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会强调沉潜前行的晚近年代的诗歌创作，获得了更为自由的写作空间，日常性和个人化经验及其文化立场同样标示了一个时代的特性。然而，这可能更多仅是一种理论描述，令人难以忍受的庸常乏味、苍白无力的顾影自怜，同样是它已然付出的真实代价。人们不再接纳狭隘冷漠、黯然神伤的诗歌，不再宽容情感的虚假和精神的偏执，人们期待真挚明朗、富有思想活力的真情告白。正是这种种心灵内伤使一部分当下的诗歌在喧哗的时代失却了宣示的声音，更失却了富有时代感的诗性魅力与价值。而时代深度和心灵厚度，本应是一种诗学上的“必要的张力”。
如果将晚近年代的诗歌创作放在一个整体的文学背景下来看，人们也许会得出一种同样的感受。可以说，正是由于九十年代以来文学的发展现状越来越显现出一种对复杂的生活现实与历史境遇的疏离和忽视，逐渐拘囿于封闭退缩、日渐逼仄的精神视野和消极无力、自我纠结的叙事困境，明显匮乏本应具有的自我创新的机制与活力，才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文学自身在社会生活中的全面退守和自我边缘化。
文学在精神立场上的某种后撤与退守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和钝化了它自身质询、应答现实与历史境遇的言说能力，遮蔽了当代生活及人的精神发展的丰富性、开放性。这已然构成了我们反思偏执、保守的文学理念的一个基本视点。而如何重新寻找一种言说方式，恢复文学本应具有的现实活力，并以自己独特的阐示方式竭力保持面向现实情境的敞开性、交互性，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回顾以往的岁月，历史的胜景使我们无法忘却，更未敢奢求。公允而言，晚近年代的诗歌虽有传统的承继，却匮乏创造的风度；既是历史的延展，又多少延宕了拓进与超越的机会。人们有理由感到失望，并且为诗歌本在的智慧生命深怀忧伤。诗坛需要重新审视和自我反思。在这种意义上，人们关注和探询当下的诗坛状况，就无法不在内心交织复杂的心情，既充满期待，又平添忧思。
