学青年已经作了鸟兽散。杜勇是油田子弟，他的“遗物”从宿舍拉回到家里了，文利、大田、大凯老家都在比较远的农村和城市，他们的东西都由我存放。东西较多，壁柜装不下，只好装在纸箱子堆到床底下和桌子底下，大多都是书。而书也大多都是因为热爱太热爱，在阅览室图书馆先是借看了，还了之后觉得好，又从那里偷出来的。
这些书，主要来自三个图书馆阅览室，采油厂，技校，中学。我们从那里窃到了大量的文学名著，深夜或者不上班的时间里都躲在公寓里如饥似渴地阅读。尤其是他们离开把书寄放在我那里之后，方便了我的阅读，等于把三个图书馆的文学名著搬到了我的房间。现在想来，我还感激他们。杜勇看到我如今因为写作来到北京，和他坐在一起喝酒，也是感慨万千。“你走到这一步也真不容易，你还能坚持，坚持写到今天，真不容易啊。”他喝着洋酒，把玩着透亮的水晶酒杯，中指上的白金戒指映着灯光，一闪一闪。我说，你也不容易，混到今天这样，你也能坚持。“是，都不容易。”杜勇突然眼含着热泪说，“我们，都不容易。”杜勇的水晶镜片在眼睛上闪着亮光，但还是没有遮住他眼里噙着的泪水。我选择了文学，他选择了什么？当初的文学梦想，当初在文学梦想中构建的爱情理想和社会政治抱负，当初我们所有的理想中，我敢说，我们压根儿想不到金钱理想。
那么，杜勇呢？
到海南去
那天晚上，他们四个人相约，先到采油厂东大门口吃饭喝酒。那里，农民们靠着厂区院墙盖起了简易房，开起了小酒馆、美容美发厅、录像放映厅、小卖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开放还吞吞吐吐的时候，一到晚上，那里还算得上一个热闹的地方，吃喝嫖赌，可以遮遮掩掩地干起来了。我们五个人也经常彼此做东去消费，只限于吃吃喝喝，喝的多是散酒，农村人自己用粮食做的，没有什么牌子。我的酒量最小，一口酒就会点亮我的脸。“你真秀气，女孩子一个。”杜勇这样调侃我。但是，那次他们喝酒没有叫我，和我的酒量以及秀气没有什么关系。他们不让我参与的理由是：不能耽误大顺的前途。在他们的眼里，我在厂机关工作，整天能见到领导，是有身份的人，更是一个有远大前途的人。而他们都是教师，在那个年代教师是没有几个大学生愿意干的工作，地位和待遇都很低，他们也想“上头”有个自己人。更要命的是当教师没有前途。对于满腹抱负的年轻大学生来说，没有前途是一种什么样的打击和灾难，可想而知。所以他们在瞒着我的情况下，聚在一起喝了小酒，之后到中学大田的办公室，发生了那件后来轰动全厂的“政治”事件。他们这样做让我耿耿于怀，至今仍然伤心不已。他们虽然是爱护我，保护我，后来我知道后，却实实在在伤了我的自尊――我的朋友们啊，这些理想主义的文学青年。
他们最终瞒着我做的一件事情，从此改变了他们四个人的人生道路。
去北京学习前，在北京混到一家文化公司老板的大田曾经在电话里，给我说起了杜勇的事情。
杜勇这小子现在最牛逼，咱四个谁都比不上他。
（我说，不就是钱多嘛。）岂止是钱多。在京城有钱人多了，但就是牛逼不起来，因为他们被钱拖累着压迫着，牛逼不起来了。
（我说，你就是这种被拖着压着的吧。）我？你骂我吧，我没钱，真的没钱。现在对于我这种只有千把万的人来说，在京城只算小混混儿，勉强糊口，只够养车养房养孩子养老婆，小三都不敢想。
（我说，杜勇结婚没有？）他敢结婚？他哪有这个胆？他敢结婚，她就敢灭了他。
（我说，灭了他，谁灭了他？）你不知道？别在我面前装处女了，你好像不是在地球上生活一样。就是那个李京啊。
（我说，我还真不知道，只听说有个女人帮了他，到底是谁，咋回事，我怎么知道？）不知道就算了。李京也都五六十了，还霸占着杜勇，这在京城谁不知道。杜勇到底是啥状态，我来京城二十多年我们没有见过一次面，谁知道。
（为啥不联系？我问。）联系过，他说了一句话，以后就不联系了。
（啥话？我问。）他说，别再联系了，他丢了朋友们的脸，说咱们要是知道他做的什么事，绝对会受不了。其实，我们哥几个还是有感情的，来到京城二十多年，一个人的时候，就想起了从前在采油厂的日子，你说一个大男人，想着想着，泪就出来了。其实，谁都不容易，你说是吧？他杜勇容易吗？
（我说，你说的都对，生容易，活容易，生活不容易。）你又在调侃了，我刚来了点情绪，又让你给搅和了，你能不能让我平静地享受一下倾诉和感伤的快乐？
（我哈哈大笑，说，你这才是装逼，你最好找杜勇叙叙旧吧，都在京城。他或许现在正和你一样，想享受一下倾诉和感伤的快乐呢。）
在京城的朋友只有他们俩了，他们俩二十多年还仅只是通了几次电话。这到底为什么，我不得而知。在京学习期间，杜勇那次请我吃饭，我就提到大田，说一起坐坐。杜勇轻描淡写地说，他开公司，忙，就不叫他了。我就没有坚持，当你闹不清某些人和事情彼此之间关系的时候，最好不要理会。但我知道肯定里面有什么道道存在。在吃饭过程中，过去的岁月当然是下酒的好菜，免不了就提起了文利、大凯和大田。他说他到北京的时候，文利和大凯已经不在北京了。文利回了老家郑州，大凯去了东莞。还是教书，一个教中学，一个在职业技术学院，据说工作生活都还不错。“和你不一样，他俩和我都不写了。”杜勇说到这里，似乎很感伤，好像很对不起文学一样。我说，只要你们不小瞧我，我就满足了，我没有什么本事，平时上上班，业余读读书写写字，让老婆省心安心放心。这年头文学算个啥东西啊，都被边缘到天涯海角了。不像你们，权钱名利都有了，牛逼。
后来，杜勇喝多了，还一直喝，劝不住。喝多后的话题就更多地围绕着大田。杜勇为什么到了京城拒绝和大田联系交往，从杜勇的酒话里，我梳理出来至少两条最关键最有说服力的理由。说到其中一个原因，就不得不说说上面提到的那次“政治”事件。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满大街的录像厅，整天唧唧哇哇震天响，放映着凶杀武打甚至黄色的录像带。就我所知，我们五个哥们儿里，对此感兴趣的只有大田。所以后来知道那次政治事件根在大田，我没有感到任何意外。
那天下午，初夏的太阳将尽，杜勇正在和学生打篮球，一个很好的机会，他却投篮不中，挥了一下手，摇了一下头，表示自己的沮丧和懊悔，场边观战的女生也在表示着惋惜和遗憾。这时大田骑着烧茶炉老王的破自行车来了，他把正在懊悔的杜勇叫到身边，说了几句，之后就一起离开球场到了校门口。大田兴奋异常，向周围看了看，见没有人，然后神秘地从怀里拿出一个长方形的东西，报纸包着，递给了杜勇。杜勇打开报纸，看后满脸通红。最后，杜勇说，这个事你给文利、大凯、大顺说了吗？大田说，你是第一个。杜勇说，你在哪儿弄到的？大田说，在县城租的，押了我二十块钱，租金一天五毛。杜勇说，那得今晚看完，明天就还。可没有放像机咋办？大田就问：你说咋办？杜勇就说，你去找大顺，宣传科应该有，就说晚上看一个教学资料。大田正准备离开，杜勇叫住他，说，“一定对他保密，不要说漏嘴。”大田愣了一下，没有明白杜勇的意思，但也没有问为什么，就意意思思地跨上自行车走了。“他确实是在保护你。”多年后，大田有一次电话中提起这件事，这样肯定地评价杜勇，“杜勇对你，真是没说的，他说五个人中得留一个纯洁的，不能污染了你，耽误了你的前途。”
后来我才知道，那次所谓的政治事件不过就是四个人“聚众违法偷看黄带”。尽管现在法律仍然反对看这些不雅的精神产品，但在现在人看来，没有什么丢人的了，只是觉得有点儿可笑。事情就那么简单。
但是，简单的事情如果遇到了意外，那就让简单无法左右事情的走向了。我的四个朋友实在不幸，他们既选错了放映录像带的地方，又深受厂保卫科长业余爱好之害。那天夜里，酷爱打麻将的厂保卫科长太兴了，他的运气太好了，还没有到凌晨一点就把牌友的钱赢光了，往常都是到凌晨三四点才散摊。从厂区东边院墙外的牌场出来，兴奋未减的保卫科长开着北京吉普警车经过中学，越过不高的围墙，看到学校二楼一个办公室没有开灯，但是窗玻璃却一闪一闪，觉得蹊跷，就停了车。和门卫打了招呼，一起悄悄上楼，在闪光的办公室门口停下来，听到那些异样的声音，保卫科长丰富的经验马上知道了屋内在干什么。一股长期培养成长起来的正义感窜到丹田，他在走廊上慢慢后退一步，突然前进一大步，猛然抬起右脚，朝办公室木门踹去。只听哐的一声，遮盖了放像机发出的呻吟。保卫科长身子因为惯性没有停住脚步，冲了进去，大吼一声：都别动。一瞬间，确实都没有动，大家还没有反应过来，注意力集中在办公桌上一台五寸的黑白电视上。屏幕上一对外国男女赤裸着，正在亢奋地做着爱。
大田突然大声喊起来，你干啥，你干啥！这是他本能的反应，因为恐惧，声音都变了调。沉稳机敏的杜勇拔下电源，抱起电视和放像机冲出屋子，大凯和文利也抓起报纸捂着头跟着跑了出去，把走廊站着的门卫撞到了墙上。保卫科长始料未及，等到反应过来，高声喊着：站住！还是听着慌乱的脚步奔出了楼房。保卫科长做做样子，紧撵了几步，又大喊了几声，就停了步子。回身来到办公室，门卫已经把灯打开，正在和大田说着话。保卫科长对大田说，你跟我走一趟吧。经验告诉他，抓住了一个，就等于抓住了全部。
事情也确实应了保卫科长的判断。虽然那天夜里跑了，保卫科长和门卫也不认识杜勇他们跑掉的三个人，但是第三天上午，大凯、杜勇和文利还是进了保卫科。就因此，杜勇心里就落下了心病儿。这就让杜勇想不明白了：据说大田在保卫科也没有受到严刑逼供啊，他们三个怎么会那么快就进了保卫科呢？
这个事情最后也是不了了之。保卫科录了口供，让每个人写了检查，因为没有造成严重的政治影响，让中学和技校领导把人带回去进行批评教育。之后在厂保卫科和组织科的监督指导下，又停止了四个人工作，在厂团委办了一个学习班，由团委副书记祝姝带着，每天集中在厂团委一个会议室学习。持续了一个半月，每个人又写了深刻的心得体会才算了事。其实，据保卫科长后来说，这个事情想搞大也能搞大，上纲上线，一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就给他们戴上了。但是厂里不想搞大，也不让搞大。上级早有规定，如果发现哪个单位出了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单位党政一把手就地免职，稳定压倒一切呀。这哪还敢张扬啊，捂还来不及呐。
过了暑假，在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的秋天里，杜勇突然就从学校里消失了。
杜勇去了海南。
他死谁手
杀人不算什么本事。杀了人还能让人活着，并且和你生着活着，一起生活着，那才是本事。杜勇就有这样的本事。说来，你也许不相信，我的朋友杜勇尽管欣赏过黄带，在去海南的时候还是童子身。到了海南被那个北京的少妇验证之后，才不得不进入成年人之列，成熟了。这就是为什么那个北京少妇对杜勇特别垂爱的主要原因。那个北京少妇就是李京。以上这些也都是听说，杜勇和李京的故事，传言很多，版本自然也不少。我知道的就有三个。
当初杜勇南下海南，也不是被逼无奈，非去不可。“那当然是一时的冲动。”杜勇的脸色变得很红了，手里的酒杯已经空了好几次，又满了好几次，眼睛除了泪水，还含着忧伤。“那种幻灭感，好像觉得天一下子塌了，觉得全厂的人都在盯着自己，在背后指指戳戳，都瞧不起自己。”我说那时候我们都年轻，都太敏感，其实也没人关心你们那些破事，领导最关心的是产量，职工最关心的是生活，谁去关心你们啊。主要是你们自己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如果是因为这些你走，说明你那时候还真不成熟。”
杜勇没有辩驳，也没有让我烟，独自点上一根，深吸了一口。烟头的红照亮了他的鼻子。他说，如果是因为别人的不理解和周围人的瞧不起，我也不会离开油田。那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们说他们的，我做我的，大不了不和他们打交道罢了。关键是我理解不了我自己，理解不了我自己的理解和对人的判断，可以说我失望了。我对人的判断产生了怀疑，对自己从一生下来就信奉的道德与真理产生了怀疑。我开始怀疑我对人对社会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与认识的正确性了，认定我的真诚和这个现实的世界拧巴了，但我无法否定自己，也拿不出说服自己的理由。我很失望。是的，那时候我很失望，甚至是绝望了。所以我走了。
杜勇沉浸在自己的叙述里，语速很慢，好像竭力要隐瞒着一些具体的事情，同时痛苦费力地从具体的表象中挖掘一些普世的经验教训和生活的真理。我说，你是不是因为那个事情觉得朋友出卖了你们，觉得自己的信任被亵渎了？他没有回答我，只是不停地喝酒。酒喝到胡言乱语的时候，就需要从肚子里倒出来了，连同淤积在心中的话。杜勇又把一杯酒干了，用手抹了一把嘴，指着天花板说，朋友，他妈的朋友，都是什么东西！出卖，背叛。怎么和书中写的不一样？贞操呢？坚贞呢？无耻！现在，我佩服共产党！佩服江竹筠！佩服刘胡兰！佩服！所以我想入党。
我知道，杜勇这是在说大田。过去了二十多年，现在他已经确定了当年他和大凯、文利“被捕”都是大田出卖的。按照杜勇的意思，这也直接导致了他的出走。
那一晚，我拿着他的卡结了账，他的车就放在那个酒店。和侍应生把他拖进了出租车里，到“王朝”开了房间。我至今也不知道他家住哪里，他没给我说，我也没有多问。别人不想告诉你的，你最好不要问，这也成了现代人做人的忌讳。我在“王朝”陪着他，没有睡觉，一直看着电视，记得看了一部电影《高考一九九七》，很感慨那个时代的友情。他大睡，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第二天早晨我在走之前叫醒他，把他的车钥匙、消费卡交代清楚。他不好意思地说，二十多年见一面，弄得还这么狼狈，让你看到我的丑陋了。我说这就是你杜勇，如果你还掖着藏着，在老朋友面前装逼，你就无耻了。他说你不介意就好。随后他侧身要起来送我，我说你继续睡吧，我上午课听完再和你联系。可直到他再次消失，并且是永远消失了，我们也没有再见过一次面，再没有通过一次电话。我学习结束就扎起行囊，匆匆打道回府，没有联系他。
在这里，我不得不说说杜勇和李京的故事，这和杜勇拒绝与大田交往有直接关系。前面我说过，从杜勇的酒话里，我梳理出来的两条最关键最有说服力的理由，除了那次政治事件给杜勇造成心理伤害，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关于杜勇和李京到底是什么关系的问题。
关于杜勇和李京的传言很多。当年杜勇带着不多的三百元钱南下海南，在火车上被偷，报案后，乘警也无能为力，杜勇就和乘警发生了争执。气愤之下辱骂乘警，被戴上手铐。恰逢李京从餐车回软卧车厢，一切尽在眼中，就和乘警交涉，规劝杜勇。乘警遂与杜勇和解，杜勇没到海南便被李京收于麾下。这是其中的一个版本。而李京是何许人也？至今仍无人真正知其根底。按照大田的说法，杜勇和李京认识的时候，李京应该还不到四十岁，在北京有高干的亲戚做后盾，在海南开发房地产。离异有一女。杜勇到海南就做了李京的“生活秘书”，还学会了开车。其实，李京也不是真正的老板，真正的老板是不便出面的高干亲戚，李京只不过是“前台经理”。一说到“后面”的高干亲戚，李京就更显得神秘了，都知道她后面有人，但那人是谁、干什么的，就都不知道了，就成了一个谜。另一个版本是，杜勇到海南后，雄心勃勃，四处求职，可一个月下来，已身无分文，又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露宿街头。某日正好睡在李京的办公楼下，被李京发现带回家里，李京当夜就“强奸”了杜勇。“你知道，李京那时候已经离婚，也正是如狼似虎的年龄，杜勇那小子又很洁癖，一直是童子身，对贞操有一种固执到顽固的地步。他曾说过要把自己的第一次献给自己爱的人和爱他的人。所以李京搞杜勇，那只有强奸才能完成。”大田对杜勇被“强奸”也深信不疑，“失了贞操的杜勇只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了。死心塌地跟了李京，成为她的玩物也是顺理成章的事。”这是大田的判断，他曾经多次和别人这样讲，也有很多具体的细节。此种说法，从杜勇闪闪烁烁的酒话里，我没有找到一点儿根据。这也是杜勇觉得大田污蔑自己的原因之一。还有第三种说法。杜勇到海南既找不到工作，又没有钱生活，误入歧途，到一个大酒店做了“侍应生（鸭子）”。就是在杜勇做“鸭子”的时候，被寂寞的李京偶然看中。由于杜勇床上功夫了得，人俊活好，深得李京宠爱，就被包养，公开称谓：贴身保镖。这种说法被传播开来，据杜勇说，也是大田所为。但是那次他请我喝酒，我闪闪烁烁提起做“鸭子”这事，杜勇一点儿激动没有，更没有生气。他平静地说，挣钱有什么可耻辱的？你得顺应时代，顺应潮流。你看那些美国电影战争片，说让你举手投降，那些美国佬就乖乖举起了双手。你做了俘虏，还负隅顽抗，不是傻逼是啥？对“贴身保镖”的说法，他说自己确实做过。一开始被招为李京公司的保安，也就是看大门的。做了一个多月，就到行政处，做了“事务秘书”。之后，李京出钱，他学会了开车，办了驾照，就同时兼做了李京司机。我看出来，杜勇对大田说自己是什么根本不在乎，他在乎的是，大田不该这样添油加醋地去宣扬朋友做的事。他认为，真正的朋友不应该这样去宣扬朋友的事情，尤其是朋友不太干净的事情。
在北京没有见到杜勇之前，我也多次打问过大凯和文利有关杜勇的情况。他们都说，他们听到的有关杜勇的所有传闻，都是大田告诉他们的。自从杜勇去了海南，他们几乎和他没有什么联系。“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更不知道他具体的工作地点，也没法写信啊。”是，这一点我信。而大田在杜勇朋友圈里圈外散播杜勇的“谣言”，根据是什么？又是为什么呢？仅仅是嫉妒？这让我想起了那次电话里，大田说，杜勇这小子现在最牛逼，咱四个谁都比不上他。我说，不就是钱多嘛。大田说，“岂止是钱多。在京城有钱人多了，但是就是牛逼不起来，因为他们被钱拖累着压迫着，牛逼不起来了。”大田说的意思是，杜勇最阴险，他这一辈子搞定了一个李京，也彻底杀死了李京。以前是杜勇对李京死心塌地，现在是李京对杜勇死心塌地。这就是杜勇的厉害之处，杀死而又有办法让死人复活――这就是为什么大田说杜勇杀人不眨眼，言其厉害。“如果不是李京，他杜勇能有今天？我北漂二十年，也才挣了这么个家业。”我听出了大田的意思，难怪大田对杜勇的“事业”耿耿于怀，说三道四。大田对杜勇的看法还不仅仅如此，据大田讲，杜勇可是名利双收啊。刚来京，市电视台和报纸都专门采访过他，说他捐资助学，在贵州、河南、内蒙古等地帮助三十多名贫困学生上学，从此名声大振。就在前年，他还出资五十多万元在贵州捐建了一所小学，命名杜勇小学。大田说杜勇牛逼，且能牛逼起来，主要也是冲着杜勇不惜钱，不在乎钱说的。但是，对于杜勇舍得撒钱，大田有他自己的看法。“他的钱挣得容易，进一步说那些钱不是他用血汗挣来的，当然他不可惜！我这房这车可是一分钱一毛钱自个儿挣来的血汗钱。”大田不屑于杜勇的施舍行为，“像他那样不是光明正大挣来的钱给我都不要！他这是既做了婊子，又立了牌坊。”我说，不管钱从哪来，把它用作善事，也没有什么不好，总比吃喝嫖赌了强吧。“你现在变了，没有原则性了，党白培养你这么多年了。作为作家，灵魂工程师，你咋写文章教育别人了。”大田对我也不满起来，“黑帮就是黑帮。这是极为本质的东西。做一些善事，掩盖不了他们滔天的罪行。究竟他的富是怎么富起来的？难道强盗杀人越货发财致富了，又拿出一丁点儿抢来的钱财施舍，他就变成好人了？靠做鸭子做妓女富裕起来，然后从了良，改邪归了正，难道就能掩盖抹杀了他们曾经的不道德？为富不仁虽然不全对，但是说，人一富了，就文明了，就善良了，有什么根据？更何况，都知道他杜勇的钱不是干净的。”最后，大田愤愤不平地说：“这些�人，我算是看清楚了，有了经济基础经济地位，还不满足，他还要政治地位。你不知道，他一直想着政协委员呢。真是那句老话说得好――人心不足蛇吞象啊！”
我看出来了，杜勇和大田是拴不到一个槽里的叫驴，因为彼此都不齿对方的人品甚至人格。对于他们俩，我无能为力。
他突然开着奔驰回来了
杜勇开着奔驰，回到还没有开放的油田采油厂，人们的眼珠子都鼓出了眼眶。这是大凯最先告诉我的，大凯说这个消息是他做采油工的妹妹给他说的。在我打听杜勇开回来一辆奔驰的时候，我也听到了很多闲话。前面已经说过，对他在海南做鸭子的传言，那时候就已经在人群中散播开，虽然没有家喻户晓，但是好事者多有耳闻。杜勇的妹妹和大凯妹妹是同事，在一个采油队上班，一天大凯妹妹不知是羡慕还是好奇，问她哥哥的情况，杜勇妹妹一下子脸就红透了，很生气，之后很久不和大凯妹妹说话。我亲自找到大凯的妹妹，她说，听说杜勇回来了，就是没见过面，去过他家两次也没有见着。我又问了几个人，也说没有见过面。过了几个月，大概是那一年的12月份吧，算来杜勇回来也三个多月了，人们的注意力渐渐从他的奔驰上离开，我突然就想去看看他。
“他前天走了。”杜勇的父亲站在平房小院的门口，抽着烟，客气地说。“大勇走的时候还说，你肯定会来找他，他让我给你说，他不去海南了，他要到北京发展了。”
杜勇的父亲说着把我让进屋里，从柜子上拿出一个木盒子递给我，“这是大勇从海南给你带的。”打开盒子，那是经过加工的红珊瑚。
回想那时候，自己内心对杜勇模模糊糊的态度，现在觉得很对不起他。尽管我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也没有帮闲传播任何不利于他的谣言，但是还是觉得自己没有及时去看望他感到内心不安，为没有见上一面至今愧疚不已，后悔不迭。这件事情和我后来的感受，我曾多次和大凯、文利、大田说起过，并对杜勇突然回到油田，又突然跑去北京发展存在疑问。文利、大凯和我一样都觉得莫名其妙，可也没有发表什么看法，都说世事难料，人挪活树挪死。大田倒是想什么说什么，对杜勇有一肚子的看法。他怀疑杜勇在海南犯了什么事，不得已才离开海南回到油田避避。至于犯了什么事，“这得问他自己。”
奇怪的是，杜勇到了北京，也没有和文利、大田、大凯任何人联系。所以他为什么到北京，这似乎成了一个谜，也是朋友们最关心的。在那次北京请我吃饭时，杜勇有意无意地说，在海南自己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海南那地方太小，在中国要发展就只能到北京。到北京才能干成一番大事业。北京是一个气场，只有在那里，一个人的气才能自由吐纳，四处弥漫，覆盖全国甚至全球。可后来大田说，杜勇这是给自己脸上贴金。据大田考证，杜勇离开海南到北京发展，是因为李京回到了北京，到市里通讯部门做了主要领导。杜勇在油田休息的几个月里，李京在北京给他活动着工作。杜勇一开始并没有坐到一个区通讯部门一把手的位置，而是市里通讯部门一个处室的主管。他到区里主持通讯部门的工作，也是五六年后通讯行业改革后的事情。
而据杜勇那天酒后说，从海南回到油田之后，他确实是忙着调动工作，因为长期不上班，油田组织人事部门已经有开除他的意思了。再说在北京找份工作也很难，期间往北京跑了不下六趟，“好在自己有车。”所以那几个月经常来往于北京和油田总部，最终算是遂了心愿。由于不出门的时间很少，从北京和总部回到家就不想出门了，也不想见人，抓紧看看书，充充电，因此没去找我。
那天他请我，我也出奇地爽快，他说完这些，我站起身，举起高脚杯，连灌了自己三杯洋酒，大着舌头说：杜勇，不说了，都是过去式，都是过去时了！
活在北京
听说杜勇的死讯，是在去年12月底，他已经被害一个多月。他被杀死在办公室。据说他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头耷拉在椅子后背外，和身子只剩下后脖颈上的皮连着。顺着椅子，血流了一地。人们发现他的死，也是请示工作的人看到了从门缝流到走廊里的血，之后报了案。
有关杜勇被害原因的传言比当年他在海南发财的传言多得多，不下十几种。且大都是负面的。还有人把杜勇在海南的历史添油加醋地贴在了网上。现在网络的发达让杜勇的前世今生更加透明了，名气也因此更大，但遗憾的是，这些名气从此和杜勇的政治与经济地位无关了。如果杜勇活着，他会认为是自己的损失吗？
几个月过去了，案子至今没破。但是已经被定为大案要案，市委市政府严令公安部门重点侦破。而这些，如今的杜勇只能保持沉默。人已死，至于侦破与否，与死者没有什么大的相干了，只对法律和正义具有意义。
“我以为你早知道呢。”大田在我打电话询问时，惊异于我现在才知道杜勇的死，他说他去送了杜勇，“毕竟朋友一场。”他还见到了李京。李京现在已经退居二线。大田不胜感慨地说，“没想到二十多年没见，好不容易见到了，竟是尸体。”我没有说什么，之后听到大田的啜泣。有几分钟，我们都没有说话，也没有挂掉手机。最后大田还是哭着说：肯定是有人嫉妒杜勇！这个王八蛋！
我相信，大田的骂，大田的这些话，是真诚的。但是我相信，杀害杜勇的人，岂止是嫉妒。
那几天，我的脑子里一直是杜勇请我吃饭喝酒的场景。我突然想起他对我说过的一些话，他当时喝得有点多了，摇晃着走到我的身边，揽着我的肩膀，说，大顺，你是咱五个中最稳当的，你过着你的小日子，多美气。我不行了，我没有自己的日子可过了。我到海南后就知道自己没有属于自己的日子了。我没有老婆，没有孩子。但是，我要好好地活在北京，我要养活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好起来。他还说：
“为了原始积累，我不择手段，但是我到了能够为他人做事的位置，有能力为他人做一些事情了，我会倾力而为，现在我基本做到了。所以我很理解网上炒作的那个乡村女教师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她不是在作秀。她为了乡村的孩子，自己到城里卖身做小姐，她不脏，她的灵魂是干净的也是纯洁的，尽管很幼稚是吧。但我能理解，能理解。”杜勇对自己的过去没有一丝一毫的不好意思甚至悔意。对于一个小小钻井工的孩子来说，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不走一些匪夷所思的路子，他到一百年也不会实现自己的理想。以前，我真没有看出来他是一个如此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但我知道，他肯定是受到了文学的滋养。我说，你没有白读那么多书。
“确实如此。”他说，“你知道，于连，你也知道，茶花女，还有菲茨杰拉德那个了不起的盖茨比……尽管他们都是悲剧，但是我读书的时候，就不相信现实中这些人全都是悲剧。因为我知道那些都是作家编的，我相信任何事情都有成功的失败的。作家把力量都用在了失败的故事，目的是为了达到悲剧效果，因为那些成功的就没有悲剧对人心灵的震撼力大。我就是要吸取他们失败的教训，我就要成功。现在看来，在世俗的眼里，我的今天就是成功了。我有了救助别人的财力能力和平台，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我自认为实现了我自己。”杜勇说这些时，声音里有一丝细弱的感伤和无奈，他举杯朝我示意，喝干了酒。我却在想，他也许已经把我们所谓的作家都看成了能够海纳百川、对一切存在都能接受的人了。他不知道我还是比较守旧的那一类人，在我的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一些东西始终不会动摇，我始终在固守，在坚守，在守护。作为作家，我其实很虚伪，有时候还是不愿面对现实，或者不想面对现实，不敢面对现实。但是在不得不面对现实的时候，总想伪装，就是现在80后90后常说的那个词：装逼。
回想和杜勇在北京喝酒的情景，想一想社会对待一个渺小的个体发出的噪音，是那么的残酷和不公。我不禁浑身发冷。得到杜勇被害消息之后的日子里，我失眠到了忧郁的程度，家人很为我担心。为了从杜勇的死亡里转移出来，我就拼命读书，试图沉浸在虚构的世界里，从而脱离现实。于是就拿出了杜勇和我都喜爱的博尔赫斯。重读他的作品，尤其是《杀人不眨眼的比尔・哈里根》。
“人们替他刮了脸，给他穿上买来的现成的衣服，把他放在一家最大的商店的橱窗里，供吃惊的人们观看取笑。”
这是“英雄小子”比尔被加雷特郡长用枪打死后居民们给比尔的待遇。可当初比尔一枪打死“身体壮实得像牛”的墨西哥人的时候，人们也是这样的兴高采烈，“比尔同大家握手，接受别人的奉承、欢呼和敬他的威士忌酒。”在小说的最后，作者又写道：
“方圆几里路内，人们骑马或驾双轮马车前来观看。第三天，尸体开始败坏，不得不给他脸上化妆。第四天，人们兴高采烈把他埋了。”
读了这篇小说和人物比尔如此的结局，我竟然睡着觉了。之后，我就得了经验，每次遇到睡不着的时候，就翻开博尔赫斯，重读这篇小说的结尾，便会很快睡去。
从此，杜勇离我而去。或者，将离我而去。
从此，不再说杜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